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制变革视野看甲午之败
论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的打击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论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的打击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内容摘要:甲午之败,割地赔款,丧师辱国,空前旷古。
同时甲午战争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争的结局使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发生了质的变化。
同时甲午战争也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战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840年以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黄金也被后来的英镑美元取代了。
中国和印度曾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倒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世界变的有边界,当国家权力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的前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有时候,你会对历史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的国度缓慢的步伐一致,所以伟人们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
而1894年夏天的甲午战争,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临界点,它无情的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帝国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已经追不上衰败的速度,也正是这种速度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甲午战争的起因、经过及结果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急需市场、原料产地及商品输出市场,又由于军国主义传统及武士道精神与天皇制残余的影响等,日本把目光放远,制定了争韩侵华的“大陆政策”。
而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
同时日本政府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
[最新]甲午之战中晚清兵制的弊病及其根源
甲午之战中晚清兵制的弊端及其根源甲午之战终结了大清帝国“中兴”的神话,对中国历史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种结果在当时似乎是出乎大多数中国人意料的。
如赫德在1894年7月27日估计:“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
(《中国海关和中日战争》)”人们在惜叹甲午战败之后,往往试图寻找出甲午战败的原由和清末“洋务运动”的弊端。
现在的几乎大多数对甲午战败原由的评论,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武器的原因,不是中国战败的唯一原因,相比之下,军制方面的原因更重一些。
如果我们假设军制方面的原因是甲午中日战败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中日军制在当时的差别上做一个横向上的对比,而不是仅仅在纵向上,对于中国军事改革在事前事后变化的留意。
一般来说,某一国的兵制包括:军事力量组织体系、编制和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等等众多方面。
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对这些方方面面作无序讨论。
所以,我在这里试图对于这些方面进行整合,黄仁宇和王国斌等对于中国社会的三级构建理论给了我很大灵感。
我考虑能不能把中日之间在军制上的差别以一种“三级结构”的结构加以分析哪?如果,我的基本命题是成立的。
那么,中日之间的军制结构可以整合为“决策中枢(宏观决策)-战斗群体(战斗个体的组织)-战斗个体(有思想和技能的士兵)。
在权力职能划分上可以简化为:中央-将-兵。
一.决策中枢我所定义的决策中枢是对整个战争做战略上的决策的机构,一般来说,这样的机构的职责是:决定对战和的取舍、对中级和下级“战争结构”宏观管理和调拨等,决策机构直接对战争的全局负责。
下面由于我们对于中日决策中枢在几个我认为典型的方面进行分析:1.权力的集中:在历史角度讲,中国对于军权统一于皇权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很长时间军权是分散于幕府与大名之间的,但是在对中日决策中枢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发现日本拥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决策权力中心,而中国的决策权力中心却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
甲午战争:制度与观念之败
甲午战争:制度与观念之败《日本国志》出版的幕后故事雷颐《中国青年报》( 2014年07月30日 07 版)今年是中国惨败于日本的甲午战争120周年。
当年,中国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一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
根本原因在于此时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基本上建成“现代国家”。
然而,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根本不屑于了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朝野对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东夷”、“蕞尔岛国”的认识。
直到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一向为中国轻视的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才对日本有新的认识。
此时此刻,《日本国志》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
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
曾多有人责问他为何不早出此书,使国人了解日本,或不会轻易言战,或会认真准备,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
连梁启超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
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
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1876年中举。
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前往东京。
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国家,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各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
从甲午战争看晚清军事改革的失败
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完全是对外部威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性被动应对,缺乏社会整体改革进步的大基础。反而由于政治和社会的腐朽、衰败,军队改革和建设被恶劣的大环境所包围和侵蚀,积习难以改变,虚浮、淫逸之风日盛,新政逐渐走样。
陆军虽引进了西式装备,训练却重形式而轻实效。防勇、练军各部的训练,多以校阅时“步武枪法一律整齐”为满足,缺乏从实战出发的严格要求,终至“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北洋海军初创时训练比较严格,但成军后逐渐松懈。“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战后称:“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且“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编队训练,更是“先期预定”。“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平日操演船阵,……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结果临战便难以机动灵活地变化。
晚清近代化军事改革的过程,基本上是外促内、下促上。来自外部的侵略使得清政府内部变革的呼声不断出现,且日益升高。担负重任且较有战略眼光的地方要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时局急需,分别从局部先行着手实施。清政府则被动接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所动作。这就使得晚清军事近代化改革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始终由地方督抚唱主角,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清政府军政大权貌似仍然一统,实则根本无法建立起对改革进行统一组织领导的有效机制,也从来没有从顶层对改革进行规划设计,甚至没有设立统一的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专管机构,未形成完善的装备引进、生产体系。创办军工企业,引进装备与制造新式武器,编练新式部队,都由各地督抚和封疆大吏自行处置。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试图一统海军指挥管辖权,但由于“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系各军为一队” 。湘系、淮系,南洋、北洋,各路诸侯自搞一摊,互不协调,甚至各谋利益,互相掣肘,加之保守势力的攻讦和阻挠,改革进程反反复复,步履艰难,事倍而功半。
谈甲午战败之因
谈甲午战败之因摘要:1894年,旧历甲午年,中日战争爆发,于次年以中国战败而告终。
战败之后,清政府屈辱求和,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台湾、赔战款,以求自保。
现在看来,当时中日同属东亚国家,且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中日国家格局也颇为相像,那么为何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得以轻易取胜,而中国却付出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代价?重新梳理历史,本文在政体、器物、用人三个方面对当时的中日两国进行对比分析,就甲午战败之因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政体器物用人1. 政体之异十八世纪之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资本的积累导致殖民主义的扩张。
而地处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无疑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西方影响的两个国家。
但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中日两国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首先来看中国,自康熙帝起,清政府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除极少数港口外,清政府与外国不进行贸易往来,并拒绝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主要与几个方面有关:第一,中国大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清廷产生“天朝圣国”的幻想,而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
统治者认为,我朝泱泱大国,地大物博,根本无需与外界发生联系即可万世永存。
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英军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清政府仍幻想在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便可息事宁人,使西方国家不再来华侵扰,以期长久和平,从而继续稳固其“天朝”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
而且,“天朝大国”的统治者将日本人视为“倭寇”,认为如此岛国不成大器,以致战争之前并无丝毫准备,开战之初也盲目自大,未曾足够重视。
第二,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制度的统治。
政府的官员主要由很少受到西方影响的内地知识分子产生,这些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阶层专心于儒家著作,“他们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非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1]。
因此,西方技术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屑一顾。
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的西方人的野蛮行径,更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对他们持一种鄙夷的态度,更不用说接受他们了。
论清朝甲午之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当代现实的启示
论清朝甲午之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当代现实的启示从战前准备而言,首先,清朝闭关锁国久矣,虽比日本早些主张向西方学习,但这是戴着拥护君权的镣铐与封建思想的枷锁而言的。
其墨守成规,毫无创新意识,故其只学至皮毛。
而反观日本,其从明治维新起便开始全面了解学习西方先进领域促使日本发展。
其次,一直以来,凭借中国地广物博的清朝人士向来瞧不起地狭人稀的日本,更致命的是清方完全不了解日本更不知日的进步。
再加上日本对中国这一肥肉早已垂涎久已,他们早派遣大量情报人员进入中国深入调查研究中国情报,深知中之底细。
而且当时清朝正处于被列强侵犯与剥削阶段,单从军事力量的发展与投入便远不及日本。
从战中过程而言,日本的主动进攻先发制人,让一向瞧不起日本的清朝官员大吃一惊,一时慌了阵脚。
而当时执掌大臣李鸿章,更是令人费解,他已日本无端先发起战争,认为理屈在日,将希望寄托于列强对日调停上,殊不知惟有实力才是硬道理。
再加上清朝官僚制度混乱,作风不正,社会黑暗,且主权者轻重不分,将个权放前,国家利益抛后。
大敌压阵,清政府懦弱的本性也随之而出。
且当时北洋与南洋舰队分别由两股势力不相容的势力注成,无法统一指挥对外。
根本而言,落后的封建制度终敌不过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
甲午之败早已注定,落后就要挨打,故,《马关条约》再屈辱再不公平又如何。
先不说大量的赔款重重压在百姓肩头,单是允许日本无条件在中创建工厂就已严重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一败,更是充分暴露出中国清政府的无能与懦弱,让西方列强吞噬中国的野心益加膨胀,也致使台湾问题至今无法彻底解决。
甲午之败对当代现实的启示我从如下两个角度阐述。
从国家角度:首先,一个国家要发展,他必须得具备创新意识。
唯有创新方可为国之发展注入动力。
而创新意识的培养起源于思想意识的解放,也就是重视教育的发展,故国家更应注重教育的重要性,尽早完善教育体制。
其次,执政拥权者使者国家着一高楼的骨架,被各种弊病主控的骨架怎么能支撑起大厦,故国应更加注意相关官员,执政党人的培养和操守。
论甲午战争失败的必然性
论甲午战争失败的必然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
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1军队里: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
、首先中国自身的军事工业,特别是军事指挥思想落后.当时日本陆军已经基本完成了枪械化,而中国陆军大多数还是使用冷兵器,而在军事指导思想上日本比较好的接受了西方近代先进的作战思想,而中国则主要还是以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为主.其次是在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时落后与日本,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中国是先于日本向西方购买武器特别大型的海军战舰,但是随后被日本迅速赶上并反超,黄海海战中让中国海军吃尽苦头的日军"吉野"号本来是英国为中国制造的,但是中国无法按期支付建造费,结果被日本抢购.再者就是部分中国军队贪生怕死,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统治阶层昏庸无能,消极避战,面对全力一战的日本显得软弱无用。
陆军与海军不能做到团结一心,一致对外,陆军与海军矛盾重重,不能够做到很好的配合。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
2清政府:清政府对于增加国防提高军事实力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楚。
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战争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战争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
甲午,为何一败涂地
甲午甲午:为何一败涂地?120年前明日,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次年,北洋水师覆灭、马关条约签订,中国陷入深重灾难。
两个甲子过去了,很多中国人仍不明确战败的真正原因,最近和朋友聊,得到最多的观点是:大清只看到了大陆上的利益很大,没有看到海洋上的利益,说的对也不对。
现在中日关系非常微妙。
围绕钓鱼岛的一系列冲突,导致中日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
日相参拜靖国神社,甚至解禁集体自卫权,使得甲午之耻又成热点。
日本侵略中国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所以今年这事就特别的热烈。
加上南海的冲突,海洋显得更重要了,这也是我们突然出版竖版地图的原因。
有人说韬光养晦的日子过去了,但我们不应忘记甲午失败的真正原因:军队腐败,政治制度腐败,国民愚昧,国家失去凝聚力,历史有时何其相似!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身处战区的清朝百姓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完全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
在日军占领的大清领土上,当地百姓不但完全配合日军,并且在提供劳力,保持治安等方面积极帮助日军,以至于随行的日军记者有“箪食壶浆”之叹。
这一情况并不只出现在少数地区,而是在战区普遍存在。
为何会出现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让我们来探究这一情况背后的玄机。
民心民心:百姓纷纷助敌清朝的百姓为何阻止自己的军队,却对入侵的日军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因为中国民众未能形成空前的热情,而当时日本民众狂热支持甲午战争,面对中日之战,日本臣民“如醉了一样,全国各地连贫民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也想贡献出来,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们也捐献10钱,竟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
”日军开赴朝鲜和中国时,在出发地所到之处,“到处挂满国旗,各家口挂着灯笼”,“时而有烟火升空,紫色、白色的烟焰腾空而起”。
“‘帝国万岁’的大旗和鼓掌祝贺的民众队伍,各站大同小异。
”甚至虽“穷乡僻壤”“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盆大雨在站外高唱军歌。
”日本国民形成空前的支前。
而清朝的情况却是相反的。
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几点思考
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几点思考作者:马军臣来源:《赢未来》2018年第05期摘要: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
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
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
关键字: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甲午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永远需要中华民族铭记与思考。
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
首先源于制度。
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
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
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
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
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
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
这种教育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而非“唐化”后的旧式教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这种教育导致的结果是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
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没落封建王朝的对决,因此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其次源于战略。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
晚清政治斗争与甲午战争的失败
晚清政治斗争与甲午战争的失败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清政府政治内耗严重,具体可以分为帝后党争、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斗争。
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来作分析,试着阐述清楚清朝晚期政治斗争与甲午战争失败之间的联系。
标签:晚清;政治斗争;甲午战争19世纪中期的中国和日本都在为走出一条近代化的道路而苦苦探索着,甲午战争的爆发正是对各自近代化的成果一次检验,中国的战败也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甲午战争的战败主因是当时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封建体制造成了清政府内部的严重内耗,无法发挥力量来御敌,面对战争的来袭这种封建体制下的政治内耗只能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内部政治斗争,各个派别互相制肘,各个势力心怀鬼胎,民族矛盾长期存在,地方势力过于强大与中央矛盾突出,这一切导致清政府无法拿出统一的、行之有效的应对战争办法,最终造成甲午战败。
一、帝后党争晚清时期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主要发生在清政府和清皇室的高层,而高层内部斗争主要是围绕慈禧展开的。
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实际掌握政权近半个世纪,她掌握政权的时期也正是国家衰落,民族危亡的困苦时期。
因此她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当时和未来都有深远的影响。
帝后党争是晚清政治斗争的核心,更对甲午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帝党的形成源于晚清的一个政治流派——清流派。
清流派多以饱读诗书科举出身的中枢京官为主,他们多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秉承传统的道德标准,采用对外强硬的姿态,主张妥协的官员则会被弹劾或指责为卖国贼,成为其抨击的对象。
清流派以帝师翁同龢为核心,骨干有礼部侍郎志锐、工部侍郎汪鸣銮、贝勒载澍、户部侍郎长麟和瑾、珍二妃等人。
他们背后倚仗光绪帝,在光绪帝亲政之后清流派逐渐转变为帝党。
后党的形成是与光绪帝亲政同时进行的,在光绪帝亲政之前,慈禧重用了一些权臣,而光绪亲政之后,这些人为了既得利益不得不继续投靠慈禧这棵大树,“凡太后所用之人,皆有不安之意,恐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其权位”。
甲午战争对中国现代军事的启示
甲午战争对中国现代军事的启示甲午战争,也称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重要的战争。
该战争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之间,对中国现代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这场战争对中国现代军事的启示。
首先,甲午战争揭示了中国军事的腐败和衰败。
当时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训练和组织方面明显落后于日本。
在战争初期,中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许多战役以惨败告终。
这引发了中国内部对军队的批评,并迫使中国开始进行军事改革。
其次,甲午战争还暴露了中国传统的武力观念和战争思维的局限性。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采取了保守的战略和策略,没有能够灵活地适应日本的新型战争方式。
相比之下,日军采用了先进的火炮、机枪和铁甲舰等新武器,展示了日本军队的现代化战争实力。
此外,甲午战争也启示了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工业基础方面的不足。
中国当时在军事科技和工业生产方面严重依赖外国进口,而这正是日本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场战争迫使中国开始加强自主研发和发展先进军事技术的能力,并逐步推动了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
再者,甲午战争引发了中国对外交政策的深思。
该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与列强相对立的一个缩影,引发了中国政府对外交策略的调整。
中国开始探索和借鉴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和组织模式,以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
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现代军事还启示了军队的培养和士兵的素质。
中国军队当时遭遇了严重的士气低落和军纪松弛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这场战争迫使中国开始进行军队改革,加强对士兵和将领的教育训练,并加强军纪建设,以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总之,甲午战争对中国现代军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它揭示了军事腐败和衰败、暴露了传统的武力观念和战争思维的局限性,同时也启发了中国对军事技术、工业基础、外交政策、军事培育与士兵素质等方面的深思和改革。
这场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军事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_甲午战争失败的影响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_甲午战争失败的影响 《马关条约》产⽣的⽆疑就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装备劣势。
下⾯就由店铺告诉⼤家分析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吧!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 ⾸先,⽇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本天皇就确⽴了对外扩张政策,宣称要以武⼒“开拓万⾥波涛”“布国威于四⽅”,维新之后⽇本虽然建⽴了西式军队,但是在其军队当中仍然盛⾏着其传统的武⼠到精神,且⼠兵对于天皇是绝对的忠诚,可为其⽽死,所以其军队的战⽃⼒是⾮常的强悍的,⽽且由于受⾃然条件的限制,⽇本早已垂涎中朝两国的丰富的资源,于是⽇本制定了⼀个以侵略中国为核⼼的⼤陆政策。
同时⼤⼒发展海军,从1890年开始拿初国家财政收⼊的⼤部分建⽴和发展近代的海军,其宗旨是以超越北洋海军为⽬标的,到甲午战争前,这⼀⽬标已基本达到。
可以说⽇本对于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他们不惧怕战争甚⾄渴望战争,因为这⼀战不但可以掠夺殖民地抢夺资源,⽽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机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第⼀⼤国!此战⽇本可以说是以国运相赌,若胜便是⽻化成仙,若败则死⽆葬⾝之地,所以⽇本是抱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来的,他们不是来挑起战争的,⽽是来拼命的! 反观中国,此事中国古代官场的⼟特产品------党争,再领风骚,帝后⼆党⽃得是不亦乐乎,根本旧⽆暇顾及⽇本,或者说根本就没把这些倭奴放在眼⾥。
统治集团内部的失和在很⼤程度上是影响了战局的。
其次,清军三军主将能⼒平平。
甲午中⽇战争中黄海海战清军失利,⽽黄海海战的失利并不可将全部责任推到军费被挪,操练不勤等问题上,北洋舰队主将丁汝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排兵布阵上存在着重⼤的问题,隔⾏如隔⼭,让⼀个陆军的将领去指挥海军,这⼤有中国⾜球长期把持在⼀个从来都没有踢过球的⼈的⼿中⼀样,胡闹! 平壤战役未始,主将叶志超狂奔数百⾥,渡过鸭绿江;⽇军将攻旅⼤,旅⼤主将赵传业随即乘船逃跑,等等,诸多的跑路门,涌现出了诸如叶跑跑、赵跑跑这样的长跑将建,可见但是⼀些战略要地的清军主将真的连酒囊饭袋都不如啊!虽说主将逃⾛后仍有许多的军官⼒战拒敌甚⾄是以⾝殉国,然⽽主将⼀跑,⼈⼼即散,群龙⽆⾸,各⾃为战,终不成⽓候。
甲午战争的深层原因:战略决策失误与制度缺失
甲午战争的深层原因:战略决策失误与制度缺失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对于甲午战败之因,梁启超曾经讲到,“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从战略决策角度分析,清政府战略决策屡屡失误,既与决策者自身认识、分析和决断能力不足有关,更与缺乏先进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有关。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
近代化军队与农业时代的军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陆军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还产生了新型的炮兵、工兵、后勤兵、卫生兵等,同时海军舰队逐步成为主要作战力量。
作战空间不再局限于陆地和河流,而且延伸到海上。
战争保障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粮草等方面,而且涉及国家的工业、交通、通信、金融体系等。
从东北亚战略形势看,这场战争不仅与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历史命运直接相关,而且将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大国卷入进来。
各种国际力量及其利益在这里纵横交错。
在如此复杂的战略环境中进行决策,必须把内政与外交、军事与政治、陆战与海战有机统筹起来。
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科学的近代化决策体制机制,不可能做出正确有效的战略决策。
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新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
早在1878年,日本就开始模仿德国的陆军制度,将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是一个近代化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机关,它的职责是贯彻和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拟定、落实作战计划,组织进行战前动员,指挥协调各部队、各军种、兵种之间的配合以及调动部队作战。
至1879年,参谋本部已经能够有效履行职责。
1893年,天皇又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
在大本营中,参谋总长参与筹划最高统帅部的机密事项,负责拟定全军的重大作战计划。
在大本营中设置各机关的高等部,根据重大作战行动计划管理相应事务。
1894年战时大本营正式开设后,为了统筹军事、政治和外交诸方面,日本首相和外相也都参与大本营会议,共同决策。
决策层尽管有内争,但能够一心对外,从民主到集中,形成统一意志。
甲午失败的启示 面临改革的关键期时要排除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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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失败的启示面临改革的关键期时要排除万难
导语: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中国军人更不应该忘记!,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
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中国军人更不应该忘记!
,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
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
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
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
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
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
生活常识分享。
甲午战争清王朝为何战败 战争开始前结局已揭晓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甲午战争清王朝为何战败战争开始前结局已揭晓导语:成功的明治维新,失败的洋务运动日本真正崛起并对中国虎视眈眈,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提出的目标是“开拓万成功的明治维新,失败的洋务运动日本真正崛起并对中国虎视眈眈,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
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提出的目标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其勃勃野心展露无遗。
在此之前,日本同样被欧美列强的炮舰叩开国门,但日本这个崇尚强者、学习强者的民族,迅速转向强势的欧美全面学习,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一份文件中说:“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
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
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由此,日本在近代史上开创了一个提倡衣食住行、语言文化甚至极端到日本人种也要“欧化”的时代。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具体负责殖产兴业的工部省,仅1868-1875年间外聘就达到2497人次。
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的待遇很高,当时日本一个部长的月薪是500日元,而外籍专家则在800日元以上,个别专家的月薪高达2000日元。
1884-1894年十年间,日本铁路增长了6倍多,船舶(500吨以上者)和煤增长近3倍,生丝和铁的生产指数增长一至二倍,蒸汽机由409台猛增至1808台……到甲午战前,日本的迅速发展已让世界刮目。
此时,大清也在进行以近代化为特征的洋务运动,而且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8年,但其进程却非常艰难曲折。
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们,大部分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相信世界已生活常识分享。
甲午之败到底为什么
甲午之败到底为什么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
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
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
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
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
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
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
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
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
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
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
清朝怎么能赢?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
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
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
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
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
”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
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
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
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
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
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
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结果,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
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
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
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
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
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
甲午之败,败在国不能战、军不能战!
作者: 钟少异
作者机构: 军事科学研究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历代军事历史研究室
出版物刊名: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页码: 13-16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3期
主题词: 甲午之败;清朝;日本;国不能战;军不能战
摘要:甲午战争是晚清中国战争的总爆发,日本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可谓目标明确、处心积虑、蓄势而发。
清朝末期,整个中国腐败不堪,整个军队也腐朽不堪,以致国不能战、军不能战,结果就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国不能战的体现是:领袖集团腐败无能、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形不成国家的统一意志和统一力量。
军不能战的体现是:组织混乱、指挥无方、斗志不坚。
甲午战争之败
甲午之败,其直接原因,如前所述,即清廷在庙算与战备两个层面,均落后于日本甚多。
然若论深层因素,则不得不检讨晚清30余年“洋务运动”之成色。
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廷高层受列强东来之刺激,而采取的一种革新应对措施。
其基本内涵,如李鸿章在1864年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
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李氏一直是西方军事技术的忠实信徒兼重要购买商。
当然,李氏的认知也一直在变化。
譬如,13年后,他已明白,“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
”②北洋海军留洋管带群体、天津水师学堂等等,即是这种认知下的产物。
军事之外,李氏亦观察到西方列强疆土狭小,但“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反观中国,疆域辽阔,却“积弱患贫”。
究其根源,李氏早年认为乃在“煤铁二端”,但稍后亦有深入改观,转而意识到,“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裕饷源,莫如振商务”。
③这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认知模式。
李氏曾拟扶植绅商购置机器创办织布局,上奏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④,亦显然已将工商业视作清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至于政体,李氏至晚在1870年代末已抛弃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观念。
1877年,郭嵩焘曾致函李氏,详细赞赏西方的“议政”体制,李氏的回应是:“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
”⑤综上,不难粗略窥见,洋务运动虽以“师夷长技”为核心,然其代表性人物李鸿章,当日的认知水准,并不亚于日后鼓吹维新、立宪一类人物。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起自西方的近代文明,乃是一种有机统一的整体,粗糙地讲——李鸿章办洋务,虽仅从军事技术及军事工业入手,然军事工业,势必关联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后两者又势必关联铁路、开矿等条件,上述种种又势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来提供人才支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关系到科举兴废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问题。
李氏致力于“洋务运动”三十余年,其认知深入到上述程度,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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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制变革视野看甲午之败2014年07月14日15:19新浪历史作者:胡卓然我有话说(237人参与)评论中大奖(237人参与)1894年10月29日,日本第一军大部队跨过鸭绿江,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
退至凤凰城的部队,士气极度低落,其中四分之一的士兵没有兵器,大炮和枪支弹药在撤逃时被丢弃。
宋庆认为士气短时间内难以振作,凤凰城的地势不宜防守,于是下令舍弃凤凰城退守摩天岭。
图为撤退路上的清军。
导读:今年7月25日,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纪念日。
这场战争对近代中国意义重大,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的失败,又激发了知识界变革政体的要求。
同时它也改变了东亚格局,乃至刺激了日本走向扩张道路。
甲午战争,可以称之为近代中国的重大议题。
新浪特邀请各领域专家,从国际、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析甲午败局的成因,品评甲午战争影响。
以史为鉴,启迪未来。
本文拟从中日军制的视角分析甲午之败的成因。
(文/胡卓然)甲午战争打碎了笼罩在晚清统治者心头的迷梦。
一个历史的疑问则在战后成为全国上下的话题:“天朝上国”究竟何以败于“蕞尔岛夷”?关于甲午战争惨败之因的讨论,自中国战败之后起一直有着多种多样的看法。
在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讨论之中,有一种难得的见解:军事制度被认为是甲午之关键败因。
袁世凯“实亦军制之未善”。
而大思想家严复认为,欧美军事制度,“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
但是历史的局限性,让当时的人们不可能全面认识军事制度的区别对于战争走向的影响。
在今天,透过珍贵史料重窥这段已过去了一百二十年的史实,将让我们对于历史的有一个更明晰的认识。
中日对于军事制度变革的不同态度中日两国同为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封建国家。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开展洋务运动来着长技以自强”,这一股“自强”的浪潮,使清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和升级,但是,正如晚清军事史研究专家、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说的这样:“而军队的组织仍然保持旧有的形式”。
清朝军队里,八旗兵和绿营兵是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其数额、编制、薪饷、防区均有定制,故称为国家经制之兵。
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先采取世兵制,“世代以当兵为业”。
自康熙平三藩之乱开始,养尊处优的八旗官兵腐败日盛,战斗力逐渐衰弱,渐渐不堪一击,其地位被绿营取代。
但是承平日久的绿营,也步八旗兵的后尘,迅速衰弱下去。
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太平军和各地起义军的打击下,绿营兵又呈现出不堪一击的表现。
在这一历史时期,湘军和淮军作为地主官绅兴办的团练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种地方招募的的“勇营”逐步发展成为清朝陆军的主力。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保持着募兵制,以临时征召壮丁的办法补充兵员。
勇营成为主力,“兵为将有”,中央兵权下移于将帅,作战指挥权的统一性受到削弱,带有地方军阀色彩的军队实际上开始出现。
募兵制和指挥权分散都是落后军事制度的表现。
但是清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军制问题的严重性。
醉心于“洋务运动”的清朝统治者们,对军事制度的变革和进步其实并不十分关切。
他们对于欧美军事实力的优势,没有从军事制度上来考察和分析,仅仅停留在“船坚炮利”的粗浅认识上。
于是,在洋务军事活动中推行的各种“强兵”措施,一直只是重视改进军队的武器,却一直漠视军事制度的变更。
就在清朝军事制度军事制度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东邻日本却悄然开始了对新制度的学习。
日本被打开国门之后,也产生了民族危机感。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较早认识到了自身军事实力落后与军事制度有关。
于是,日本较早开始引入了新式军制。
早在幕府统治末期,幕府及各藩都陆续引进了欧洲各国军制,期望以之改革日本军制(日语里称之为“兵制”),进而改变日本军事实力落后的困境。
从日本当时统计来看,引进了英国式军制的有萨摩藩等十七个藩;引进了荷兰式军制的有水户藩等十一个藩;引进法国式军制的有高知藩等九个藩;另有一个纪州藩引进了普鲁士式军制。
但是,这种全国军制不统一的局面,阻碍了军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成为“日本陆军之父”、此时在兵部任要职的山县有朋首先认识到:“欲完成维新之大业,必须打破列藩割据之弊,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
而欲实行中央集权,就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
不久,日本全国性的军制改革也呼之欲出。
1868年,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与倒幕派军队谈判,实现“无血开城”,把江户城献出投降,同一年天皇改元“明治”,迁都于江户,将之改名东京。
幕府统治的覆灭,也为全国性的军制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明治初年,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即主持了日本第一场全国性的军事制度改革。
明治二年十月,日本明治政府发布了改革兵制的布告,下令各藩统一改革兵制。
布告宣布:“兵制之议,虽应立为皇国一般之法,然今般之常备兵员之制,海军将斟酌英吉利之制,陆军将斟酌法兰西之制而编制,故各藩之陆军应先仿法兰西制渐行编制之改革”。
至此,日本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军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军制,从而结束了各地军制杂乱的局面。
此次改革又正值普法战争时期。
在这次改革之后,德国通过连年的战争终于获得统一。
1871年(明治四年)1月,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此后德国军制仍沿用普鲁士军制。
选用了法国军制作为陆军军制的日本,一直关注着普鲁士和法国的战局进展。
日本兵部省曾派遣大山弥助(大山岩)、品川弥二郎等人去战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明治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陷落,给陆军采取了法国军制的日本以很大的心理震动。
此前一直被忽视的普鲁士军制(仅有纪州藩这个小藩曾引进过),开始引起日本军界的重视,渐渐出现了依据普鲁士军制来重新实施日本军制改革的呼声。
普鲁士实行男子“全民皆兵”的征兵制。
男子一般情况下均需服兵役。
而兵员在服役期满之后,继续编入预备役和后预备役部队。
这样后备兵员一直保持充足,可以在战时迅速成建制组建新的部队。
而全国上下的适龄男子普遍服过兵役,军队的战略战术训练和军事技能教育渗透到他们的人生经历里,也确保了新组建部队的战斗力。
当时日本派遣赴欧专门负责考察军事的山田显义,指出:“普鲁士军制强盛是自1808年至1812年改革旧制而坚立鸿基。
当时普鲁士常备兵员仅四万二千人,1866年与奥地利交战时已变至十三万大军及至今日已备有一百三十八万兵员”。
日本对于普鲁士军制的持续重视,终于催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军制变革。
日本在甲午之前的军事制度改革明治四年(1871年)十二月,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和2名少辅川村纯义(海军)、西乡从道(陆军)一起提出再次改革军事制度的建议。
这份建议里,把有充足后备兵作为普法战争之中普鲁士的胜利根源,据此提出男子20岁均需服兵役:“近岁普鲁士之胜法兰西者,无它,盖预备兵之兵力也。
今皇国宜定其制,凡男子二十岁、身体强壮无残疾者,不拘士、卒族,使充兵役,编入队伍之中。
服役经年方可回家。
全国若有一夫不征为兵,则人民住所亦无以为守”。
近一年后的明治五年十一月,日本明治天皇发布了《关于征兵之诏敕》:“兹基于本邦古昔之制,斟酌海外各国之兵制,设全国征兵之法,以立护国之基”。
虽有“基于本邦古昔之制”这句话,但实际上日本已放弃了落后封建的旧军制,逐步建立起崭新的军事制度。
明治六年一月,征兵开始在日本实施,根据“士已非从前之士,民亦非从前之民。
均为皇国一般之子民,报国之道本应无别”的理念,近代意义的全民范围的义务兵役制在日本国内建立起来。
日本随后又在指挥权问题上实现了军事制度的改革。
此前明治四年的七月实行了兵部省官制改革,设立参谋局,但是军令机关仍从属于军政机关。
明治十一年(1878年)十二月,日本参照德国军事制度里军令、军政机关分开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陆军军政与军令的分离。
废除了原来属于陆军行政机关的参谋局,设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山县有朋亲自担任参谋本部长。
明治十九年(1886年),海军也实现了军政、军令机关完全独立分开。
至此,日本负责军队编制和管理的军政机关,负责军队指挥和调动的军令机关,彼此之间分离开来,各司其职。
从此以后,军令机关不再从属于军政机关,作为军政机关的陆军省只负责人事、军需等行政事务,不干涉军事作战。
日本模仿德国设立独立的军令机关,实现了军事作战上的统一指挥,也有利于确保作战指挥官的专业水平。
而从1868年幕府统治彻底瓦解起,仅仅过了十五年后,全国军队的指挥权又实现了完全统一到天皇的名义之下。
1882年(明治十五年)1月4日天皇颁布了军人敕谕,明确规定“我国军队永远由天皇统率”,“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汝等为朕之股肱,应尊天皇为首领,视天皇为父母”。
七年后,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日本天皇为陆海军的统帅”。
但是,这一改革并非是建立权力独裁制。
在天皇的权威之下,军队作战指挥与军事行政管理分别有专门常设机构负责,而不是依靠临时机构乃至独立个人来管理。
实行全民兵役制和调整指挥权,是日本这一轮军制改革的两个最大收获。
此后,日军继续深化军事制度的改革,例如根据德国军制修改、制订和完善了陆军各项规章;调整了陆军编制,陆军各兵种有了细致的“步、炮、骑、工、辎”分工;按照德国的模式设立系统的军事学校,培养各级军事人才等等。
这些军事制度改革,使日本军队从此迈进了近代军队的行列。
而此时的中国军队,还停留在封建旧军队的范畴里。
中国军事制度落后直接影响了战争胜负在日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军制革新的同时,固步自封的中国军制已显得落后于时代。
这种落后对战争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作战指挥权的不统一上。
光绪皇帝名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但是受到慈禧干政的影响(慈禧虽自称“归政”,实际仍影响着军队),却其实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决策权。
最高军令机关(统帅部或参谋部)方面,清朝当时没有任何常设专门机构。
人们通过影视作品熟悉的“军机处”,名称虽有一个“军”,却根本不是统一指挥全国军队、集中研究和制定战略战术方针等的军事参谋机构,它更接近于一个秘书机构。
而从古时候延续下来的兵部,主要职权是管理绿营兵籍和武职升转之事(即行使部分军政职权)。
清朝开国时延续下来的八旗兵、绿营兵,后来编练成的淮军、湘军等,在没有最高军令机关的历史背景下,彼此各为一派,带有很浓厚的封建军队色彩。
将领指挥不属于自身派别的军队,则处处掣肘、军令不畅。
陆军如此,海军也是如此。
甲午战争之前,清朝渐渐形成了由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分别控制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四支水师的分裂局面。
清政府虽于1885年10月决定建立海军衙门来统一对全国海军的指挥管理。
但是海军衙门成立后,并没有成为海军的领导指挥中枢。
至战争前夕,李鸿章忧心忡忡地说:“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起。
万一中东有事,胜负尚难逆料”。
实际上,这句“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可以用于描述整个清朝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