新媒体传播_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机遇_杨伯溆

新媒体传播：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机遇□ 杨伯溆自传播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我国以来，该学科不断地引发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最后虽以新闻传播学一词的诞生和确立而划上了句号，但比较核心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最容易引起情绪化宣泄和激起泡沫争议的，是所谓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尝试对这一问题做些探索性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机遇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可能发现，或许新媒体传播能使我们超越以往基于意识形态或利益的争论，走上一条比较高效坚实的传播学研究路径。

一、我们的传播学从来就没有西化的问题当我们说西化的时候，多和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斗争相关。

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也是大而化之，很少能进入操作层面。

比方说，当我们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的时候，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耀眼的科技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化上的强势蔓延的时候，或者要借助于西方的文化来进行改革的时候，常常会启用西化这一概念，其内涵也会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理解不同而各异。

早期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如胡适等讲究全盘西作者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

【本文提要】 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学术界的“中体西用”原则，并指出学术界的实践其实也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示了中西治学和追求的根本区别，并由此提出了新媒体传播所带来的超越传统中西对立的机遇。

自然，所指出的新媒体环境，是“理想型”环境，与真正的免于政治和资本侵蚀的公共空间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无可争议的是，新媒体传播所带来的颠覆和机遇并存，这个机遇预示着未来，或许是不可阻挡的未来。

【关键词】 新媒体传播 传播学 西化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G206化，但全盘西化只是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情绪化的反映。

这就是说，全盘西化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的阐释和系统的解释，它从一开始就以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在以后的岁月里，它也一直被当成亲西方或者说西奴的政治口号来批判。

但是不管上世纪当全盘西化这个口号提出时，还是以后社会不断动荡的岁月里，我们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实施过什么全盘西化。

虽然不同的时期程度不同，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我们社会的根子一直牢牢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教）的土壤里，在生活中一直实践的是张之洞十九世纪末系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我们对西方的开放或者引进，一直停留在“器物”这个层面。

任何具有西方文化内涵或者意识形态的西方“器物”，则是在用“中学”这个“体”对其加以驯服，使其达到“用”的标准之后，有机地成为我们各种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逐渐清晰，那就是经历过一百多年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和碰撞，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早已没有了误会，一切都变得无比明朗。

那么，“中学为体”的“体”到底都是些什么呢？这个口号的妙处就在于这个“体”太宏大了，任何有话语权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或者利益加以定义。

事实上，百多年来不同的统治阶层也是这么做的。

虽然因为这个“体”的含义随时代而变，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精确地指出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总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它不是什么。

比方说，这个“体”不讲平等，不讲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不讲双向互动，不讲亲朋好友之外的协作或合作，不讲往前推进的变革，不讲公共空间及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公共生活，不讲主动，不讲不分亲疏的交互和分享等等。

当然，所谓不讲，有的是漠视，有的是针锋相对。

“中体西用”之所以能在过去的百余年里，成为超越不同主流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的相关争议和斗争而形成共识，是因为它讲的是“可持续性生存”。

从宏观上说，这个概念被反复强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中体”，另一方面则指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继承和生存取决于“西用”。

从中观来看，它丝毫不危及中国本土的政治制度，更不会颠覆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从微观上来讲，该概念的着眼点则落在了各个主流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存在和发展上。

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的含糊性让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人都能找到文化上的认同。

虽然在这个概念提出后的岁月里，存在过不同程度的争执和妥协，但事关祖宗，事关江山社稷，这个方针或者说“原则”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接受和传承了。

简言之，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过程，也是对“中体西用”逐步肯定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各种“模式”。

这些模式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相对综合的“中国模式”这样的提法。

而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只不过是“中体西用”原则的实践之一而已。

换句话说，“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不但是现代中国教育模式的自然部分，更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本土的，不是世界的。

更具体地说，传播学在中国被引进和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新闻传播学”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以中国本土新闻学“为体”，西方传播学“为用”的过程，结果与西方的传播学大相径庭。

这是本文下边所要着重讨论的。

二、知识不存在世界或本土的问题除了国学，我们几乎所有其他的学科都来自西方，传播学也不例外。

因此，要想探索中国传播学的特征，就非常有必要了解西方传播学到底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它的使命是什么。

西方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这一领域，以贡献知识为存在的价值。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诸多学科中，虽然传播学属于相对“软”的学科，但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无疑是沿着社会科学的路径推进的。

因此，或采用批判学派的范式，或遵循实证研究的路径，西方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使得传播学登堂入室，逐步进入了包括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在内的学术殿堂。

这就是说，从一开始，传播学就以其明确的学术取向，与传统的新闻学拉开了距离。

通过（社会）科学活动获得的知识之所以称之为知识，是因为它区别于“观点”或“意识形态。

知识的生产过程要遵守严格的逻辑和实证的具体步骤，并且所得到的研究结果也必须随时准备接受被再核实，也就是被证伪。

批判学派虽然并不过于强调使用进行证伪的调查数据，但它既不排斥数据也不拒绝逻辑。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学派十分强调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发展出一套强大的批判武器。

批判学派的学者们使用这个武器，不但犀利地解剖着这个世界，而且在解剖过程中，展示了这个范式所特有的追求真知的魅力。

这就是说，所谓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更无本土之说。

如果你接受西方对知识的认知和定义，以及知识的生产规则和过程，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那么就没有西化这一说。

说知识没有国界，丝毫也不是忽视本土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就社会科学而言，没有人，也不应该有人否定本土的重要性。

但本土因素的重要性的体现，主要应表现在，对西方所展示的知识或研究发现，根据本土的具体特征对他们进行实证学派意义上的证伪或者批评学派意义上的批判，而不是其他。

这需要对西方传播学熟悉到能批评的地步，包括对相关研究方法的熟练掌握。

当然，另一种办法是采取不对话或者伪对话，借助于政治或资本的力量自己定义何为学问。

这是可以做到的，不同的时代都有人尝试过，但这展示的主要是各种现实生活中的利益或利害关系，大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党争”，和本土化没什么关系，也从未有人能展示出其价值。

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本土自己的历史传统，努力开发出以中国为起点的本土传播学。

问题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对世界曾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就是没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社会科学，这才在百余年前开始了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建设。

那么现在，到底出现了什么过去不曾有过的新状况，使得我们能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建立起一套源于中国超越西方的传播学或新闻学呢？任何关于纯粹中国传播学或新闻学的建立，恐怕首先得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异同到底在哪里呢？新闻学和传播学确实有共同之处。

首先，它们的存在都依附于使它们诞生的具体媒介。

比方说，首先有了报纸，才有了新闻学。

报业越发达，新闻学也就越发展。

传播学虽说包含的专业很多，但真正把传播学推上学科地位的是大众传播学，而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则与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发展密不可分。

其次，新闻学作为一种应用学科，讲究的是如何做媒体的内容，诸如“采写编评”是我们新闻学的看家本领。

传播学里的核心分支大众传播学，也包括内容的制作。

比方说，电视制作就是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应用型专业。

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两个学科的共同之处为媒介依赖和应用性。

这就意味着，当它们赖以生存的媒介衰败或消失时，它们的繁荣甚至生存本身就受到了挑战。

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鲜明和巨大的。

学术上的传播学或者大众传播学从根本上来说和媒体内容本身的生产无关。

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无论是记者编辑还是大众媒体组织，都只不过是他或她研究信息流动中传者的一部分罢了。

比方说，传播学家基于对大众媒体组织的研究，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这些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是传播规律，也就是说传播学知识。

传播学家存在的价值，取决于他们对这种知识的贡献，而不是做了什么卓越的新闻报道或者制作了什么优秀的电视节目。

正因为如此，所谓研究型的传播学院与应用型的新闻学院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对学生的训练更是相异。

但是我们的传播学学术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十分明显的本土新闻学特征。

我国的本土新闻学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新闻学。

它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等方面有自己系统的成熟理论和方法。

这就是说，我们的新闻学不但和西方的新闻学不兼容，而且与西方的传播学区别更大。

首先，我国的传播学对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十分薄弱。

而相关理论和方法是使传播学立足于社会科学之林的基点。

自传播学引进三十余年以来，我们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大体上依然处于理解阶段，学者们引以为荣的依然是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某某人的理论，而不是争论西方传播学理论前沿都有哪些，更不是因熟知他们那些理论而介入批评和参与了这些理论的建构。

一个比较悲观的估计，或许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界能够分辨出西方实证学派、批判学派和后现代学派之间实质性区别的都不多。

至于研究方法，其状况就更令人感到困惑。

例如，翻开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那些权威期刊检查一下，对于那些号称实证研究的文章，恐怕严格遵循相关研究方法的几乎没有。

这当然与相关的杂志没多少关系，如果他们实施严格的审稿措施，恐怕不会有几篇文章能够入选。

其结果是，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了三十多年，发表的基本上都是个人观点，虽然有些是很精致的人文观点，但那依然不是知识，没法靠这些观点综述成给学生们授课的经典传播学教材。

简言之，就研究而言，就像我们在生活中虽然基本上都穿西式服装一样，但我们依然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的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们的传播学也是类似，在我们的文章中，常常从西方选取一些专业术语来使用，也常常模仿他们的研究路数来展示我们的一些看法，但那基本上是我们身上穿的那身“西装”，核心是我们本土做新闻学的路数。

本土新闻学的路数是我们国情的具体体现，这里既不是说它有问题，更不是说它不上档次，而是主要指它和传播学的做研究的路数区别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