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朝丞相群体研究

汉武帝朝丞相群体研究李清川熊啸摘要西汉高祖至哀帝，共46任丞相43人，汉武帝一朝就有13个丞相。

武帝君临天下53年，是西汉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更换丞相频繁，在秦汉皇帝中亦少见。

武帝朝的丞相群体不同于高祖时的功臣丞相又不类于昭宣后的学术丞相，武帝朝丞相是汉代丞相的转折。

关键词汉武帝丞相群体角色定位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0592(2008)09-304-02汉初的皇帝和丞相对自己的角色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中国的皇帝制和丞相制确立在秦朝。

秦朝皇帝和丞相的角色定位以失败告终，秦朝很快亡了，皇帝和丞相也没好下场。

汉承秦制，皇帝制和丞相制也全盘接受了。

秦朝的皇帝制和丞相制发展的不成熟。

汉初的皇帝和丞相经历了秦末的农民战争，对自己的角色本身都存在着警惕的心理。

虽然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是在角色定位上没有统一标准。

高祖当皇帝前是个亭长，当了皇帝后“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惠帝在吕后的阴影下郁郁而终。

文帝是藩王入继大统，学的都是明哲保身，防范吕后的藩王伎俩。

对陈平说“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景帝经历了从太子到皇帝的过程。

此时汉初的功臣死的已差不多，景帝在权利操作上多了些空间。

开始对自己角色进行有意识的探索。

但地方藩王的坐大，耗费了他很大精力，对自己角色的探索只停留在对祖父的效仿和学习上，无大的突破。

萧何，曹参为汉初丞相立了榜样，武帝初年的卫绾都没脱离萧曹模式。

这时期的丞相要么功臣要么是功臣后人，本身和皇帝有着紧密的联系。

皇帝对他们也很信任，在处理事情上放的比较开。

钱穆先生说此时的丞相和皇帝是“坐而论道”。

高祖是开国皇帝“乾纲独断”但高祖的行政能力有限，他的精力都放在剪除异姓王上了。

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丞相起着重要作用。

萧何为相13年，死于任上，汉初很多制度与他有关。

紧接着的曹参，落实了无为的治国方略。

汉初的丞相基本上都在无为的大框架内，辅佐皇帝。

以后的惠、文、景质智一般。

但还能驾驭住这些丞相，并不是说这三位皇帝能力强。

而是汉初存在着一批功臣，丞相在朝廷权力圈内有着相对优势，面对这批功臣，没有绝对优势。

地方上又有刘姓王的存在，丞相在汉初始终对皇权没有构成威胁。

汉初的丞相在不威胁君权的前提下有着很大权力，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随着开国功臣的大量死去，刘姓王威胁的降低，汉初皇帝治国经验的积累。

相权和皇权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在武帝朝内。

汉初丞相的定位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这只是陈平一厢情愿罢了，所以萧何也“徒跣入谢”。

武帝一朝13位丞相，这时期的丞相群体较汉初丞相与武帝后的丞相有着很大的不同。

13个丞相中，有6个被杀或自杀。

西汉一朝共有8个丞相被杀。

武帝朝占了6个，不排除武帝的个人原因，但频繁更换丞相，并对丞相进行杀戮。

即君和相出现了不和谐。

这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皇帝和丞相分权方面，及彼此在政治生活的定位上。

武帝朝的13位丞相分别是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髦，田千秋。

卫绾和田千秋是承上启下的两朝丞相。

武帝前期权力主要掌握在窦太后手中，以窦太后的死亡为界，将武帝朝丞相分为两批。

即卫绾，窦婴，许昌为第一批，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髦，田千秋为第二批。

这种划分又是“无为而治”与“儒家治国”的分水岭。

一、卫绾，窦婴，许昌卫绾，窦婴，许昌是武帝早期的丞相，这时窦太后掌握着政权。

“窦太后好黄帝……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在武帝初期六年里，窦太后紧紧掌握着政权。

从儒家和黄老学派的第一次交锋结果中“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

丞相婴、太尉蚡免。

”可知，这三位丞相与其说是武帝的丞相，倒不如说是窦太后的丞相。

卫绾是两朝丞相。

他是“敦厚长者”夹在帝后之间。

处于儒黄争锋之际，得以善终，实属不易。

卫绾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庸碌之辈。

这是武帝朝丞相的一个重要特征。

窦婴是外戚，在“七国之乱”中立过战功。

但“诚不知时变”，窦婴在当丞相时别人就劝他“「君侯资性喜善疾恶，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不能，今以毁去矣。

」魏其不听。

”最后“弃市渭城”从《史记》中记载的窦婴与田蚡关系可知，窦婴为相初，就是田蚡的一个棋子。

后来的死也与田玢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他的性格有关。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迎鲁申公……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由上可知，窦婴实行儒学“诚不知时变”是导致他罢相的重要原因。

从窦婴在短短的一年内所实施的措施，可知他对丞相定位，是欲效萧曹。

以天下为己任的。

但他不清楚此时已不是汉初了，专业的皇帝需要的是CEO。

而不是高祖时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需要股东了。

这个“产业”百分百的属于皇帝，丞相只是“产业”的管家。

窦婴在丞相定位上既当管家又当股东。

这种角色即使不因灌夫之事被杀，也会被武帝这个百分百的董事长杀掉。

因为皇帝是不会转让和分享产权的。

管理权的出让，也是有限度的，只是一小部分。

窦婴的悲剧，源于他不知“时也，势也”。

对丞相做了错误的定位。

欲学曹萧，学走了样。

形势变了，性格也不好，既当管家又当股东，“非少主臣也”他的悲剧是个必然。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

窦太后大怒……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这是《史记》中对武帝朝第三任丞相许昌的叙述，许昌为相是帝后妥协的结果，窦太后一死，他马上被免职了。

他碌碌无为的当了四年丞相，并得以善终。

许昌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卫绾。

许昌既是以后汉武帝选相的标准，又为以后丞相立了榜样。

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髦，田千秋“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

以武安侯蚡为丞相。

”田蚡是武帝的舅舅，好儒术，学识优长，甚合武帝之意，故窦太后一死，武帝便起用田蚡为相。

但田蚡自恃贵戚“负贵好权，杯酒责望”。

《史记》记载田蚡“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足见武帝对田蚡专权的不满。

同时田蚡也不以朝政国事为重。

为保封邑，置天灾万民不顾，元光三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武帝对此并不是不知道，只是碍于王太后。

元光四年，田蚡奏“灌夫宗族横行乡里”。

窦婴为保灌夫与田蚡相攻讦，武帝因其母王太后之故，族诛灌夫，弃市窦婴。

同年，田蚡也病死了，后来淮南王刘安谋反，发现田蚡与刘安有牵连，武帝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可见武帝对这个舅舅丞相的不满，武帝吸取窦婴，田蚡外戚为相的教训，加强了对外戚的防范。

不再任用外戚为相。

临终杀赵婕妤进一步弱化外戚。

武帝难料的是，外戚通过（下转第306页）作者简介：李清川，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熊啸，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教育文化持续发展等理念作为工作中的一种自觉，形成一种习惯和经验，以共同圆满完成模拟庭审任务。

（二）法律诊所教学与法律援助法律诊所教学起源于美国，与传统的教育模式相比，其注重锻炼学生对案件实践操作能力，同时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法律职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

诊所式法律教育具有使用真实的背景资料、运用互动式教学等特色教学方法和运用与传统不同的评价方法等特点，培养学生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将公平、正义的理念植入学生的头脑当中。

根据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的规定，在援助式法律诊所教学中较多接触的案件类型主要是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案件和盲、聋、哑和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等案件，学生所接触到的是社会弱势群体，更能深刻感受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这也是培养学生和谐理念的最佳时机和途径。

（三）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是学生离开学校前最后一次时间较长、直接走进社会的实践活动，但它同样也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毕业实习中，学生在指导教师和法院、检察院等实习单位的指导下，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增强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感性认识，熟悉实体法及程序法的实际的运用方法和技巧，另一方面也可使学生充分了解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制度在保护生产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坚定学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信念，为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落实和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三、和谐理念在法学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主要由学生的模拟程序是否合法与规范、法律适用是否正确、法律文书写作格式是否正确，以及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流畅精彩等技术性指标构成。

传统的评价体系具有客观性强、简便且宜于操作等优点，但太过于刻板，往往不能很好的反映出学生实践操作的社会效应。

而法律实施的最终目的是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促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化解，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因而在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中应该添加“和谐程度”标准，并使其处于评价体系的核心地位。

对于学生在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援助和毕业实习中处理过的案件，是否已使当事人满意，是否真正达到了平愤、息讼的目的，促进了社会和谐，可以采取民意测验或民意调查的方式进行，把对学生法学实践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的权利交给当事人，交给社会，并对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件进行跟踪调查，为学生今后的发展性评价和实践教学提供翔实的资料。

这样也会促使学生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的去翻阅、查找法律条文，而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社会，深入实际，耐心细致地与当事人和有关部门进行坦诚交流，一丝不苟地分析案情，以使案件的处理结果成为化解当事人摩擦的润滑剂。

案件处理所达到的“和谐程度”评价标准的运用，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运用法律进行逻辑思维的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积累案件处理经验，更好地实现法学实践教学的目标。

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法科毕业生，将来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律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生命力。

注释：初北平，陈奉翔．模拟法庭教学的优势及其操作程式研究．交通高教研究．2003（1）．冯红霞．法学职业化培训之诊所法律教育．职业时空．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