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伦理_经济伦理_社会变迁_韦伯_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_一书的内在逻辑及评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４－２６作者简介：耿喜梅（１９７５－），女，河北大名人，中央财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政治、政治哲学。

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于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以论文的形式分两次发表。

这本书是他卷帙浩繁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大型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在书中，韦伯从宗教伦理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在西方而不会在东方，“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１］１５通过研究分析，最终找到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即：资本主义精神。

本文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内在逻辑的梳理，指出这种内在逻辑的局限性，并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评析。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在逻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由导论和上下两篇组成。

该书的导论也是韦伯为《宗教社会学论集》整个系列研究所写的。

在导论中，韦伯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研究目的和基本着眼点。

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亦即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Ｅｔｈｏｓ）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不过，他也反复强调他所做的这个比较研究只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观察的结果，这种角度决不是惟一的。

在此书上篇，即问题篇中，韦伯探讨了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职业”观念，并且把深入分析路德的“职业”概念作为此书的研究任务。

从路德的“职业”概念中引出了“天职”一词，即上帝安排的任务［１］５８，从而建立了整个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

在此书的下篇，韦伯探讨了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通过分析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得出包含“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１］１４１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韦伯也明确指出“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１］１４１，从而使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此书得出的逻辑终点。

韦伯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

在理清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论证的逻辑起点和终点后，接下来最关键的是看韦伯如何进行论证，通过什么环节把起点和终点联结起来。

韦伯以“天职观”为逻辑起点，具体讲是指“上帝应许的惟一的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他的天职”［１］５９。

“天职观”的价值理想引发出的清教徒勤勉于世俗职业的入世禁欲主义行动，使劳动成为他们在“上帝面前增加荣耀”的资本。

宗教伦理・经济伦理・社会变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在逻辑及评析耿喜梅１，严翠玲２，柴淑芹３（１．中央财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２．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石家庄０５００６１；３．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石家庄０５００９１）摘要：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宗教伦理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原因。

韦伯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精神。

他在论证过程中过分强调了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的作用。

马克思唯物史观既注重精神因素的作用，又重视精神背后物质因素的力量，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全面分析。

当然，尽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存在局限，但它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建设还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关键词：宗教伦理；经济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社会变迁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Ｃ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９７２（２００６）０５－００５６－０４第８卷第５期石家庄学院学报Ｖｏｌ．８，Ｎｏ．５２００６年９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ｅｐ．２００６“天职观”是韦伯新教伦理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韦伯眼中的宗教是“祛魅”，即宗教经过了一个从非理性化向理性化进化的过程，理性化的宗教摆脱了各种神秘的巫术力量，一切可以通过计算、可为人控制的因素的作用。

韦伯认为这种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和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从内部对人们的行动发挥强大的影响。

在新教伦理转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过程中，“理性化”过程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韦伯认为宗教的理性化过程标志着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

“理性化”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一种合理而一致的选择，即人们强调经由理性的计算来自由地选择适当的手段实现其目的。

它包括个人观念的理性化、经济组织的理性化、国家管理的理性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把宗教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的程度视为社会行动和社会组织的理性标志。

宗教的理性进化标志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

韦伯认为这种理性化只存在于西方，而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虽然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等等，只是停留于经验和直觉的基础上，没有达到所谓的“理性化”阶段，所以资本主义精神只产生于西方而没有在东方产生。

韦伯认为“理性化”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

他认为“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他也强调“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１］１５。

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中也明确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动。

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２］。

在这一点上充分暴露了韦伯走的是一条观念唯心主义道路。

韦伯阐述了信仰和价值决定社会存在的错误命题，将新教伦理看作导致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

这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道路迥然不同。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内在逻辑的局限性韦伯通过宗教研究社会，他从特定的宗教角度探讨宗教怎样通过伦理决定人们的社会行动，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迁过程。

他在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考察了在特定的时刻和情境下宗教观念是怎样通过经济伦理而成为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的。

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变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社会变迁的视角。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非常有意义。

在韦伯看来，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不断追求财富的精神，由此衍生出时间信誉观念、效率节俭观念、平等竞争观念、诚实谨慎观念以及计划收支观念等。

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艰苦劳动和积极进取的理性精神。

同时，韦伯认为这种精神是西欧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３］３。

所以宗教与经济领域在一段时间内便因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而取得了和谐。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暗含着经济伦理的环节，也就是说由于宗教的理性化使得新教伦理中的某些特质在一定意义上与经济伦理相吻合。

清教徒在自己的工作中十分努力，积累下财富，他们那种苦行主义教规不许把这些财富用于消费，同时又不许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白白放在哪里不派用场。

结果，他们便克制肉体欲望，用于投资，产生一种新的经济秩序。

对清教徒而言，追求财富和有待成功的欲望与节制禁欲的伦理奇妙地结合在社会个体身上，形成了推动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并在总体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因。

天职观念使得教徒能通过以世俗职业上的物质成就来确定上帝的恩宠，反宿命论的教义从一种听天由命和消极等待转变为一种积极活跃而繁忙的世俗创造活动。

新教徒认为“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１］３８，“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１］１３５。

“新教徒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１］２６，“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１］１３５。

的确，“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韦伯在寻找它产生的根源上是片面的。

虽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１］６７是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论点，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如果旧第５期耿喜梅，严翠玲，柴淑芹：宗教伦理・经济伦理・社会变迁５７日的新教精神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１］３０。

在资本主义扩张动力上，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１］４９。

在这里，韦伯又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在韦伯的整个分析中，暗含着一个黑格尔式的命题，即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资本主义是最合理、最完善的社会形态，那么，就否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质变。

韦伯实际上是持这种观点的。

相反，如果资本主义存在着质变的可能性，那么它并不是最合理的，它还需要发展到下一个韦伯并不愿意承认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

在此，韦伯又陷入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之中。

三、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他也力求把握社会发展的逻辑这一环节。

马克思把经济要素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

这一点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尤其是他早期建立唯物史观的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来，马克思是从批判宗教、国家和法着手，逐步深入到探讨其物质根源，发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创立唯物史观的。

他的基本结论是：社会的经济生活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意识。

马克思主义注重“物”的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对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强调实践的社会科学，也立足于人本身来理解历史和社会。

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发展的历史。

在社会发展中人本身不应被忽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来就是重视“人”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