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经世.求真：西学东渐与晚清学风嬗变

魏源负责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清代前期各种“经世”文章，并将其分为八类：一是学术类：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二是治体类：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职；三是吏政类：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四是户政类：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五是礼政类：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政俗；六是兵政类：兵制、屯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山防、海防、蛮防、苗防、剿匪；七是刑政类：刑论、律例、治制；八是工政类：土木、河防、运河、水利通论、直隶水利、直隶河工、江苏水利、各省水利、海塘。这八类文章，便是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作”。《皇朝经世文编》将“经世之学”分为六部：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这六部学术，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学术之研究范围，并没有太多的近代意义。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在不断变化，经世学术之内容亦会随其变化。这种变化，在《皇朝经世文续编》中尚无太大反映，因为《续编》之体例仍仿《文编》，而内容也与《文编》大同小异。但到戊戌时期刊刻之《皇朝经世文三编》中，“经世之学”内容则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明道·经世·求真：西学东渐与晚清学风嬗变（一）
左玉河
明道修德，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学术追求。清乾嘉学者以“实事求是”为旨趣，致力于训诂考据，汉学大兴，学风丕变。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兴起，注重通经致用，严斥考据八股之无用，考据求是之风转而为经世致用学风替代。传统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进而引入西学以经世。因为西学更新、更有用，故更受晚清学人青睐。作为经世工具而输入的西学，带来了晚清知识结构及学人理念的新变动。西学以追求知识之确定性为主，与中学求道德之完备性迥异。其实用层面（格致学、工艺学等）足以经世，但其理论层面（知识系统）必以求真为目的。致用层面的格致学引入后，国人渐注意其背后之新理新法，进而关注西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学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理念渐为学人知晓并接受，进而激活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精神。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理念与乾嘉汉学“为经学而经学”精神结合，逐渐构起纯粹的、独立的“学界”。
“经世之学”的兴起，成为晚清学术转变的内在契机。其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对传统经史之学的“消解”上。所谓对经史之学的“消解”，就是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考据学走出来，意识到经史之学的空疏与无用，越来越关注与时务有关的“经世之学”，使“经世之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门类。魏源在《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中，对乾嘉考据学进行讥讽与批评：“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训诂音声……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史，或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2]康有为尖锐地指出：“中国千年之士俗，为词章、训诂、考据之空虚，故民穷而国弱。”[3]宋恕在《六字课斋卑议（初稿）》中亦批评曰：“礼法之士，刻尚谨严：苦思封建，不披筹海之篇；结想井田，不讲劝农之术；正统、道统，劳无谓之争，近杂、近禅，驰不急之辩。民间切痛，反若忘怀，观行固优，征才无用，视彼汉学，莫能相胜，良可慨也！”[4]因此建议：“订‘汉学师承’之记，不如编‘皇朝经世’之文；校《三礼》字句之异同，不如究《六部则例》之得失。”[5]贺熙龄对当时学术界情况作了这样的概述：“夫学术至今日而益裂矣。其高焉者，空谈心性，而不求诸实用；其卑焉者，溺于训诂考据，齿齿（右边加上斤字）于一名一物之微；又其下者，剽窃词章，以图幸进，而皆置身心于不问。故其出而临民也，鲁莽灭裂，以利禄为心，而民物不被其泽。”[6]宋学空疏，汉学破碎，科举之学成为官学附庸，故词章之学、考据之学、训诂之学均不足以经世，那么必然要代之以能够经世的“经世之学”。近代学者齐思和概括晚清学术云：“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近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经世学术为何会兴起？其分析云：“当此贫弱交困之时代，当时奉为正统学术之汉学，所研究之声音、训诂、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非不邃密博雅，远胜于理学家之空疏。然而此等纯学术的研究，其为无用，则较理学殆尤甚焉。于是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他进而强调：“而至道、咸之时，世变日亟，忧国之士，慨国事之日非，愤所学之无用，遂提倡经世之学，欲改变学术界之风气，不得不对当时正统学派作猛烈的攻击，又不得不抬出西汉儒学，以明其所言之有本。”[7] 晚清兴起的“经世之学”，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从传统学术资源中寻求经世之术，即根据“通经致用”观念，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掌故之学中引申“经世之道”；随后由于传统“经世之学”仍不足以经世，便将目光逐渐转移到西方“富强之术”及“格致诸学”上。何为“经世”？“经世者，经营世事者也。世事即国家之事。以贺编而经营道光壬寅以前之事可也，以葛编经营光绪戊子以前之事可也。”[8]阮元亦云：“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9]此处所谓“政事之学”，即经世之学。龚自珍认为，在注重经史之学的同时，必须通达“当世之务”，经史之学与经世之学互相为用。其云：“经史之言，譬方书也；施诸后世之孰缓、孰亟，譬用药也。”“不通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因此，从“经史之学”中可以寻求“经世之道”。陈炽曰：“闻岳麓书院山长某公，自道光建元，即以气节、经济、文章立教，瑰玮奇杰之士，咸出门墙。”[10]这是书院课程转向“经济之学”的一个佐证。张之洞认为，讲求经世之学，一方面要“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弊，此为根柢，”另一方面要通达时务，了解“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他批评说：“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史》所讥高而不切之病。”[11]因此，他强调：“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12]这仍然是根据“有用”原则，从传统经史典籍中发掘可以“经世”之学术资源。
持此种观点者，并非仅仅朱一新。宋恕亦认为：经学、史学均为“经世之学”，孔门学术，概以经世为旨。其论述曰：“理者，经世之的，德行则理学也，孔门莫不学，而颜、闵诸氏所得最较深。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言语、政事则数学也，孔门莫不学数与文，而宰、冉、言、卜诸氏所得最较深。彼颜、闵诸氏，深于经世之理，而于数与文较浅，故不著书，不谈道统，不问国政。彼盖以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无可谈之道统，无可问之国政，著书徒劳，不如其已，枉尺如见南、拜跖，寓志如《春秋》、《尚书》，则又未能，故寂寂然，所谓‘至悲无声’者欤！宰、冉诸氏，深于经世之数，而于理与文较浅，故弗能忍，而汲汲焉欲试其言语、政事之长。言、卜诸氏，深于经世之文，而于理与数较浅，故小大毕识，孜孜穷老，功乃反在颜、闵诸氏上。然则四科何一非经世之学也欤？”[20]作为经世思潮总汇的《皇朝经世文编》（1825年版）及后来刊刻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集中体现了“经世之学”的精神和风格，体现了它所独有的“文以载道、以经世”之学术主旨，同时也反映“经世之学”内容上的变化。分析《皇朝经世文编》之分目及内在结构，可以从侧面折射出晚清“经世之学”内容之变化。
关中大儒刘古愚是晚清注重“经世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人称刘氏“晚睹时变，力黜空言。工、农、兵、刑，并极究心。政、学合一，尤所宗主。遗文紬绎，颇与颜博野、李蠡县‘三物六艺’之说多相契合。”[13]这就是说，刘氏“经世之学”，首先注重发挥清初颜李学派“学术经世”风格。康有为赞曰：“先生则汲汲采西人之新学、新艺、新器，孜孜务农工，以救民生为职志。世尊先生为古之孙明复、近之李刚主，岂先生志哉？”[14]作为关中大儒，刘氏像同时代的儒者一样，更多的是从中国古代学术中寻找经世资源，主张恢复“六艺”以图振兴：“今欲力挽其弊，莫如复六艺之旧。然射御，近人欲易以图枪矣。礼之覆蹈，乐之步伐，皆使娴于周旋、进退、坐作、起伏之仪，而使强健其身之意少。”[15]历史学家吕思勉回忆曰：“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故予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16]又回忆1901年前后学界风气曰：“当时之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17]晚清大儒朱一新曰：“经济即在经史中，加以阅历，乃有把握，否则赵括之谈兵而已。时务特经济之一端，亦即史学之一种，分之无可分也。义理之书，转置于后，亦所未喻，读经读史，皆当以义理权之。九经、语、孟即义理之渊薮也。宋五子书与经典相辅而行，岂可分为二事？”[18]他认为，经史之学、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是相通的，经史之学中包含经济之学，经学中的典籍（九经、语、孟）是义理之学的素材。他强调：“经济之学，皆在四部中，而读四部之书，又皆须权以义理。经济归史学，特举其多且重者言之，实则古来大经济有外于六经者乎？经济不本于义理，或粗疏而不可行；义理不征诸经济，亦空谈而无所用……今之所谓经济者，兵、刑、河槽诸大端，因革损益，具有成书，愈近则愈切实用。兵法为学问之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内之事。”[19]这段文字，实际上将传统意义上“经世之学”的内容作了集中概述。经济之学与义理之学相通互用，主要包括“兵、刑、河槽诸大端”。
梁启超在分析清学衰落原因时曰：“‘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1]梁氏之分析是有道理的。清学转变之外部原因固然是“西学”渐次输入，而促发西学大规模输入之内在动力，则是中国学术内部兴起之“经世致用”思潮。在考察近代中国学术分科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经世”思潮对晚清学术演进所产生的深刻而持久影响，必须正视“经世之学”对西学东渐所起到的“接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