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行政许可审批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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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并联审批制度现状及优化工程管理专业

第一章绪论1.1 研究背景行政审批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也是我国传统管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发挥市场准入及监督管理的作用。

行政审批的主体主要为政府职能部门；审批的对象包罗万有，涵括社会各界、各领域。

行政审批因审批对象的广泛性、重要性、特殊性以及审批流程的复杂性，一直以来都受到政府及社会的重点关注。

我国实行行政审批制度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材料繁多、流程复杂、耗时漫长，同时部门碎片化运行、流程缺乏公开公正、自由裁量权严重、权力寻租盛行等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有了卓越的提高。

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背景下，行政管理制度在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领域面对更大的挑战：一是我国市场经济非常活跃的背景下，市场主体持续较快增长，人们逐渐在投资领域施展才华，氛围较好；但在创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例如不够方便，还有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限制性问题。

二是大家对环境要求的起点较高，公平正义是大家在其中所追求的，美好生活是大家所希望达到的，因此落脚到投资市场环境中，大家更是希望身处其中的；但现实的营商环境和市场主体期待还有较大差距，目前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跟不上市场主体的需求、消费者的期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如何在做好市场准入及长期监管的同时，挖掘中国经济的潜能，提高我国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这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和挑战。

为了提升政务水平，提高审批效率，中央、各地政府纷纷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出台各种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简化审批环节及优化审批流程，增强市场的活力。

行政审批改革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并联审批。

它已经成为全国优推的模式，该模式在全国各地广泛推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广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于2013年，在建设工程项目领域开展了并联审批改革。

2013年，时任常委的曹志伟，曾呈现过一幅画——它为长四米的一副“万里长征”行政审批图，在当时广州市两会上，让大家记忆犹，它揭示了企业投资、申报、建设一个项目所需要经历的漫长审批过程：经过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缴纳36项行政收费，最快也需799个审批工作日。

为什么要施行政府特许经营_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６期（总第２０期）为什么要施行政府特许经营？──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　张卿［摘要］政府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政府监管的手段，是与中国公用事业“市场化”这一背景紧密相关的。

但至今，对为何要施行政府特许经营，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仅从其优于原有公有制企业垄断经营的作法来解释，很少进一步分析政府特许经营是否也优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以及发挥该优越性所需的条件。

本文采用法经济学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我国现行的关于政府特许经营使用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政府特许经营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法经济学［作者］张卿（１９７３—），男，福建周宁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博士，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政府特许经营和公用事业“市场化”在本文中，政府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授予一个或几个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提供给社会公众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排它性或垄断性经营权利的行为。

此项排它性或垄断性的经营权利即为‘特许经营权’, 政府和上述企业分别为特许经营权的授予方和受让方。

授予方和受让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通常由它们之间的‘特许经营权协议’约束。

理论上，政府是作为公众的代表，为公众挑选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

〔1〕如果该产品或服务仅提供给特许经营权的授予方（即政府）而非社会公众，那么此时授予经营权的行为就非政府特许经营，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行为，如承包行为。

〔2〕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似已普遍接受政府特许经营是行政许可的一种特别形式, 其理由是政府特许〔1〕 A. Ogus, Regulation: Legal Form and Economic Theory (2004), p.324.〔2〕比如，一个政府部门希望去选择一家餐馆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午餐。

该部门可能会邀请许多当地餐馆进行投标，该政府部门将授予中标的餐馆在一定时间内和条件下享有排它性的经营权来提供午餐。

新时代深化“放管服改革重大意义及路径建议思考

新时代深化“放管服改革重大意义及路径建议思考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部署。

文章叙述了“放管服”改革体系出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分别阐述了“放管服”改革包括的三个方面“放”、“管”、“服”内涵和内容，最后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积极作用和重大意义。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简称“放管服”改革），是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这是新時代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方位下，中央对“放管服”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一、新时代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由国家实行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统一分配的方式，企业和地方基本上没有自主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

与之相伴随，也进行了行政体制的改革，包括了简化行政审批、创新市场监管、强化政府服务等改革。

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了践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我国进一步深化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政府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政府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整体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中还存在着“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的现象，在行政审批中还没有根本扭转“过多过滥、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也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颇有不满。

为此，党的十八大后，围绕改革行政体制和完善机构设置，我国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大潮。

其中，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并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逄锦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实现市场环境治理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实现市场环境治理逄锦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

在新的宏观经济治理要求下，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调整的重要方面。

在总结和继承已有供给侧、需求侧调整的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找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力点，需要树立“市场环境治理”的新路径，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新市场环境管理，构建有效协调机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要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协调政府各项职能为目标，以财政、金融、就业、科技、产业、区域、营商环境、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为重点，强化各项调控制度建设，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统筹各项政策手段应用。

2022年8月下旬，新一轮稳增长政策相继出台，例如5000多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LPR下调利率、房地产市场回暖措施等。

北京大学苏剑教授创新宏观调控新机制，在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之外提出“市场环境管理”理论，认为应该通过调整市场环境来稳定经济的政策，其目的主要是消除市场失灵，恢复市场机制的功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当前，虽然新冠疫情已经常态化，但是疫情的不确定性仍是最大风险，加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债务风险、中美关系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供需两端恢复承压，增长压力较大。

刺激企业和居民的信贷规模进一步提高，不能空喊口号、空耗资源，搞空心架子。

财政政策援企纾困、兜底民生的作用突出，应加快落实。

要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制建设，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要完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

关于国家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

关于国家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区分第一，含义不同。

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

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律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

行政手段则是国家通过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

第二，内容不同。

经济手段包括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

经济计划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国家从宏观上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的基本依据。

经济计划在我国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五年规划、年度规划等。

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指导和影响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一切准则和措施，它包括财政政策（如国债的发行，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方向的调整）、货币政策（如货币发行量的调整）、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利率的调整，存贷款政策的调整等）收入分配政策、价格政策（如通过对某些商品价格的调整来调节市场供求）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如税目及税率的调整）等。

法律手段主要包括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法律监督。

行政手段包括行政命令、行政指标、行政规章制度和条例。

第三，任务不同。

经济手段的任务在于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则主要是规范生产经营者的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调节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维护经济活动参加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调控范围不同。

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市场上经济活动主体的一切经济活动；行政手段的运用要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和限度内。

比如，在生产领域，对一些不符合国家投资结构政策和技术政策要求的产品要用行政加以干预；在社会分配领域要侧重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在交换领域，政府要运用行政手段强制人们遵守市场规则，以保证市场公平竞争；在消费领域则着重调节社会消费基金总额，如工资总额，社会集团购买力等，防止消费基金增长过快。

政府管制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管制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李志远
一
苟芙蓉
（州大学管理学院，３００甘肃省监狱管理局，３００兰７００；７０３）
政府管制行为的经济学解释１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的思想基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出现某些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时，市场机制的失效将导致“ 市场失灵”此时需要政，在囚犯背对背的审讯机制下．各囚犯基于理性的上策选择（５～５却并未实现整一，）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对市场扭曲加以矫正。这些市场失灵的主要领域包括：１在垄断（）福利的最优（２一）一，２，归根结底在于分别审判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信誉危机。条件下由于消费者作为垄断者的服务对象，无法以。退出” 方式对抗垄断，也无法联合达体信息不对称被完全消除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成。协议对垄断者造成的损失寻求补偿并避免“ 免费搭乘者” 因而垄断必将导致资源而在促进市场机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要实现在激励个体追求最优的基础上谋得社会整体的最优，通过政府对规则的确可以配置的低效率。（）２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由于逆选择机制使市场出现“ 劣品逐出良建立起一种“ 信号显示机制”使得经济主体即便身处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一，品” 柠檬” 的“ 市场，并由于“ 隐藏行为” 的难以观察而导致“ 道德风险” 盛行。使价格机制立和公开，样能够在统一规范下作出实现社会最优而又保证个体最优的理性选择。配置资源的效力丧失殆尽。（）部效应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３外无法解决商品供给过多２政府管．制行为扭曲经济结构的成本。在承认政府管制行为能够在有限领域保（污染）或过少（环保）的问题，因为外部成本或额外收益无法通过市场纳入企业的成本极小化而实现对市场缺陷纠正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政府管制行为却会造收益计算之中。（）４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非排他和不可分性使得公共服务由私人供证交易费用成经济结构扭曲，使经济运行承担较为高昂的社会成本。第一．由于进行行政决策和实给将使其血本无归，政府提供该类物品就显而得责无旁贷。行为的人一样是有趋利动机的经济谋求自或自集团人，己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通过各种规制行为（反垄断、价格管制、信息公开、产权界定、污染额度审施政府管制乏像法人企业那样的利润及成本的硬约束。因此，政府行为将塑造公共利益的批、供并管理提公共服务等）在有限范围内对市场机制加以矫正、控制甚至替代有充分而且缺本身就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判断。即便政府管制的动机是公共利益，限于信息及的思想基础。正如萨缪尔森所说“ 一只经修补的看不见的手也许比纯粹的自由放任或最优，知识的缺乏和社会公众福利函数的不一致，政府管制行为的结果也必然是一方获益是无限制的官员的政治规则的制订的极端情况更有效率” 。损失的零和 “ 博弈” 此外，。政府为熨平经济周期和促进财富增长的各种干预性如果说新古典主义对政府管制行为的合理性还仅限于其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和修正另一方其效能的大小取决于对经济主体预期改变的欺骗程度，人们在长期中对由于经济的话，那么２０世纪３年代以后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的功能增强到了无以复加政策，０会作出符合实际的理性预期，因而政策将在长期中是失效的；使政策在短期中是即的程度。凯恩斯认为由于储蓄与投资分别与收入和利率相关，企业投资与居民储蓄函波动由于政策和管制行为的时间滞后效应。也会使政策的效能大打折扣甚至适得数变化的不一致使，经济无法达到投资与储蓄的恒等，得也就难以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有效力的，所以，他认为政府是公正的，民主政府通过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竞争能够较准确的反映其反。第二，府管制行为，政尤其是行政许可翩度，使政府享有稀缺资源（如土地使用权、社会意愿并为公众谋得利益，政府是市场的合理调节者，私人家庭的愚蠢行为， “ 也许正排污配额、场准入许可、市政府采购协议等）的分配处分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果稀缺资是处理国家大事的精明行为” 。政府将可以借助于其所拥有的公共财货和国家信用的牺牲公运用及示范主动性地调节经济中的注人和漏出．管理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均衡源的获得采取非竞争性的方式而又缺乏有力的行政监督使行政权力出现滥用，共利益的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将会败坏政府形象和政府管制的声誉、破坏市场竞争的增长。秩序和规则、打击经济主体的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而经济结构、交易规则、公共利二、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质疑扭曲．社会经使济出现严重的外部负效应。一方面．来很小的看起违法７年代以后．Ｏ对由于过多的政府调节和管制行为导致的债务失控、经济窒息、企业益和资源配置的行为不断积聚后，会慢慢地使政治合法性的损害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腐败的即不官员和家精神束缚、社会利益牺牲的质疑，使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公众也会认为没有必要遵循运作规则；另一方面，研究表明，腐败程度与投资和经济增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长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管制行为实际上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交布坎南从经济人的角度，指出政府失灵的原因在于政府制度设计有一些无法规避的缺陷：１政府人员比起私人企业缺乏制度约束和产权约束。政府行为没有利润目标易成本上升。（）第三．行之有效而又科学规范的政府管制行为的确立和实施．得益于完全信息的获和成本压力，并容易打着谋求公共利益的旗号而恣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为了搜寻、甄别和处理信息．并进行社会公众之间漫谋求选票和政绩，一方面会尽量满足各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为分散决策失败的责任．得和磋商协调机制的效率。界定产权，听证会等）使政府管制行为承担高昂的。不可避免地使决策程序复杂化而导致政府迅速膨胀。（）２由于信息的政府垄断．作为监长而又耗费巨大的磋商和举行行政行为审议（实行公众之督者的选民和监督对象的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使得对政府官员及政府行为质量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为了能使政府管翩行为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益“ 协议”也会导致经济社会资源，转换的成本增加。和效力的监督通常是无效和高成本的。（因为３）个人偏好的差异性，使得社会整体福利间的利补偿第四，在构建一个由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政府管制系统时．最大的困难在于最大化的显示，由于缺乏有效的偏好加总技术手段而无法及时准确地反映，决策的一致而后使政府能够控制其自身。因此．纵使性和福利的整体增进如同海市蜃楼一样虚幻。（）４政府谋求的各种目标相互冲突（分充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那些被管理的人．也必须界定政府管制行为的边界和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就业、经济增长、币值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就使得矫正市场缺陷的政府行为及其效力政府管制行为是有效率的，，评价。而监控成本的出现也就在提高政府管制行为成本的同时，又造成机构庞杂和预相互抵消。从而减弱管制行为的灵活性和效率。上述机制的内在缺陷，使得政府行为既难以代表公共利益，又将导致资源无效配算增加。四、我国政府管制行为中的突出问题置、机构膨腐败滋生，此将政府视为胀、因超凡人圣的逻辑是荒谬的。２世纪９年代以来．Ｏ０我国不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但是与发达国家３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政府失灵并不像公共相比，我国的政府管制行为存在着一些更为突出�

《行政许可法》意义下的非政府组织

成为依法独立从事技术检测、检验、检疫活动，并对其技术结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专业服务组织” ① 。方面，物品进行检验、测、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动、实活动，对检检事有严格的技术标准，
一
・第一作者为西北政法学院教授、政法系主任；第二作者为西北政法学院行政法教研室教师。行
⑥ 帕森斯非常关注行动系统。行动是任何一种对行动者体验的满足和剥夺有影响的行为，是任何被动机推动的
行为。行动系统包括定位在一个情境中的一个或多个行动者，这个情境还包括自然因素以及符号、观念和信仰等文化客体，个体以特定的方式参照情境中的诸元素而行事，把它们当作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手段和条件，并且在此过程中建立与这些元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动系统由三个次级系统组成：人格系统、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对应四个功能：行社适应，达到目标，整合，和维持模型，单个部分系统的功能贡献的交换过程将通过 “ 一般的传媒 ” 系统机制”获得：，“
・
８・７
维普资讯
具有客观性。与检测方是否具有行政职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如果由行政机关来实施这项
活动，行政机关要么设置相应的技术部门，要么委托专业技术组织实施。前者要增加相应的编制和人员，不利于精简机构；后者与直接规定由专业技术组织实施相比，多了一道程序，不利于提高效率。
Ｖ中的行政许可法［ＢＯ１新浪网，ｔ／ｆａｃ．ｉａｃｒ．ｎｒｖｅｅｓｙＩＥ／Ｌ．ｈｔ／ｉｎｅｓ．ｏｃ／ｅｉｐ：ｎｎｎｗ／ｓａ／

反思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律中的应用

力图辨明真相，王建教授与张恒山教授就曾经撰文
定理并不是科斯本人命名的，但是却是科斯经济思想的反映，被经济学界认为极具震撼力，科斯也在１９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些定理如何９１运用到法律之中？科斯有他的分析。科斯将市场失灵视作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代价。他认为，只有当政府矫正手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收益促成有关当事人的经济福利改善时，这种矫正手段才是正当的。而那种认为市场交易需要成本，政府
加，人们对相对古代较为具体的现象与原理有了更加深人的研究，于是术业专攻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知识爆炸时代的来ｌ临，
没有人可以如同亚里士多德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
语境中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它结合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理论，为人们考虑法律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于制度成本；二，一种产权制度如果非建不可，第某而对这种制度不同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及方法有着不
同的成本，则这种成本也应该考虑；第三，如果设计和实施某项制度所花费的成本比实施该制度所获得的收益还大，这项制度没有必要建立；四，则第即便
并且在审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法学主要还是中国学者对该学科的一种称谓，早的较来源是奠定了当代中国法理学基石的沈宗灵先生于
人物，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几乎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必要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科的学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创新分析——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例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创新分析——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例摘要：当前，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我国主导的政治话语[1]。

无论是国务院各部委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政府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点与突破口[2]。

在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施背景、成效与创新之处进行深入探究，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提供启示。

关键词：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框架中的核心架构之一，是连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体制变革的桥梁和中间环节，在我国现有改革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层面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依然存在着一系列或大或小的问题，成为实现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预期目标的一大障碍。

2017年伊始，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以“壮士断腕”的极大勇气，排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制约因素和难处，将“最多跑一次”改革努力向前推进[3]。

截至目前，浙江省“最多跑一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历经近三年的时间，此次改革在冲破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藩篱、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我国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加快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有关文献回顾行政审批是当今政府运用公权力来协调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事务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事前管控措施。

而作为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对资源进行配置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的行政审批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受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国民素质道德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关于寻租性腐败的经济分析

关于寻租性腐败的经济分析论文导读：寻租性腐败的界定。

存在多级委托—代理关系。

或者说公职人员作为人民的代理人。

在制度经济学中贿赂行为被称为是权力寻租。

但是监督也是需要大量的成本的。

监督，关于寻租性腐败的经济分析。

关键词：寻租性腐败，委托—，代理，寻租，创租，监督一、寻租性腐败的界定腐败，被喻为政治毒瘤，千百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不断“进化着”，大有“与时俱进”之势。

论文发表，监督。

腐败的公职人员就像令食品变质的微生物一样寄居在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世界浸泡在腐烂的恶臭之中，然而微生物还能促进生物链的循环将腐质化作空气，腐败的公职人员却只能只能让世界陷于停滞与丑恶之中。

一般可以将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私人或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或者说公职人员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利用委托人授予的权利做了委托人未授权的事。

大部分腐败都涉及到权钱交易，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行贿、受贿。

在制度经济学中贿赂行为被称为是权力寻租，权利寻租是社会运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它的存在必然的会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降低本来已经稀缺的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

为了进一步了解什么是寻租性腐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寻租行为。

社会的稀缺资源一般有两种利用方式，生产性活动或者非生产性活动，一种资源可以用来提高技术或者生产效率使企业获得超额的利润，这可以被称为寻利活动，然而在市场的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超额利润必将消失，为了维持其超额利润，即暂时的垄断地位，垄断者将通过阻止其潜在的竞争者进入的方式继续获得其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被称为租金，而这种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则为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不是生产活动，但可能使寻租者获得大量的利润，它是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或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再分配，是无效率的。

寻租性腐败主要涉及到两方面的行为主体，一方面是寻租者，一方面是公职人员。

论文发表，监督。

寻租的前提则是有租可寻，即寻租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超额的利润，再者就是公职人员手中掌握着某种租的供给或者产生权利。

第二章政府经济职能与管理效能(2010级)

精简机构审批制改革制度创新
1.历次政府机构改革
（1）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最早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
目标：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机构、精简人员
（2）1988-2000年
途径：政企分开为主线，减少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为核心问题：
• 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 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仍以行政审批为主，政府职能转变步履维艰。
（3）稳定经济
当社会总需求AD≠总供给AS时，经济就会波动，出现经济周期。所以稳定经济是相对于经济波动而言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自动稳定器。是指通过财政的某些制度安排来发挥对经济的“自动” 稳定作用。例如，累进的所得税制就具有这种功能，当经济过热时，投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累进所得税会自动随之而递增，从而可以适当压缩人们的购买力防止发生通货膨胀。当经济衰退时，投资减少，国民收入下降，累进所得税又会自动随之递减，防止总需求过度缩减而导致萧条。）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调整预算收支来调节社会总需求。在经济过热时，财政可以减少支出或增加税收或者两种手段同时采用，在经济萧条时则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允许的，因为这正体现了以政府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来换取整个社会总供求平衡的意图。我国前几年的刺激内需政策、目前为经济降温的政策，包括抑制房价等，都属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如十二五规划等
有限政府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政治表达：
• 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和经济自由的政府 • 职能限制在公共领域的政府 • 透明行政的政府 • 法治的政府
尼克松“水门事件”
教材P51“判断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尺度在于一个政府或者说一个政权，在权力、职能、规模上是否受到来自法律的明文限制，是否公开自愿接受社会的监督与制约。政府的权力和规模在越出其法定疆界时，是否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困境与出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进阶

困境与出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进阶作者：朱新力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第3期摘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法治化成为破解“天花板效应”的必要条件。

审批制度改革的法治化是一个包含了立法、法律实施、程序设计和责任机制的系统工程。

立法和必要的法制调适是基础，为此需要管控部门立法新设审批事项、实现审批大类下各法律概念的逻辑统一、推进“先行先试”以增强法制调适。

同时，行政许可法实施机制的强化亦为关键，需要加强部门间横向协调，强化法律解释权、变更撤销权的运用，建立许可“立、改、废”评估机制。

而“法治社会”的基础制度建设本身即构成改革的土壤，为此需以法律制度促进和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以法治手段培育和规范中介机构。

最后，从“内部控制”到“外部责任化”的切换，包括引入“开放式决策”和外部监督，则是解决改革动力不平衡、压力不足问题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许可；法治社会；机制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１１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９２（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０５－００９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成为治国理念最大公约数的当下，法治之于改革的作用，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规范”、“保障”等功能，而是其本身就构成改革成长的一种“推动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攻坚期”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整体推进，仍然面临法制模式、部门体制和顶层设计三块“天花板”的制约。

笔者以为，改革要取得进一步成功，真正还权于市场，同时实现政府职能的综合转型，就必须将改革与法治两个系统相互嵌入形成一个内生系统，以法治勾勒改革，以改革形塑法治，只有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为审批制度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首先，改革及其效果反馈同样适用经济学上“边际效应递减”的原理。

改革初期，由于体制机制束缚已久，往往稍有创新即可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进入转型期之后，改革红利的释放不再那么立竿见影，需要依赖于更多的条件和环境。

大力降低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经济“内循环”

大力降低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经济“内循环”作者：曹梅军来源：《今日财富》2021年第03期当前，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严峻，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我国经济发展面正临着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消费市场巨大，也拥有足够的韧性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

企业是产业的基本单位，是经济运行的主体。

企业强，经济才能健康平稳运行。

企业要想有活力，政府就必须为经济发展主体减负担、降成本，从而助力新时期经济“内循环”发展。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企业经营成本主要是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务成本等的费用，但是还存在着一种“制度性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在其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其原义是“为了进行一项市场经济行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及交易的条件，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来保障契约的条款得以按要求履行”所发生的费用。

这一概念包含搜寻信息成本、协商与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和违约后寻求赔偿的成本等。

一、政府制度性交易成本自2015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其中就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首要举措，多措并举，为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来提高国民经济总量和激发市场活力。

从当前市场经济活力的角度来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制度性交易成本高大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审批事项过多过细原来的审批事项不仅项目多，而且每个项目中子事项或品种更多，几乎每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少则几百项，多则上千的子事项，让企业办事时，面对目录过多、种类繁多地审批事项不知从何处着手，经常一个窗口跑多次，一个事项跑多次，关键是这样的“跑腿”工作，最后也还没有办成，给企业造成了极大不良影响，有苦说不出。

同时审批事项大多呈现出“一长四多”的情况，即“时间长、材料多、盖章多、评估多、收费多”，这些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负担。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构建与运用研究

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构建与运用研究摘要营商便利度指数作为全球治理技术，对于各经济体改善营商环境具有广泛影响和指导意义。

构建和运用适用于我国国情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俄罗斯、印度与新加坡、香港对接国际评价指标、提升营商环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接国际评价指标，开展营商环境评估，认识本地营商环境不足，以问题导向进行改革，是各国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有益经验。

积极借鉴国际上构建和运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成功做法，有助于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一、作为治理技术的营商便利度指数全球治理指数（Global Governance Indicators）通过设计可量化的指标体系，测量各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领域的治理水平和发展程度，涵盖从素质教育评估到政府法治建设乃至人类发展的诸多方面。

根据《经济学人》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50种不同主题的全球治理指数。

其中有50多种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知名度较高的有：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监管法规进行量化分析，构建一系列可供横向比较的评价指标，给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质量进行评比排名，提出监管改革的指导建议。

无论是从媒体关注度看，还是就政策影响力来说，《营商环境报告》皆属全球治理指数中的翘楚，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政策出版物。

全球治理指数利用指标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给治理水平或发展程度打分，是尝试从数字维度认识复杂事物全貌的一种方法。

此类指数有助于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识别出某一领域治理较好的对象和较差的对象，并指导后者找到改进治理的选项。

从作用上看，全球治理指数成为有效的治理技术，在于具有知识效应（Knowledge Effect）与治理效应（Governance Effect）。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

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的路径选择----市场配置
在配置资源方面，当前市场还未充分发挥作用：
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四、财政部门管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是财政职责的重要体现
从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看，需要加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管理
经济稳定职能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其目的是要维持资源在高水平利用情况下的稳定。
经济发展职能，不仅是要促进经济增长，还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社会事业的进步。
一、政府取得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理论依据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权属于物权，并且属于私权
我国诸多的资源管理法和资源保护法，确认的是公权。
推进国有资源的有偿使用，首要环节就是要明晰产权，明确私权，加强对使用权人的法律保护，促进从微观层面加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权人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维护使用权人的合法财产权利。
四、财政部门管理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是财政职责的重要体现
从资源配置职能看，需要加强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的管理
市场配置资源也有市场失灵的问题，就需要运用非市场的方式解决。
非市场的方式，主要就是政府通过计划的方式对一部分资源加以运用，弥补市场缺陷。看得见的手要和看不见的手紧密配合，互相补充，才能从整体上实现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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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E nterprise E conomy非行政许可审批的经济学分析□章亮亮[摘要]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于2004年正式颁布实施《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

与此同时，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缺乏理论依据的审批制度———“非行政许可审批”，并且呈现出广泛适用和日趋扩展的态势。

本文通过对非行政许可审批内涵和外延的实然性分析认定，大量审批项目实际上是以变相设置行政许可的方式规避《行政许可法》的调整。

通过经济学方法分析，非行政许可审批在现实中存在负外部性，不仅增加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为权力寻租创设了空间，而且存在重许可、轻监督的现象。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限制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滥用，避免其负面效应的积累放大。

[关键词]非行政许可审批；经济学；规制[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1－0179－05[作者简介]章亮亮，华东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09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上海310000)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has been fully carried out in our country．TheAdministrative License Law was promulgated in 2004as to regulat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cts．Meanwhile，there appears the non-administrative licen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in the practice，which tends to an increasingly wide application and ex-pansion．Based on the practical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non-administrative licen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a large number of approval projects actually avoid regula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Law in a disguised way to set administrative licenses．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non-administrative licen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has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which increases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creates the space of rent-seeking power，and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ermit and despising supervision．Therefore，we must regulate the non-administrative licen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to avoid its negative effects．Key words:non-administrative licen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economics;rule and regulation我国政府自2001年正式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以削减行政审批数量为目标，坚持按照适度合理的原则调整和设定行政审批项目。

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在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我国先后开展了五次行政审批的全面清理工作：国务院各部门一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2183项，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60．6%；各地方政府一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3．7万项，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68．2%。

2012年8月23日，国务院又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

与此同时，一个名为“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概念开始产生，并日渐频繁地出现于各类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

这一概念在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并未提及，在理论界也鲜有论述，但在实务界被大量使用，而且呈现出日趋广泛和扩展的态势。

迄今为止，“非行政许可审批”也并没有成为一个被理论部门认可的正式法律术语，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和法律性文件却有意无意地为它留足了繁衍的空间。

也正因于此，我国各级政府得以冠冕堂皇借此为后门通道，名正言顺地继续沿用以“行政审批”为主要监管手段的传统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方式，合法抵消了《行政许可法》为转变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管理行为所做的努力。

由于是“非”行政许可的审批，所以这些审批事项实际上游离于《行政许可法》规制范围之外，不论是在设定权限上，还是在实施程序上，都不受《行政许可法》调整。

因此，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必然存在地区间不平衡、设定主体混乱、设定标准不统一、项目种类和数目相差Economy and Law |经济与法180E nterprise E conomy 悬殊、缺乏程序保障和监管等问题，破坏了我国行政法制的统一，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消蚀《行政许可法》成效的强大力量。

因此，对非行政许可审批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法律背景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为了保障有限的社会资源得以按政府计划有序配置，严格的行政管制和审批制度成为政府的必然选择，行政审批的范围也涵盖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过紧过死，严重遏制了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和经济发展。

因此，更新行政理念、转变行政职能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

而日趋泛滥的行政审批制度，也当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目的就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减少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活动具体事务的直接干涉。

1997年，国务院决定首先在深圳试点运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2001年，在深圳试点运行的基础上，国务院正式推行全国性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彻底清理各类行政审批项目。

200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行政审批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巩固了改革的成果。

同时，该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不适用本法。

”这一规定明确有关事项的行政审批不适用于《行政许可法》。

由此可以引申出此类行政审批与法律规定的行政许可之间是平行关系，也因为法律对此类行政审批具体范围的概括性表述缺乏明确而具体的外延限定，这就为后来“非行政许可审批”概念的出现和滥用埋下了伏笔。

“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最早是为了区分不属于《行政许可法》调整范围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属于该法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而提出来的，作为与行政许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存在。

“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官方正式表达出自于时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玉赋，他于2004年接受《?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明确提出：“有约500多项审批项目，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涉及政府多方面的管理事务”，“这部分项目拟以非行政许可的审批项目、以内部文件的方式予以保留。

”由这段话不难推断，全部行政审批事项在这里被划分为非行政许可审批和行政许可审批两类。

200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04]62号文发布了《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明确提出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但并未对这个概念进行解释，仅仅明确了暂予保留的211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并将之归因于“现阶段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有效实施管理的需要”。

从严格意义上讲，该通知是对《行政许可法》的细化和补充，其法律效力在《行政许可法》之下，但其发布时间在《行政许可法》生效仅一个月后，由此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

此后，各地区、各部门纷纷效仿，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行政许可与非行政许可的划分，大量创设“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或将存在争议的事项列入“非行政许可审批”的行列，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许可法》立法目的的有效实现，为某些“利益集团”提供了利用法律漏洞寻租的机会。

从“非行政许可审批”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的出现完全是中央政府在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行政管理的惯性思维和延续性做法，更是为了改革的稳妥顺利推进，出于现实考量而创设的一个过渡性概念。

我国自计划经济时代起就建立的“管制政府”模式，广泛地将行政审批应用于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并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由此造成行政审批过多过滥。

有些行政审批事项本身就缺乏法律依据，只是行政机关出于管理有效、便利甚至利益的考虑而创设出来，不仅可以简单快捷地实现管制目的，而且其中也不免隐含着各类利益纠葛。

所以，《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行政权力在该退出的管理领域不愿意退出，或者是不愿彻底退出，进而在行政审批改革的实施进程中有所保留，大量原行政审批事项得以借用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形式继续存在。

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法律界定（一）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法律内涵“非行政许可审批”是一个极具实践性的概念，关于其比较重要的规定是《行政许可法》第三条第二款和国办发[2004]62号文件，前者为这一概念的创设留足了法律空间，后者则以举例的方式对非行政许可审批内容进行细化。

《行政许可法》第三条第二款一般被认为是对“非行政许可审批”范围作出的限定，但在具体理解上，学界的观点存在较大争议。

有观点认为该款规定的所有事项均应以行政机关的“内部审批”对待；也有观点认为“行政机关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应当界定为“外部审批”；还有观点认为该款规定的事项既非内部审批又非行政许可。

例如：2004年8月27日，《财政部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中就列举了3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非行政许可审批的经济学分析181E nterprise E conomy予以保留；2004年7月5日，深圳市政府作出《关于发布深圳市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结果的决定》，规定“全市37个部门共有行政审批事项701项，其中行政许可保留239项，取消265项（占37．8%），其他审批保留197项。

”《决定》中提到的“其他审批保留”事项就是本文所说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