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里格斯诉帕尔默案
一、案情回顾
帕尔默是个乖巧，帅气的小伙子，深得祖父宠爱。

他的祖父是个鳏居的富翁，特别重男轻女，早早立下遗嘱，百年之后全部财产由帕尔默继承，两个女儿分毫没有。

帕尔默无忧无虑，就等着祖父去世以后以唯一继承人身份继承祖父的财产，岂料老头精神健旺，看上了一个少妇并且开始谈婚论嫁。

帕尔默担心老头改变主意修改遗嘱，气急败坏之下将祖父毒死。

警察将帕尔默带走，但他仍认为自己拥有继承祖父遗产的权利。

老人的两个女儿一方面为父亲的死伤悼不已，另一方面又暗自庆幸父亲死于唯一继承人之手，自己有可能成为父亲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在帕尔默吃刑事官司的同时，他们又把他告到民事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帕尔默的继承权。

二、法官意见
格雷法官认为：法律的含义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来界定的，纽约州遗嘱法清楚确定，没有理由弃之不用。

遗嘱人在遵守国家制定法规定的情况下，有处置遗产的自由。

如果帕尔默的祖父早知道帕尔默要杀害他，他或许愿意将遗产给别的什么人，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祖父认为即使帕尔默杀了人（甚至就是祖父自己）他也仍然是最好的遗产继承人选。

所以帕尔默仍然是合法的继承人。

此外，如果帕尔默因杀死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那就是对帕尔默在判处监禁之外又加上一种额外的惩罚。

这是有违“罪行法定”原则的，对某一罪行的惩罚，必须由立法机构事先作处规定，法官不能在判决之后对该罪行另加处罚。

所以格雷法官坚持认为应该严格依照纽约州法律判决帕尔默获得遗产。

也就是说除非存在有关制定法字面语境的其他信息或有关立法者主观意图的其他信息，否则法官必须逐字逐句地解释制定法。

经过这样解释，可以看出，真正的遗嘱制定法并不将谋杀作为一种例外情况排除在遗嘱继承之外。

这种解释看似
机械，实则慎重。

因为，尽管死者如果知道帕尔默试图毒害他，可能会改变遗嘱将遗产留给两个女儿，但是，死者也可能即使知道帕尔默的企图，仍然愿意将遗产留给帕尔玛，因为他可能认为只有帕尔默是其家族传人，女儿不是。

此外，如果帕尔默因谋杀犯罪而失去继承权，则他要遭受服刑之外的进一步的惩罚。

然而，惩罚犯罪必须应由立法机关事先规定，不能由法院事后追加，这是一个重要的司法原则。

厄尔法官则坚持：第一，法律明确规定的背后，都隐藏着潜在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

《遗嘱法》也不例外，潜在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允许人们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尊重财产所有人的真正意志。

因此，可以合理地设想任何遗嘱人都不会愿意将遗产交给谋杀自己的人。

第二，法律制度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人们不能因过错而获得利益，判断帕尔默是否有继承权，同样必须遵守这一原则。

第三，法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权根据法律的精神、社会通行的价值作出判断，这并未超出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不能认烛“越权”。

因此，帕尔默应败诉。

三、本人观点
对于本案，纽约州法院最终判帕尔默败诉。

主要理由是就像“合同必须遵守”的条文背后的诚实信用原则，“不的伤害他人”的条文背后的“保护个人权利”原则一样，在继承遗产的条文背后存在“不得有过错”原则。

这些原则是更高层次的法律，谁违反这些原则就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因此，从法理上说，帕尔默只能败诉。

审理本案的法官对本案的主要分歧点在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即到底是应该严格依照纽约州关于公正遗嘱和分割遗产的法律进行判决，还是应该适用“任何人不应从自己错误中得利”的原则。

在此，笔者认为，原则在法律中是最基础的不可违反的，任何违背法律原则的法律法规都应是无效的，因此，我认为厄尔法官的观点和理由应该得到支持，即“任何人不得通过犯罪行为获得财产”，其更符合现代法学发展的需要。

理由如下：
首先，准继承人通过犯罪行为来占有遗产的行为与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在犯罪之前，遗嘱所涉及的财物还是被继承人合法占有的财产，遗嘱中所确定的继承人并不是财产的合法所有者。

如果他想以不法行为来成就继承的条件，即促成被继承人死亡以使自己成为现实的财产继承人，那么他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类似于财产型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而他采取的是杀害被继承人的方式又是法律所禁止和应受到刑法惩戒的不法行为。

通过犯罪行为获得的财产都不应归犯罪人所有。

既然法律禁止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人占有赃款赃物，那么是否也应该禁止帕尔默这样谋财害命的人获得财产？答案显然应该是肯定的。

否则，如果判决最后确定帕尔默可以获得遗产，那么无异于纵容了罪恶，而且很有可能触发其他人的犯罪动机。

帕尔默不能获得遗产并不是对他进行额外惩罚，而是回复了事实发生之前的原始面貌。

所以“任何人不得通过犯罪行为获得财产”同样也适用于这一案件。

其次，通过犯罪行为获得的财产不能被法律确认为其合法财产。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多余的，但是放在这个案子上就并不显得多余。

一个合法的行为不一定导致合法的结果，但是一个非法的行为必然不会产生合法的结果。

犯罪行为肯定会使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受到损害。

就这个案子来说，准继承人杀害被继承人，他不仅侵害了被继承人的人身权，而且还可能违背被继承人处分财产的意图，提早进行了财产分配。

不能排除，如果被继承人还活着，那么他会将遗产给那个杀死自己的人吗？所以帕尔默还可能侵害了其祖父的合法财产权。

设想，如果法律允许他继承财产，岂不是成就了他的犯罪目的？法律会容忍这样一个实际上帮助了犯罪分子达到犯罪目的的判决吗？既然通过犯罪行为获得的财产不能被法律确认为合法，那么法律就不可能判定一个犯罪者获得不义之财。

而且，从法学方法的角度来说，本案判帕尔默败诉可基于以下几点：第一，法律的目的；第二，法官的价值判断；第三，法律的社会需要。

首先，从法律的目的来分析。

耶林将法律目的比喻为在茫茫大海上指引航船方向的“导引之星”。

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就在与能够实现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庞德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合理地构建社会结构，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

在本案中，如果帕尔默胜诉获得继承权，那么这是明显与法律的目的相违背的，立法者立法的意图不可能是保护违法者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利益。

其
次，法官的价值判断。

在审理案件时，法律适用者不仅要运用事实判断或逻辑判断，而且要运用价值判断，就法律所拟定的原则、规则、制度等客观存在（客体），人们必须从他们能否体现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能否更为理想的原则、规则、制度存在的角度来予以分析法律，从而涉及法律的应然状态和理想追求问题。

帕尔默案虽然仅从纽约州的法律条文上看，似乎帕尔默应胜诉，但是从社会价值上来说，很明显帕尔默的败诉更符合社会价值观。

最后，法律的社会效益。

在估价实际效果和选择政策时，应当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其中尤其应当注意社会效益。

若判决帕尔默胜诉，我想必然会在社会上先前一番争论。

不从法律角度来看，就从道德角度或者说就从人们的价值观的方面出发，在人们的价值判断里，帕尔默是杀人者，是不能够获得继承权的，否则与理不容。

若判帕尔默胜诉必然会在法律与法律的社会效益上有冲突，此时，我们应该选择更大的利益，也就是说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弊相比择其轻。

因此，就如张文显教授认为：“在法学中，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原则的特点是，它不预设如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更没有规定特定的法律后果。

但是，它指导和协调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

在制定法律规则，进行司法推理或选择法律行为时，原则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遇到新奇案件或疑难案件需要平衡重叠或冲突的利益，为案件寻找合法的解决办法时，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在本案中，原则的适用明显比严格遵循立法者所确立的法律规则更合理。

如果把这个案件放到现在而言，可能就没有上述这么多的疑问，例如在我国《继承法》第七条就明确规定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丧失继承权。

所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必定会出现更多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加以规定的情形，在此，就体现出了原则的重要性。

四、小结
通过这个案例我认为在法律实务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不仅要理解法律条文，还要理解立法者意图，两相比较，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立法者的意图，按照立法者的意图办事。

可以设想，立法者对类似帕尔默的行为一定是十
分愤慨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赋予其财产继承权的。

第二，法律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应当建立在对立者的意图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如果囿于对条文的理解，则有可能自以为做到了中立、客观，实则未必做到中立、客观，甚至会南辕北辙。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也需要不断的进步，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的去完善我们的法律，总会有新的我们想不到的现象出现，我们不能期望法律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写到法条中，所以，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法律条文，更应该学法理，学懂法律理论、法律方法，理解立法者意图，这样才更有利于在法律实务中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