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扶贫和经济扶贫

谢谢主席，大家好！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纵古观今，横贯中西，只有人民才是国家根基。今天能与对方辩友共同探讨扶贫问题，不胜荣幸！今晚，对方辩友的论辩可谓是“横拉恒岱西太行，倒卷渤海东扶桑”，只可惜气有余而思不足，几点错误还是不得不提出来的。

第一，用事物的先后顺序来论断其重要性，犯了逻辑错误。就好比我早晨起来先刷牙后洗脸，就证明刷牙比洗脸更重要了吗？如果我先洗脸后刷牙呢？

第二，混淆概念。我方一再区别，救急是解决突发伤变或危难。对快要饿死的人当然要先保证其性命，但救急不等于今天辩题所指的扶贫呀！对方辩友没有深刻理解辩题，难怪说经济扶贫更重要了。

第三，偷换概念。对方多次将知识扶贫、经济扶贫偷换成知识与经济，然后进行对比，忽视迫在眉睫的扶贫问题，再次偏离辩题。

第四，对方主观地将知识扶贫归属经济扶贫的范畴，片面强调经济。好比向我们提问，水果与西瓜哪个更甜。这种荒谬的问题该如何区别，今天的辩题还具可辨性吗？

真理是不战胜的，我方始终坚信：知识扶贫比经济扶贫更重要。总结如下：

第一，从扶贫的根本性上讲，脱贫致富，说到底就是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路。而知识扶贫恰好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为之提供最根本的帮助。古人云，“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只有知识扶贫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李白不是豪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斤散尽还复来”吗？

第二，从扶贫的长远性上讲，扶贫不是给予一块面包使其暂时不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呀。战后联邦德国，从一片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不正说明了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吗？

第三，从扶贫的全面性上讲，我们要改善的不仅是贫困地区的物质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思想道德情操。而知识扶贫正可以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扶贫。鲁迅弃医从文不正是为了从思想上唤醒不觉悟的中国人吗？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知识及其有效利用，是国家繁荣昌盛和国家形象高大的关键所在”。

说到这里，我深信陈寿“智贵免祸，明尚夙达”这句话，因而更加坚定：知识扶贫比经济扶贫更重要！

谢谢！

论衡：人有知识，则有力矣。

实践是知识的母亲，知识是生活的明灯。

“救命钱”屡遭“洗劫”扶贫怎能先扶己？?

新华网四川、广西频道消息：近年来，一些被人民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洗”进自己的小金库。

扶贫款本是用来扶助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专项资金，有些甚至是“救命钱”。那么，扶贫款为何屡屡被基层干部“洗劫”？今后应如何防范各种形式的“扶贫腐败”呢？

扶贫先扶己“救命钱”屡遭“洗劫”

广西防城区法院日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防城港市防城区扶贫办原主任谢乃金有期徒刑11年。法院审理查明，谢乃金自2002年9月任扶贫办主任起，在实施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开支，4次将扶贫款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扶贫款近14万元。

2002年下半年，防城区交通局公路管理所对滩营乡的一条村道进行修护。防城区扶贫办也拨有资金修护这条路。在酒桌上，谢乃金与公路管理所的工程负责人陈志达成协议：“修这条路的财政扶贫款是7万元，定价3万元给公路所承修，条件是你帮提出余下的4万元。”陈志在项目结束后，分两次将4万元好处费送给了谢乃金。

由于职位不高，谢乃金经手的扶贫项目多数是些小项目，但即便如此，谢乃金贪污、受贿的“胃口”和胆量已可见一斑。

2005年10月，广东省国资委党群工作处原处长李肇祥因涉嫌利用担任省直单位扶贫办副主任的工作便利，侵吞扶贫款人民币21.9万元而被捕。设置扶贫办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扶贫款项的管理和指导工作，但李肇祥却先致力于自己的“脱贫”，将扶贫款用于装修私宅、多发补助和吃吃喝喝，使自己从公仆一夜间成为“富翁”，而且还升迁腾达。

此外，乐山市扶贫办、以工代赈办原副主任马国刚被查出曾利用职务之便，挪用、侵占公款582万余元，获违法所得245万余元，行贿16万元。乐山市检察院在搜查马的住宅时，还搜出国产五六式7.62毫米枪弹25发。2005年4月15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马国刚因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

扶贫款缘何成为腐败新“泛区”

在部分边远及贫困地区，私分、贪污、挪用救灾、扶贫和移民安置等救命款项，已成为一些扶贫干部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仅以广西为例，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件，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

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有的被基层各级政府“提留”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甚至直接用于挥霍；有的被吃“回扣”，一些扶贫干部为了自己先捞到一部分，变相地私自巧设项目，虚报各种费用开支，私分公款、做假账，欺上瞒下。还有的扶贫款虽然似乎被用作扶贫，但项目被有关系、有能力的人搞到手，通过虚报预算等方式额外获利。在基层，不少扶贫款演变为“政绩款”，扶贫工程只是掩人耳目的“样子工程”。

尽管国家对救灾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是由少数领导干部单独负责，一个人说了算。从扶贫资金管理上来说，扶贫资金的申报、拨付和使用没有规范的制度，透明度低，本地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力度薄弱，使扶贫资金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广西百色市隆林县的一副县长，便利用自己主管移民工作之便，挪用移民款30万元，用于其弟支付船舶运营所需的轮船费用，在当地造成很坏影响。

据四川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郑君介绍，2001年，他到四川北部几个国家级贫困县就扶贫款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当地一些知晓内情的干部私下对他说，国家每年对四川北部多个贫困县的扶贫力度都很大，扶贫款的数额甚至高达五六亿元。但这些资金在有些县连一半都没有用到真正的扶贫用途上。有的贫困县的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的“皇冠”。

但各地即使明知扶贫款项被挪作他用，在查处时往往也会心存顾虑，担心一旦严肃查处，会使上级部门以地方管理不善为由停止拨付扶贫款项。因此，各地在查处贪污扶贫款干部时往往有意淡化案件的严重性，打击力度不够，对类似的行为一直没有形成“高压态势”。

贫困县抱怨扶贫资金遭盘剥呼吁中央直接扶持?

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同时也是知识爆炸的年代，这个时候，知识便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依靠知识解决了早已影响世界多个世纪的温饱问题。

他小时候就埋下了理想的种子：他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并逐步侵占华北和中国内地。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空袭，尸横遍野。这些悲惨景象，给袁隆平童年的心底，留下深深的民族创伤，也在他脑海里产生了一串串的问号：为什么中国百姓如此被人欺侮，任人宰割？为什么外国强盗在中国如此横行霸道？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他要依靠自己的知识，做一个能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