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拨与超越

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社会人”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拨与超越——兼议新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臧得顺【专题名称】社会学【专题号】C4【复印期号】2010年04期【原文出处】《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兰州)2009年6期第11～20页【英文标题】From Karl Polanyi to Mark Granovetter：The Backwash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Assumption of "Economic Man" to "Social Man"——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ic Sociology【作者简介】臧得顺(1977-)，男，山东宁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7级博士，指导教师：李培林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现象及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分析、经济社会学理论、农村发展研究、文化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100102【内容提要】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经济人”假设从形成起就不断受到“社会人”假设的反拨与挑战，促使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调整自己的保护带，推动整个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发展。

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是颠覆性的，为后来的学者建构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做好了铺垫。

格兰诺维特等建立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把人视为“社会人”，再考察其置身其内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空间，进而分析其经济行为的激励因素，对传统的理性选择、效用驱动的经济模型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进行补充解释甚至是替代解释。

这种基于相同研究对象而引起的学科交流和对话已势在必行。

【关键词】经济人/社会人/波兰尼/格兰诺维特/经济社会学【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9)06-0011-10 在社会科学领域，每门学科得以建立，大都需要一种关乎人性的前提假设作为学科的基础。

根据伊·拉卡托斯的“硬核”与“保护带”理论，①这种关乎人性的前提假设就类似于这个理论体系的“硬核”，是某种非常一般的、构成纲领发展基础的理论假说。

硬核被“其倡导者所决定的方法论”当作是驳不到的，并且它除了纯形而上学的信念外，还包含一个“积极的启发式论据”和一个“消极的启发式论据”，这二者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做”与一系列“不做”组成的(Lakatos,1978,Vols.1,49-52)。

而保护带包括一项科学研究纲领的灵活部分，正是在这里硬核才与辅助假说相结合，形成科学研究纲领来以获得科学声誉的那些可以检验的具体理论（布劳格，1992:40-41）。

而在关于人的行为模式或者说关于人性的各种假设中，最具代表性的即“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的区分。

本文所指的“经济人”假设就是形成于亚当·斯密而后成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硬核”的最根本的前提假设，从它形成的那一刻起，“经济人”假设就不断受到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利他主义取向的“社会人”假设的反拨与挑战，促使它不断修正自己的“保护带”。

正是在这种辩论互动中，建基于两种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两门学科才能相互吸收对方的精华，不断向前发展。

一、“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理论硬核的形成和保护带的修补从思想史的历程看，“经济人”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种模式——古典经济人模式、新古典经济人模式和广义经济人模式（杨春学，1998:19）。

在经济人抽象的思想历程中，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各个命题的强调程度和分析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以渐进的方式建立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

（一）《国富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在经典巨著《国富论》中，斯密系统的论述奠定了“经济人”假设思路的基础，成为经济学理论大厦得以建立的基石。

他在继承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地、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并把最初基于道德哲学来阐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归结为系统而明确的经济学论证，使经济人假说从其他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

他是这样展开他的分析逻辑的：(1)继承并发展了道德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和休谟等人“人性自私”的论断，认为凡生活在社会上的人无一不心怀“自利的打算”（斯密，1972:13-14）。

这种利己冲动可表示为“每个人改善自身状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斯密，1972:315），且“每一个人的利益，在于能过着尽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斯密，1974:320）。

可见，斯密意义上的“经济人”，就是追求自己安乐和利益、从利己动机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

(2)斯密指出，每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就会增进社会利益，“在‘自然秩序’下，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斯密，1974:27）。

然后他进一步强调只有让“利己心”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充分发挥作用，才能够实现社会普遍福利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进。

这样，就可以以“个人本位”作为逻辑起点，建立起从“一只看不见的手”经自由竞争到达经济最优状态的整个逻辑演绎体系（李培林，1995:204）。

因此，综合来看，“经济人”假设主要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命题：第一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

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预期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

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第三个命题是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杨春学，1998:11-12）。

（二）边际革命：从“利润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尽管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直接使用“经济人”这一术语，而且在其通篇论述中他自己也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假设思路与《国富论》其他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他的论述奠定了“经济人”假设的基础，因此，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以《国富论》所系统化而成的古典经济人模式具有某些致命的局限，必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修正和补充。

亚当·斯密在建立经济学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时，他主要是从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因而这个逻辑起点常被称为“利润最大化假定”，但是当人们以此来解释人的消费行为时，就遇到了一些困难。

消费者选择某种商品并不是为了获得利润，为了消费而买和为了转让而买的行为目的是不同的。

……这样，消费者从对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占有、使用或消费中得到的快乐和满足就被定义为这种商品或服务的“效用”。

但是，效用并不像利润那样可以进行精确的计量，所谓“效用量”只是表示商品效用的顺序性排列以及因消费数量不同而发生的效用变化，不过这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已经使人们可以从“效用最大化”的逻辑起点去建立关于基数效用和边际效用的一整套规范性消费理论。

斯密的逻辑在这儿得到重要补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不是仅仅从生产者的角度去考察资源的配置状态，而是从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追求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追求两个方面去研究供应和需求形成的市场均衡（李培林，1995:204）。

对古典经济人抽象的诸如此类的缺点和不完善之处的纠正、补充，是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后世继承者所进行的。

在19世纪中叶，对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的研究，以及对他们的某些缺乏严密定义和论证的理论的挑战，终于引起了一场经济学的巨变——“边际革命”。

在分析工具上，标志着古典经济人抽象和新古典经济人抽象的真正分水岭，是边际方法的引入。

这种引入的重要意义是：它给怎样选择可供利用的资源以实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这个一般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基础（杨春学，1998:132-134）。

（三）经济学边界的扩展：“经济人”假设应用于非经济领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形式上严密的论证，促使新古典经济学跨出自己学科的边界，“侵入”其他社会科学并无往而不胜，最终到达被人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②(Souter,1933；Boulding,1970；Bohman,1992；Scheff，1992)的巅峰。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入侵”政治学领域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由经济市场行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行为分析，将斯密的“经济人”的自利属性发展到极致。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尼斯·缪勒在《公共选择理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经济人。

“公共选择的方法论却是经济学的。

与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缪勒，1999:4）。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模型的基点就是把“经济人”假设扩大到个人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

政治市场上的选民、政治家都是理性人，他们的基本动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不仅仅在政治学领域获得凯旋，它对其他更为广阔的非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入侵”也捷报频频。

贝克尔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家庭、婚姻、生育等更为一般化的人类行为中。

在贝克尔看来，无论政客还是商人，无论独身还是结婚，各个人的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

这样，在贝克尔的新“经济人”的效用函数中，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非经济因素，最大化效用涵盖了个人可能追求的任何目标，他甚至认为犯罪行为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用“效用最大化”替代“利润最大化”来作为整个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这样，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被解释成为人们根据自己所面对的约束来做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偏好的选择，而且是追求做出的选择越多越好(Becker，1976)。

（四）“经济人”假设作为硬核的缺陷及经济学内部对它的批判在经济学领域内部，从经济人假设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经济学说史上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围绕着三条线：第一条线：就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是第一位对经济人假说进行批评的代表性人物。

他针对穆勒的观点提出批评，指责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人，只被赋予寻求食宿的品性，而完全排除了情感和智力等其他品质”（转引自杨春学，1998:175）。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批判影响最大。

历史学派认为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第二部著作《国富论》（1776年）的观点是矛盾的，前者立足于“利他”的人性，后者立足于“利己”的人性，以此攻击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抽象演绎分析方法。

和边际学派的争论引发了围绕斯密的两部著作是否以同一的人性和统一的思想为根据的所谓的“斯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