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概述

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概述作者：史妍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03期摘要：儿童文学理论是周作人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确立、儿童文学理论的架构以及儿童文学的翻译与整理等内容，既是其“人的文学”的深层次挖掘，也是出于对儿童以及儿童文学的关注，体现出周作人文学理论的时代性与现代性。

关键词：周作人；儿童文学；文学理论作者简介：史妍（1988-），女，山西人，硕士，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言文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周作人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学术成就之高、涉及范围之广，足以与鲁迅媲美。

但是由于自身的政治问题，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学术界有意忽视，直到近三十年，他的文学成就才重新受到重视。

对于周作人的研究，学术界主要集中他在五四时期新文学理论的开创以及散文创作的成就之上。

近年来，作为周作人文学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逐渐受到重视，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又重新进入关注视野。

一、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与儿童观的初步建立周作人不是最早关注儿童文学理论的五四先驱，在他之前梁启超、孙毓修等人均提出过有关儿童文学的见解，但是相对于其他人只言片语的提及，周作人却是有目的、系统地论述儿童文学理论的第一人。

1919年，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明确提出了自己对于儿童问题的关切，“小儿也只是父母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

”[1]p31此时，他已认识到儿童拥有不同于成人的独立性，应把“儿童的解放”也纳入“人的解放”之中，这种看法在五四新文化启蒙时代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应北京孔德学校的要求做了一次题为“儿童的文学”的演讲。

（后《儿童的文学》发表在《新青年》1920年12月1日第八卷第四号上。

）这个演讲作为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思想的集成之作，不仅开启了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的大门，同时也被称为我国儿童文学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文中说到，“但他（儿童）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

”[2]p24他文中所提出的将儿童“不是当做缩小的成人”的“儿童本位”儿童观至今仍流行于儿童文学理论界。

但是，五四启蒙话语之下的“人的解放”并未充分关注“儿童的权力”，“显然时代的迫切需要制约了人们对周作人的接受”[3]，令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受到过许多激进作家的诟病。

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也写道，“当作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五四’救国图存的政治层面出发，把‘五四’思想革命转向以推翻反动的国家机器为中心的实际政治革命时，周作人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却坚持在‘学理’上发展‘五四’精神，转向更深入、广泛的学术研究与科学建设。

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并且互为补充。

”[4]p123 而在纷争背后，周作人的这些儿童理论至今仍然受用，足见周作人思想深刻的预见性与现代性。

二、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与儿童观的全面发展1923年出版的周作人的自选集《自己的园地》中有多篇关于儿童文学理论的文章，他明确地提出“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5]p108以此，周作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大厦。

（一）“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观作为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基石，指导着其理论的整体走向。

在《自己的园地》文集当中，周作人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布法耳（昆虫记）》、《歌咏儿童的文学》等文章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儿童观。

他指出，“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为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异，不能强为统一。

”[6]P.421他在《儿童问题之初解》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影”[7]周作人强调儿童首先是区别于男人女人存在的个人；儿童作为一个人具有的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儿童又是不断改变发展着的。

以上三个内容大致构成了周作人的儿童观的三个层面，这种观念打破了人们固有的“儿童是未长大的成人”的“成人本位”观，是我国对于“儿童”的最初“发现”，体现出巨大的时代进步意义。

在儿童观的基础之上，周作人還形成了一套儿童教育观。

他主张将儿童文学用于儿童教育当中去，以适应儿童童真童趣的本性发展。

在《儿童的书》中，周作人还提出要避免“太教育，即偏于教育”或“太艺术的，偏于玄美”的两种倾向，主张“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创作。

（二）周作人成熟且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在儿童文学理论上，周作人以“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为核心，构建出自身独特的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教育观。

他阅读了大量的日本以及西方的儿童文学论著，创作出《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之研究》等理论著作。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周作人对于“童话”的研究。

在《童话略论》中，他系统探究了“童话”的名称、起源、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当成熟的回答，为后人研究童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他还指出了中国童话创作的历史由来，“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

”[8]他将童话、神话、传说加以区别，“童话者，与此同物，但意主传奇，其时代人地皆无定名，以供娱乐为主，是其区别。

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

”[9]周作人还对童话进行了分类，他把童话分为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和人为童话（亦称艺术童话）两大类。

在《童话研究》中，他认为童话可以“可以辅德政”，强调了童话对于儿童所起到的教育训诫作用，主张对儿童进行童话、儿歌的教育。

同时，他还结合民俗学，整理总结了许多传统民间童话和民间儿歌。

此外，在《〈性教育的示儿篇〉序》中周作人还提出了性教育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对儿童进行正确的并且是正面的早期性教育。

这点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先进的。

（三）周作人儿童文学的译介整理与创作周作人在自身文学理论的指导之下，积极投身于儿童文学的实践当中。

他推崇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将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他译介了许多外国优秀儿童文学：除了1909年《域外小说集》中的几篇外国童话译作之外，1913年，周作人还在绍兴《若社丛刊》创刊号上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与作品；1925年，时值安徒生诞辰120周年，他译介了包括《灰姑娘》在内的几篇安徒生童话，直接促进了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932年周作人出版了《儿童剧》，内共收入了译自日本和美国的六出儿童剧，推广了儿童戏剧的发展。

周作人将儿童性与趣味性融入到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当中：在解放后即便是身陷囹圄，他还创作出《儿童杂事诗》，回忆童年往事；1958年，他又整理编成《绍兴儿歌集》，以保留传统民俗儿歌。

在周作人的多篇散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充满童趣的笔触，童话般的笔触写到，“还有一回，以为先生着了魔，然举头大嚷道，‘屋里一只鸟，屋里一只鸟！’大家都吃惊，以为先生看丁服，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鸟，经仔细检查，才知道有一匹死笨的蚊子定在先生的近视镜的玻璃外边哩。

”（《老寿先生》）[10]P.417周作人还曾为很多儿童文学的书籍作序作跋，对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作品加以评介，如《关于〈伊索寓言〉》、《关于〈伊索寓言〉》、《〈乌克兰民间故事〉序言》、《〈儿童文学小论〉序》等，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文学理论。

三、学术界对于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批评研究周作人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卓越的文学才能使他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门人物，但是由于他自身的政治问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无人问津，笔者就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撷取部分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批评搭建起周作人研究的大致框架。

五四时期，周作人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被五四“人的文学”的巨大光环所掩盖，在学术界反应平平。

直到五四之后，人们才渐渐注意到周作人在儿童以及儿童文学上的研究。

杨晋豪在《周作人先生》中说：“而格外他（周作人）是一个很注意儿童文学的一个人。

像《谈龙集》中的《读各省童谣集》、《读童谣大观》、《吕坤的演小儿语》、《谈目连戏》、《狠裹的歌谣》及《江阴船歌序》、《潮州舍歌序》等中，他都很鲜明的叙述出他对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意见；我以为他用忠诚的态度和虚心的观察之对于他们的研究，其价值也不下于他的介绍国外文艺的伟功的。

”[11]除此之外，陶明志所编的《周作人论》和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也对于周作人这方面研究略有提及。

显然，这些早期的学者们大都肯定了周作人先生在儿童文学理论学术上的开创性，但大多并未以此作为研究的重点深入。

直到八十年代之后，随着周作人研究的深入，儿童文学理论作为周作人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新纳入学术视野。

王泉根编选的《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可以说是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并给予较高评价的文章。

他在文中对周作人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都做了“第一次较详细中肯地概观”，得出了“周作人应当属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的行列，在儿童文学史上应其一定的地位”[12]的结论。

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周作人的评述最著名的要数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了。

他以《寂寞中的默默耕耘》、《（异域文谈》及其他》、《起怀旧之思》与《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等四个章节记述了周作人清晰的儿童文学活动。

在他的另一本专著《周作人论》中，他还列出专门的一章来系统地介绍并评价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足见他对于周作人在儿童理论上的肯定。

黄开发著的《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他总结了近八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周作人的研究，画出了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历程。

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赵京华的《荣辱毁誉之间—1949年以前周作人研究述评》、黄开发的《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张铁荣的《周作人研究的动向和展望》等等。

经过岁月的沉积，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理论家的肯定，许多专业儿童文学理论家，如命燕玉的《中国童话史》（1992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及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都将周作人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写入文学史。

虽然说周作人为诸多理论家所推崇，但是我们仍要客观地用发展的眼光对其理论进行评价。

同目前日渐完善的儿童文学理论相比，周作人的理论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说周作人在强调儿童文学的趣味性的同时忽略了儿童文学的认识作用；在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中明显地漏掉了文学创作論的基础评述等等。

周作人，在当时儿童文学理论几乎为零情况下，能够提出“儿童的文学”这一命题，并且全面地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对于当今儿童文学的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其学术上的成就并未被历史的长河消磨殆尽，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最好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