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

名词解释1三大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潮的批判2双百方针：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知道，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艺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3两结合创作手法：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4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所有人物都要从不同角度为主要英雄人物作远、近、正、反的铺垫5伤痕文学：1978年8月，《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源于此6反思文学：茹志鹃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起步的标志，“反思文学”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代表作品主要有鲁彦周《天云山传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古华《芙蓉镇》7改革文学：1978年后，作家们纷纷将热情投注于沸腾的现实生活，天津作家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改革小说侧重反应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8寻根文学：在1985年前后一些作者在杭州开会，其中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李杭育、郑万隆等人，倡导寻根文学并形成寻根文学小说流派，他们试图超越政治，深入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学的思考。

其特点是，以现代意识关照现实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是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爸爸爸》《棋王》《小鲍庄》9先锋小说：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鸣、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

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余华、残雪等人得崛起是先锋小说历史上的大事，可当做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先锋小说是在寻根小说由高潮走向低谷时出现的文学形态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而产生的新文学思潮，主要活动期1986—198910朦胧诗：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一代在文革中成长的青年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的先锋新诗潮，它多强调主体的真实，追求象征性与意像化的表现手法，蕴含着感伤情调和反叛精神11新写实小说：“新写实”思潮是在小说领域中形成大观的文学创作思潮，它特指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人的创作，关注人们当下的生存状态、生存本相、生活原状、即生活的本真面貌，用生活的“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从而写出当代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新写实”提出了对生活的“零度介入”状态简答、论述1《创业史》（柳青）中梁三老汉人物形象分析梁三老汉是《创业史》塑造得最精彩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

在旧社会他经历了发家成梦的辛酸史，解放后他凭直觉感激新社会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观念的小生产者，他倾向于个人发家致富，当梁生宝不愿听从他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集体事业梁三老汉：善良、忠厚、保守、胆小怕事，终生梦想着发家致富，是小生产者的典型代表2《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由小资女性变成革命战士，反映了怎样的创作困境⑴“革命叙事”原型来源于进化论的观点，时间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人类社会也有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逻辑，“革命”和“断裂”就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模型，革命带来了社会发展的阶级性和“断裂感”，人物与时代和历史在“新”的结合中走向“进步”，这样小说就自然地产生了“成长叙事”和“青春之歌”，其结尾是旧时代的终结，革命的“胜利”、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这样革命的叙事美学也同时诞生了—激情、壮美、热烈、乐观成为必然的美感色调⑵《青春之歌》无意中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部作品，林道静从一个男人跳向另一个男人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出见异思迁的人性弱点，但作者通过所谓的“革命叙事”使她从一个小资女性变成了革命战士，主人公林道静经过了人生的痛苦和选择，终于认识到只有接受党的领导，与工农兵相结合才能真正找到出路，这是小说问世的年代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叙事规则，是过去读者解读这部小说的唯一角度⑶从与“多情骑士”余永泽的相恋同居到爱上了人才出众更加具有冒险精神的卢嘉川（婚外恋），然后在未获知卢嘉川牺牲的消息就迫不及待的投入江华的怀抱—照此推理，随着“革命”的发展，林道静会一直爱下去，但作者硬要不写明的把这个小布尔乔亚叙事改成革命叙事⑷作者遇到困境怎样做的呢？因为小资叙事不具有现实合法性，“革命叙事”必须代替小布尔乔亚叙事，这不是一个仅仅关涉到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隐含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根本问题，从自觉—自虐，从受虐—被虐，最后发展成集体潜意识过程，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政治话语与群众话语的合力迫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处于一个空境3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特色⑴重视诗歌形式的创造和革新，是郭小川创作的特色，在郭小川的诗作中，占主体的是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在思想内容上有强烈的政治性大都表达一个普通的主政主题⑵为了更好地倾泻政治激情，郭小川又特别注意通过诗的音乐性，即通过押韵和节奏，来创造“雄浑而壮丽的气势”，并围绕诗歌节律进行句法和章法的试验⑶他学习俄罗斯未来派革命诗人玛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注意长句拆行时的节奏，尽可能做到大体整齐和押韵⑷创造了《甘蔗林—青纱帐》这样的“新辞赋体”，这也是他对新诗艺术的主要贡献之一4《茶馆》的艺术特色⑴《茶馆》的艺术构思是独特的。

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使用“反描法”，生动而精练地描绘了三个时代和三个社会：戊戌政变后的清末社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各派系混战中的军阀统治的民国社会和抗战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太监竟要买大姑娘当老婆，农民无法生活不得不卖儿鬻女，流氓暗探横行乡里，正直的人因一句话就要坐牢……这些描写说明清末社会黑暗而且腐朽不堪，让观众在反面否定中，自然趋向正面的主题⑵《茶馆》艺术构思中还使用“侧面透露法”，以小见大，以个别表现一般，作者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大茶馆反映社会大生活，茶馆除了它的真实性质以外，又具有象征意味，小小的茶馆成了大中国的一个“窗口”，或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⑶《茶馆》艺术构思采用“人像展览式”方法来结构全剧、展开场面和刻画人物，意图是以“埋葬三个时代”来歌颂新时代⑷《茶馆》在艺术结构上采用了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坐标式”结构，具有“史”与“象”的结合、“虚”与“实”的结合，广度与深度相结合的特点和优越性，刻画出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刘麻子、庞太监、马五爷、唐铁嘴等一大批个性鲜活的人物⑸个性化语言塑造人物5如何理解寻根文学热？以《爸爸爸》和《棋王》为例谈谈文化寻根者们的观点：这些作家更多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传统生活的认同、赞美的情调，表现出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生活观念与文化观念。

有人曾指出，“文化寻根”“在民族文化意识强化的同时……可能出现当代意识弱化的倾向”。

“文化寻根”的倡导者们，试图以高度的理性自觉和行为方式“还原”，展示出民族意识、心态的形成过程，重建民族文化的现在形态。

⑴《爸爸爸》塑造了丙崽这个很难概括的艺术形象，作者把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意在把愚昧、蛮荒、冥顽不化的“集体无意识”加以抨击和放大，千奇百怪的迷信解释、预兆、禁忌和行为、盲目的祖先崇拜和长辈权威、对人的兽性摧残、好勇斗狠、集体仇杀，整个作品在神秘的描述之中所透露出来的象征意蕴，能促发读者去思考更深层次的意蕴。

《爸爸爸》还存在着对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模仿痕迹⑵《棋王》写了一个“吃”和“下棋”的故事，作品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凭借着极其简陋的“吃”和“下棋”，亦即物质与精神的最低层次需求度过了许多动乱的年代，作品中的那个十年动乱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动乱年代的一种，而“吃”和“下棋”贯穿其中，充分让我们领略到了民族的韧性，作品呢流露了这样的暗示：道家文化传统是中国人应付乱世的有效工具6以舒婷、顾城、北岛的诗歌创作为例，谈谈朦胧诗的思想追求和艺术特色舒婷《致橡树》《双栀船》、顾城《星星》、北岛《回答》《宣告》思想追求⑴怀疑与反叛精神怀疑是朦胧诗人性自我觉醒的起点，它是思想理性上对既定的价值秩序疑问，是自由思想的起点，朦胧诗人被称为“怀疑的一代”“觉醒的一代”—北岛《回答》⑵历史责任与历史忧患，当既定的价值体系被颠覆后，对历史、现实的批判就成为必然—江河《没有写完的诗》⑶人性价值的确立朦胧诗最杰出的作品是呼唤人的价值，“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人创造了社会，就不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文明，就不该把社会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重新审查”—舒婷《神女峰》⑷英雄自我：抒情主人公的特征→英雄主义精神，他们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人生都持一种理想主义态度艺术特色摒弃直白浅露的艺术表达，追求朦胧、迷离、含蓄、深邃之美⑴意象化扬弃其深化自述，以繁复意象传达心结，意象自由迭加，形成意象的多义性阐释⑵象征化以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来比拟成暗示不可感知的抽象事物，使诗歌的意象具有隐喻性而带来含蓄美⑶立体化按照诗人情感的流向和想象的逻辑来安排时空秩序，造成诗歌结构的流动跳跃7《红高粱》中戴凤莲人物形象分析小说中的“我奶奶”除了具有正义勤劳的中国妇女特质外，更重要的是在她的灵魂中，渴求的是一种朴素自然的自由和解放的本能需要，是一种归于自然的人类本性的需求，在她倔强的生命旅程中，我们看到她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火焰般的野合，她的纵欲充满着对封建礼教的亵渎，而这种亵渎正是一个在道德规范压力下生长多年的中国民族生命意识的自觉反抗。

正如她在弥留之际的默祷：“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王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正是这种反叛精神重新诠释了我们民族对于生命意识的理解，它渗透了“红高粱”般炽烈的生命张力，整个《红高粱》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内在精神内核的象征，而每一个人物和画面均充满着深刻的寓意8《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分析“潘金莲”式的悲剧人物，田小娥从一个追求爱情向封建社会挑战的人物变成了一个为追求性及生存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