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书禁

宋、辽书禁政策之浅析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07历史 070103028 林伟指导教师曹显征副教授【摘要】宋代与辽代既是敌对之国，而又称兄弟之邦。

书是宋、辽两朝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关系等领域的传承的重要工具;同时宋、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关系等方面实行的政策也影响着书禁政策的发展。

两朝统治者为防止军机要事、山川险要通过书籍外传，又兼经济、文化、民族心态的影响，故彼此实行了书禁政策。

书禁政策产生的影响是统治者始料未及的，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宋辽书禁政策公元一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少数民族相继的兴起，政权分立，纷争不断。

相伴165年之久的宋辽两代在各领域相较异常激烈，宋辽书禁政策就在这环境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本文将通过以下三条线索对宋、辽书禁政策做出浅要的评析：一、宋实行书禁政策的背景、书禁政策的发展过程及特点、书禁政策的原因；二、辽实行书禁政策的背景、书禁政策的原因及具体措施；三、宋、辽书禁政策的实行对两朝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一章：宋代实行书禁政策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原因。

一、宋代书禁政策的背景、发展过程及特点、书禁政策的原因。

自936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晋，契丹主自解衣冠授之。

石敬瑭称帝后，立即兑现之前向契丹所许下的承诺，将幽州、蓟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割让给契丹。

“燕云”对宋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心结。

一个让骄傲的宋人感到自卑，就如同时时刻刻扎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心中的一根刺那样的解不掉的心结。

这个心结会给宋人带来什么？一个忍气吞声一百年，在与外族战争屡屡受挫一百年，却有着光荣历史与荣誉感的民族，要怎么样面对这种心结？宋朝开国之后，面对辽人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不得不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

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失地。

宋朝还在河北南部兴建“北京”大名府和辽国对峙。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移师幽州，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逃走，两年后疮发去世。

之后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一直未能占领此地。

景德元年（1004年）北宋真宗抵澶州北城，后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之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年）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维护了此后122年的和平.据统计在北宋历史165年中，宋辽和平期共122年，而失和则仅有43年。

澶渊之盟后两国关系也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平等，即平等的外交礼节。

自此宋真宗与辽圣宗两人约为兄弟，真宗为兄，圣宗为弟，两朝即为兄弟之邦,这与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不同，相反恰是为了更好的表明了两国兄弟之邦的平等关系。

时，两国帝后去世时，对方皆发哀，辍朝，或禁音乐。

如辽圣宗去世时，宋仁宗亲发诏书云：“宜特辍视朝七日，兼禁在京音乐七日，以辍朝日为始……礼官具仪，帝成服於内东门幕殿”①[1]宋初，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由此，宋庭逐渐将重心由对外攻取转向对内防范，书禁政策也随之摆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在澶渊之盟后，出现了一种相对“和平喜庆”的社会氛围，为何宋朝要接连发起“书禁’政策呢,而且越发走向高潮？宋代存在了165年之久，更换了九代君主。

书禁政策的发展从960年陈桥驿兵变至“靖康之变”、一步步迈向高潮，其主要历经了这么一个过程：㈠、书禁的初期主要是在太祖朝和太宗朝，即960—997年。

这一时期，政权初建，皇权未稳，边境尚未安宁，契丹虎视眈眈。

此时此刻，两位久经战乱的宋朝皇帝自知民生疾苦，稳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于是定下了一系列“祖宗之法”。

其时的“书禁政策”也基本是沿袭唐五代的“书禁”政策，书禁范围不广，书禁政策也没有多大的革新。

据统计：这一时期的“书禁”不少于6次，2次在太祖朝，4次在太宗朝，其中五次在禁天文，经纬。

占卜类。

[2]如在开宝五年（972）九月，太祖下诏：“禁玄象器物、天文、图。

不懂啥字、七曜历、《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私藏于家，有者并宋官。

[3]同年十一月癸亥诏：“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4]。

开宝九年（976）十一月，太宗即位两旬，就下诏曰：“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幕告者赏钱三十万。

[5]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太宗诏令：两京诸道阴阳卜筮人等，向令传送至阙，询其所习，皆懵味无所取。

盖娇言福祸，诳耀流俗，以取赀耳。

自令除二宅及易筮外，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其阴阳书，限诏到一月送官”。

[6]在这么一种高压政策下，知巧天文术数的人陆续被送到开封。

十二月，太宗组织了一次考核，考试合格的被留在了当时的国家天文机构——司天台，不合格的被当做犯人处置了。

[7]㈡、“书禁”中期“书禁”中期主要集中在宋真宗、仁宗、宋英宗在位期间，即1023—1085年。

真宗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前，宋政府一直面临着辽国的军事威胁。

澶渊之盟后，宋代出现了相对的和平安宁的时期，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开国之初定下的“祖宗之法”,在有效防止五代藩镇割据、朝代频繁更替的同时，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造成了北宋“冗兵、冗兵、冗费”的弊病，加之每年的“岁币”负担，由此形成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有识的士大夫阶层有感于社会现状，要求进行变革，从而有了之后的“庆历新政”。

在这一时期禁书政策，建立在重申禁“经纬、天文图书的基础上。

在雕版印刷术进步，榷场贸易活跃的情况下，一些事关国家机密的图书也流入了辽国，因此，真宗景德三年（1006）诏：“非九经书疏、不得赴榷场博易。

景德三年九月壬子，诏：“民以书籍赴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按罪，其书没官⒆——《续资治通鉴长篇》卷六十四，景德三年九日壬子条仁宗天圣五年（1027）“今后如合有掉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通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造讫收索断造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

”[8]景祐三年（1036）秋七月丁亥，禁民间私写编赦、刑书及毋得镂版，[9]庆历二年（1042）正月，诏毁《金科正义》。

[10]——杭州知府言：知仁和县太子中舍翟昭应将刑统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

“诏转运使司鞠罪、毁其板。

——《宋会要辑高。

刑法》二之二六治平三年（1066）七月辛巳，禁私印新修经义据统计[11]：这一时期的书禁数量比初期有所增加书禁数量应不少于22次，其中真宗朝9次，仁宗朝约12次，英宗朝月1次。

较前代，书禁的数量类型也有所增加，除天文、经纬、兵书外，还有禁法律、词语体制不合规宜之图书，对输入境外的图书业有规定，并对私家出版文集进行规范，对私家印官府新修经义进行禁止。

在书禁同时，还有多起因蓄书禁而获罪的例子，如天禧元年（1017）袁象藏书案[12]天禧三年（1019）谯之易书禁案[13]、㈢、书禁高潮在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年）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至“靖康之变”的122年里，宋辽总体保持的相对的和平局势，但“内疾不解”，积贫积弱的局势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

财政困难，军事疲弱，内忧外患迫使宋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当的措施，其中自然不少是为加强思想控制，达到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此，随“书禁”政策走向高潮，大宋朝却步入没落，这或许也是宋人悲哀的一面.书禁高潮主要集中在神宗朝、哲宗朝、徽宗朝、钦宗朝，乃至南宋高宗朝后才有所平缓。

本文旨在浅析宋与辽的书禁政策、因此南宋朝书禁政策暂不做论述，即1067—1127年.这是宋代书禁的高潮期之一，宋朝的主要书禁政策也主要产生在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的书禁应不少于44次，其中神宗朝约6次、哲宗朝10次、徽宗朝27次、钦宗朝1次[14]。

随北方金朝的崛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书禁政策出现了较为极端的做法。

二、宋代实行如此严酷的书禁政策究竟有何必要性和重要性呢？究其原因，本文做如下论述：㈠、政治层面宋代的专制主义集权高度发达，自宋太祖、太宗立下“祖宗家法”，而祖宗家法的核心则是皇权的集中与政权的巩固，结合当时异族的政权的兴起，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

因此，对于那些被统治阶层认为威胁到自身统治，威胁到国家时政军事机密时，这些图书自然而然被列入了“书禁”范畴。

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二十五日诏：“凡议时政得失，边机军事文字，不得写录传布。

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緡钱十万。

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

候印讫，送秘书省。

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

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

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15]臣子的党争：臣子的党争以神宗熙宁年间，实行的著名“王安石变法”为代表，这场变法功过是非暂且不论，但这一场变革使源于仁宗朝的宋代党争越演越烈，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异常尖锐，当权派为打压异己，反对对方学说，而进行书禁，出现了因政见不同而大肆禁止异党人士图书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许多文字狱。

如松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以及稍晚期的“车盖亭诗案”。

㈡、文化、心态层面首先，在《宋史。

艺文志序》[16]说：当时“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加之内忧外患，宋朝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较高的忧患意思，使统治者较难驾驭宋人思想。

有思想，有技术，宋人思想著作也随之百花争艳，这也史宋统治者不断拓大书禁范围，加大书禁力度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自认文化“纯正”的宋人眼中，向来以“正统观”自居，存在浓厚的“夷夏观”。

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汉人刘辉上书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

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

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

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

”[17]因宋人修史时把辽朝列入“四夷”而不满。

政和八年（1118年），宋廷积极准备北上攻辽，以收复幽云地区，安尧臣上书劝阻曰：“臣闻中国，内也；四夷，外也。

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

夫天下有外惧，无内忧，盖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来服，无道未必不来，……安危之机，不在于夷狄之服叛去来也。

”这里宋以外邦国统统称为“四夷”，认为是天下之“末”而非“中国”，明确地表达出了视契丹人为“番夷”的态度。

在军事领域的不得志，为保持那脆弱的文化、民族优越性，宋人自是不愿将先进的文化轻而易举的流传入辽国么？㈢、国防层面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亲征幽云之时，宋廷就下诏云：“北燕之地，中国旧封。

晋汉以来，戎夷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

……爰兴师律，以正封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