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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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苏镇江的赛珍珠故居
林语堂与赛珍珠时间:2007-11-17 【来源:常州晚报】
林语堂除夫人廖翠凤外,与异性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赛珍珠了。
美国女性赛珍珠是中国通,中国男性林语堂是美国通,二人都主张中西文化融合,二人都是世界著名作家。
赛珍珠比林语堂早生三年,又早死三年,二人都活了81岁。
赛珍珠与林语堂的交往,有恩,有怨,有佳话,也有遗恨。
邂逅与合作
1927年秋天,林语堂辞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之职务,到了上海。
这时,蔡元培已在南京政府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任院长。
林语堂1923年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比较语言学博士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三年英文,他找到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求职,蔡元培聘他为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还给他了一个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的头衔。
这只是拿薪水的地方,并没有多少事做。
精明的林语堂趁这个时机一边编书,一边写稿。
林语堂还为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写小评论,一发而不可收拾,连写了160多篇,后结集为《小评论》上下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林语堂的英文小评论,引起了南京大学的英文教师赛珍珠的注意。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
她1892年生于中国,早期在上海接受教育,1914年到美国弗吉尼亚州——梅康女子学院深造,毕业后仍回到中国。
1923年起,赛珍珠开始在美国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生活的文章和小说,1931年因写作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而蜚声世界文坛;译成中文出版后,又拥有了中国读者。
赛珍珠对中国有好感,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书。
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理解还不深刻,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
当时中国知识界有国粹派和欧化派之分,国粹派认为中国的什么都好,包括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一切都动不得;而欧化派则认为月亮都是外国的圆,主张全盘西化。
作为中国通的赛珍珠对国粹派和欧化派都不以为然,她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特点,主张中西融合。
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名声大噪。
1932年被中国文化界称为幽默年。
《论语》的发行量仅次于《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
1933年2月,国际笔会中心主席、英国著名剧作家、讽刺作家萧伯纳环球旅行,途经上海,国际笔会中心仅有的四名中国会员之一的林语堂出面接待,十分卖力。
他邀集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土为萧伯纳举行盛大欢迎会,他主编的《论语》还出了萧伯纳专号。
赛珍珠从南京来参加萧伯纳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认识了她注意已久的林语堂,林语堂的流利英语和善于用幽默俏皮表达真情实感的才能,她十分欣赏。
一天晚上,赛珍珠到林语堂的府上参加晚宴,席间她与林语堂谈得十分投机,话题涉及到某些在中国住了几年的西方人,回国后就以“中国通”自居,著书立说,此类著作充其量也不过是海外猎奇,对辫子小脚之类丑行的展览。
宾主对此均表示不屑和愤慨。
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实感。
这正中赛珍珠下怀,二人一拍即合,当场敲定,林语堂成为赛珍珠策划选题的特约撰稿人。
可谓踏破铁履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赛珍珠是1917年与传教士卜凯结婚的,1931年至1935年她的《大地》、《孩子们》、《分家》三部书接连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什的心仪。
沃尔什开始追求赛珍珠,从美国一直追到中国,当他听到赛珍珠说起这个消息,也鼓励林语堂写这本书。
美籍作家策划的选题,美国出版商又感兴趣,林语堂决定动笔。
1934年夏天,林语堂借到庐山避暑之机,猛写了一个夏天,回到上海又补充修改,前后十个月,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的书稿。
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惊呼这是“伟大著作”!赛珍珠与R·沃尔什结婚后,她在中国抓出的这部书稿,成了给新婚丈夫的最好礼物。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
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不久,《吾国与吾民》由赛珍珠丈夫R·沃尔什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了。
《吾国与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当年9月至12月连印了七版。
一炮打响,使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声望,赛珍珠夫妇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的摇钱树。
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
林语堂在上海活得很好,每月至少有1500元的进项。
他在愚园路已置了花园洋房,园中花木四季常青,仅白杨树就有四十多株,还有闲地种植蔬菜花果,雇有书僮、厨师、保姆、女仆,生活优裕而舒适。
《论语》一停,他就另起炉灶于1934年创办《宇宙风》,现在正红火。
这一走,所有的一切都得舍弃。
林语堂不安于现状,机智灵活,高瞻远瞩,赛珍珠给予的这个机会他岂肯放手,立即抓住它去美国发展。
他义无反顾地拍卖了房屋和家具,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于1936年8月1日,登上了胡服总统号豪华客轮,离沪赴美。
作别上海,有30只花篮为他壮行,抵夏威夷,又有30只花篮为他接风。
春风得意海浪疾,一夜看遍蕃红花。
9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登出了他的《临别赠言》。
友谊与竞赛
林语堂到了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别墅。
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
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
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的二女儿亚娜(林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向她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
吗?”“你吃鸽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等。
亚娜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从中看到美国青少年对中国情况的无知、歪曲和变形。
他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
林语堂向赛珍珠谈了撰写新著的打算,赛珍珠夫妇建议他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其第九章《生活的艺术》扩展而成一本书。
林语堂欣然采纳,把自己喜欢的庄子、陶渊明两位“先生”和白居易、苏东坡、袁中郎、张潮、李卓吾等几位“同志”请到书中来,演绎东方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调。
他在序言中说“这些精选出来的同志不多,因此使我们享受到更宝贵、更真挚的快乐。
”林语堂用了半年的时间,两易其稿,写成了《生活的艺术》书稿。
1937年,《生活的艺术》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
这次引起的轰动比《吾国与吾民》更大,每月读书会作为12月份的特别推荐书,比《吾国与吾民》更加畅销,不断重印,多达40版以上;英、法、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18个版本也同样畅销。
《生活的艺术》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的“枕边书”。
1938年,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励起林语堂转向长篇小说创作。
赛珍珠三部曲之一《大地》1931年出版,之二《孩子们》1932年出版,之三《分家》1935年出版,都是反映中国生活的。
但赛珍珠毕竟是外国人,她对中国的观察和体验无论如何是比不上林语堂的,因为是西方人的著作,而问鼎诺贝尔奖。
林语堂也能用英语写作,为什么不能写长篇小说呢?林语堂下定决心,放弃翻泽《红楼梦》的打算,选取从义和团到七七抗战这段时间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精心构思两个月,于1938年8月8日开笔,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斗,于1939年8月8日终于写出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书稿,1939年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
《京华烟云》的架构犹如《红楼梦》,也写了四大家族,
写了一百多个人物,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仅抗战期间《京华烟云》在美国就销了25万部。
林语堂接着仍写长篇小说,1941年的《风声鹤唳》,1953年的《朱门》,都是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
赛珍珠先有三部曲,林语堂接着也有了三部曲,曾四次被提名参评诺贝尔奖,然而已是国际笔会中心副主席的他终未能得奖。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30部书,仅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还有《啼笑皆非》(1943年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1947年版)、《美国的智慧》(1950年版)、《寡妇妾歌妓》(1951年版)等。
林语堂与赛珍珠可以说在暗中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写作竞赛,其写作成就大小,思想艺术的优劣,难分上下,但的确具有可比性。
一是两人都有基督教的家庭背景。
赛珍珠的父母是长住中国的美国传教士,林语堂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还是牧师,林语堂从小就信基督教,成年后不信了,中年之后又皈依基督教。
二是两人都有中西文化背景,都精通中文和英文,双语均能熟练表达,前40年二人同在中国,后30年二人同在美国。
三是两人都主张中西文化融合。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子、儒家到中国传统的孝、道、礼、忍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认知,并都以自己的著述做生动的诠释。
四是两人都致力于反映旧中国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写出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并且在文学创作上确有对话、交流和切磋,不乏共同语言。
林语堂和赛珍珠是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一对很好的文友,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危难与绝交
林语堂与赛珍珠关系的破裂直至绝交,其远因是林语堂发明打字机,近因是研制打字机而破产,向赛珍珠告贷遭到拒绝。
林语堂1895年生于福建漳州板仔村,在家乡读小学时,就热衷于发明创造,梦想当发明家。
他学了虹吸管原理,就花几个月时间琢磨在自家菜园里搞自流灌溉;13岁时到厦门读书,第一次乘轮船,就盯上轮船的蒸汽机,立定不动,凝神察看,从此对机械着迷;中学时酷爱数学、物理和地理,弄得中文竟不及格;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注册文科而未入理科,完全是一种偶然。
1930年代初期在上海编《论语》、《宇宙风》时,林语堂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他要革掉带一大盘笨重铅字的老式中文打字机的命,想发明一种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机。
他的书僮心灵手巧,家里的钟表和英文打字机坏了,这书僮鼓捣鼓捣就修好了,林语堂引为同好,深得其喜欢。
那时林语堂还没有条件大干快上,但心里一直想发明打字机。
到了美国,仍不改初衷,四十多岁了,他还想上麻省工学院,深造理工。
到抗战胜利后,他已功成名就了,就一门心思研制起中文打字机来,不惜将所得版税的全部积蓄投入其中,终于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
有了样机,他到处推广,几经周折,麦根塔公司打算购买样机,但造价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产。
尽管他申请了专利,但无法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就无法换回他投入的10万美元的成本,林语堂因此倾家荡产,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了,万般无奈,不得已,硬着头皮向赛珍珠告贷。
他完全没有想到,将他引入美国、与他有十几年合作、有深厚交情的赛珍珠与往日判若两人,见死不救,断然拒绝。
林语堂恼火了,愤怒了,立即向赛珍珠清算版税,索取版权。
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著作者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而赛珍珠出版他的著作都是给的百分之五的版税。
赛珍珠拒绝林语堂清算版税收回版权的要求,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
一不做二不休,要翻脸就翻脸,林语堂请律师打官司,要与赛珍珠对簿公堂。
经朋友汉克·荷兹夫妇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其著作的版权归还给林语堂。
闹翻后,赛珍珠看望过林语堂一次,其实是探听虚实,看他混得怎样。
林语堂没有因此而恢复与她的交情。
当时约翰·黛公司还在发行《朱门》一书,普兰蒂斯——藿尔出版社趁虚而入,找到林语堂说,无论你写什么,我们都愿意出版。
林语堂写了《远景》一书,1955年由普兰蒂斯——蕾尔出版社出版。
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向赛珍珠告知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
如此情断义绝,林语堂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一句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当然是指赛珍珠。
赛珍珠与林语堂的关系,按中国衡量友情的标准,应是知音、知心,但不是知己。
他俩能共欢乐,但不能共患难。
他们的关系破裂之后,像两条河流分开流去,再也没有汇合过。
林语堂于1966年移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病逝,遗体运回台北安葬,享年81岁;赛珍珠于1973年去世,恰好也活了81岁。
选自《传记文学》,作者:罗维扬
了解美国人的思维2006-6-7 11:05:46文/涛声依旧
林语堂与赛珍珠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赛珍珠是林语堂的出版商。
林语堂因此觉得自己与赛珍珠有很深的友谊,所以当林语堂想发明中文打字机但经费短缺时,就向赛珍珠借钱,没想到被拒绝,他很是想不通,于是与赛珍珠绝交。
这件事很说明中美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觉得相处时间长又没有龃龉就有友谊,但美国人缺少友谊这个概念,美国人讲利益。
赛珍珠帮林语堂出书,是互利的行为,林语堂赚了稿费,也赢得了名声,赛珍珠更赚了大头。
后来林语堂与赛珍珠闹翻后觉得自己吃亏了,自己拿的版税只是10%,而不是50%。
林语堂可能觉得自己与赛珍珠应是地位相同的伙伴关系,所以应拿一半。
可是,出版商有发行管道,控制了市场,他们拿走大部分利润,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一直是美国的现状,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自己做老板的原因。
至今美国的版税标准仍是8%到12%。
所以林语堂不必感到自己吃亏了。
如果他感到吃亏了,按照美国人的想法,他应该换个出版商。
林语堂显然不习惯这样的思维。
林语堂的想法可能
是,我现在帮你赚钱,以后你也帮我赚钱。
林语堂向赛珍珠借钱发明中文打字机,与借生活费是不一样的,生活费数量往往较少,周期通常较短。
借钱做发明,类似于借钱做生意,借的数量往往大一些,还钱周期通常长一些。
赛珍珠很可能从商业眼光来看这件事,觉得新发明风险大,不愿借,也挺正常。
后
来林语堂发明的打字机也没产生利润。
林语堂不必生赛珍珠的气,也不必因此而后悔与赛珍珠的交往。
当初不是赛珍珠帮他出书,他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
中国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很多,林语堂之所以至今还被人记得,主要也是因为赛珍珠帮他出的几本英文书,因为中国作家能出英文书的屈指可数。
美国人不是不可以交往,只是与他们交往时要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
中国在历史上是超级大国,所以其价值观念在世界上也影响过其他国家。
但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了,别国不会受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会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
所以,中国不能再输出友谊了。
在与别国、别国人交往,要以利益为重。
共同的利益可以弥补文化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