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一012-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 (肖唐镖)

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心态和行为研究及其它作者：肖唐镖来源：《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本站发布时间：2003-3-28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预设自1988年6月1日试行《村委会组织法》以来，村民自治的实际进展状况如何？对此，人们的看法莫衷一是。

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已有80%的村委会开展了直接选举。

但在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研讨会上，有位学者介绍他在大陆村民自治开展得较好的七省调查发现，在他所调查的数百个村中仅有24%的村进行了直接选举，依此推测全国的实际比例看来要大大低于20%。

还有学者据在云南、广东等省的实地考察，发现直接选举实际上进展更为缓慢（李连江、熊景明1999）。

直接选举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全面的村民自治状况又如何呢？据杨子立对曾首创“村民代表会”和“村务六公开”的国内村民自治“先进县”——河北省赵县的亲自考察，在被走访的8个村委会中除个别村尚好外，其他村情况甚不乐观，诸如村民代表会不起作用、给农民“打白条”、加重农民负担、村干部胡作非为等问题也依然严重存在（杨子立1999）。

再以江西省为例，村民自治这一工作也一直是启而难动。

表现为：一是村委会选举初上轨道，但民主化程度不高。

全省1996年全面推开了民主选举工作，但多是“保证性选举”，存在搞形式、走过场等问题。

选举后，乡镇不尊重民选结果，违反法律随意撤换村委会干部的事件，在各地仍频频发生。

二是村务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开始起步，但规范化程度较低。

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各地普遍建立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60%的村还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但能较好地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村仅是少数。

全省每年能召开一次以上村民会议的村不到20%，能坚持每年召开两次以上村民代表会议的只有30%左右。

一些村即使召开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也难以讨论和决定村内重大事项，并保证会议决定的执行。

在大多数村，村务的决策和管理仍然是由村干部作主，多数是由村支书个人说了算。

三是以村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已有进展，但尚待规范提高。

至今，全省已有90%的村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这一工作，但能较规范地公开村务的村大约只有40%，能民主评议村干部的村则更少。

多数村的“村务公开”，并不是全面的、有深度的公开，而是搞有选择的公开，有的甚至是假公开。

四是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起步较早，但进展缓慢。

早在1990年，该省就确定永丰县为村民自治示范县，起步不晚。

但实际上，多数地方并不重视，没有真抓实干，个别地市甚至连村民自治示范点都还没有确定。

至今，全省仅建成了1个村民自治模范县，初步达标的也才3个县。

经过十年的努力，村民自治工作为什么一直难以推动？对此，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在此，笔者试图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角度来作分析。

按较一致的看法，村民自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彼此互动的过程。

本文的理论预设为：两者的互动若呈现为良性特征，则能顺利地推进村民自治；反之，村民自治则势必困难重重。

对两者间的互动状况，目前人们较一致认可的事实和看法是：（1）村民自治首先是在农村自发产生的，但这种自发产生的村数量极少，对绝大多数村而言，村民自治主要表现为外来的制度安排；（2）村民自治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国家通过立法等形式予以有力的推动。

那么，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村民自治中，国家往往被视为“推动者”，这一角色是她的真正角色或唯一角色吗？她是否还兼具有其他角色？另一方面，对多数乡村而言，村民自治作为外来的制度安排，它与乡村的“本土环境”是否相适应？乡村社会对它怀有怎样的心态行为呢？等等，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然而，在迄今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中，多数人在强调国家自上而下推动村民自治的同时，却对国家是否兼具其他角色研究不够；对乡村社会怎样回应这种推动也研究不够。

此外，在注重文本和制度研究的同时，对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如乡村干部和农民的心态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也关注不够，尤其是对乡村干部这一群体的角色和作用的研究甚为缺乏。

为此，本文拟从“农民群体”与“乡村干部”的分析入手，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互动状况，并进而解释村民自治的现实处境。

二、主要研究资料及其来源本文研究将引用和借鉴其它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依据本人数年来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取得的大量第一手实证材料。

除了个别访谈等资料外，主要资料及其来源为：1、1998年春组织110来名研究生返乡开展的百村调查，有效回收80个村2085个农户的调查问卷（简称A 卷）。

80个村中除安徽、山东各有一村外，其他村皆分布在江西省内。

调查抽样方法是：每村选一个组中的20—30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

在2085个农民中，现为村干部的占4.9%，曾经当过村干部的占11.5%，从来没当过村干部的为82.3%。

中共党员占11.1%，非中共党员为88.2%；男性占65.7%，女性为34%。

没上过学的占8.4%，小学占37%，初中占39.9%，高中和中专（及以上）的为14%。

此次问卷以农村综合性调查为主，其中有涉及村民自治的问题。

2、1998年夏组织《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势力与村级自治问题研究》课题组成员对10个村400个农户的问卷调查（简称B 卷）。

在完成A 卷调查后，本人在80个村中再选择10个村，以宗族与村级治理为主题，设计B 套调查问卷，每村选择30—50户进行入户调查。

10个村中有1个村在安徽省，9个村在江西省。

在接受调查的400个农民中，现为村干部的占5.25%，曾经当过村干部的有8.5%，从来没当过村干部的占82.75%。

中共党员占12%，非中共党员为85.5%；男性占74%，女性为25.5%。

没上过学的有8%，小学占35.75%，初中占41.75%，高中与中专（及以上）的为14.25%。

3、1998年10月—11月，对江西省7个县市29个乡镇536名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简称C 卷）。

这7个县市分布在该省的6个地市（该省共11个地、市）。

在536名乡镇干部中，男性占80.4%，女性为19.03%；中共党员占71.46%，非中共党员为28.17%；初中以下的有8.02%，高中和中专的占54.85%，大学专科有31.16%，大学本科以上为4.85%；乡镇党政一把手占7.84%，一般干部占55.78%，副科级干部有23.88%。

此次调查以乡镇工作状况为主，其中也涉及村民自治中的问题。

以上调查问卷均由电脑作数据处理，不过本文对其中的相关问题仅作了简单的频次统计和分析。

三、农民群体的心态与行为1、农民群体对村民自治的参与意识和要求这些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农民在村民自治特别是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心态和行为的研究。

目前，尽管仍有学者坚持认为，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态度是消极的，并没有村民自治的自发要求，他们的现实需求是渴望“贤人”与“强人”（李连江、熊景明1999），但越来越多来自农村一线的研究成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新华社记者包永辉、李新锐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在八十年代末试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情况考察，辛秋水1998年2月在安徽省来安县农村亲自主持的村委会选举实践都表明：广大农民对于直接选举自己社区领导人不但十分关心，还十分积极认真，他们十分珍惜自己手中的每一份民主权利（包永辉、李新锐1991，吴理财1998）。

李慷1990年在宁夏中卫县对900个农民和乡村干部（其中农民39.1%）的问卷调查发现，61%的人表示“愿意主动自荐或推荐选举中的候选人”，只有7.7%的人表示“不愿意主动自荐候选人”（李慷1992）。

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的一项问卷调查也表明：80.4%的农民认为“村委会干部需要经过直接选举产生”（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1994）。

笔者对江西省大鹿村的实地访谈也反映：在1996年该村民主选举中，村民们起初的态度是消极的，但在毛遂自荐的村主任候选人出现后，村民的热情被大大激发，都积极关心并参与本村选举（肖唐镖1998）。

所有这些都说明：只要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农民大都抱有高度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如表A1显示，多数村民甚至要求村支书也应通过全体村民来选举产生，民主自治和参与的意识和要求已相当高涨。

问卷调查表A1*：您认为村支书是否应该让全体村民选举产生？村民的态度占被调查者总数的百分比1、不应该15.32、应该65.33、说不清17.1（*对表A1的说明：“A”表示本调查表在笔者三套调查表中的归类，阿拉伯数字“1”表示本调查表在本文所引用的表中的序号。

其它表皆同此）2、农民群体参与行为的理性程度至今仍有人以为，农民文化低，素质不高，难以理性地适用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并且往往会受到宗族、宗派势力等因素的影响，缺乏必要的参与能力。

但安徽省来安县和江西省大鹿村等多数地方的选举实践表明，在选举社区“当家人”的过程中，村民更注重的是候选人的德行和才干，所谓“自家人”的宗族观念等因素已经退居到自身经济利益之后（吴理财1998，肖唐镖1998）。

那么，更大范围内农民的参与行为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可从农民对村干部的选择偏好和对宗族宗派的认识上作出检测。

问卷调查表A2：如果让您来选举村干部，在以下条件中您最重视哪个？农民的选择占被调查者总数的百分比1、办事是否公道39.32、是不是自己一家子3.33、能否带领大家致富37.64、敢不敢代表村民说话8.95、是否廉洁7.06、其它2.5问卷调查表B3：在您村的主要干部中，您希望有您宗族的人吗？农民的选择占被调查者总数的百分比1、希望都是10.52、希望至少有一个31.253、有没有无所谓37.754、不希望有5.255、说不清13.25问卷调查表B4：如果让村民直接选举村干部，那么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将会从大家族中产生吗？农民的选择占被调查者总数的百分比1、完全有可能15.752、有较大可能27.253、不一定，因为村民不一定会选本家族的人32.54、说不清22.5问卷调查表B5：有的地方往往让大家族的人来当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您认为这样好吗？农民的选择占被调查者总数的百分比1、好8.752、不一定273、不好29.54、说不清29.55、其它3上述几题充分显示，农民选择村干部的原则和标准已经走向公正无私，尽管相当部分农民（B3：42.3%）希望村主要干部中能有本家族的人，但只有8.75%的人明确赞同让大家族的人来当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

他们更重视的是“公道”、“能力”（能带领大家致富）和“廉洁”，而“是否一家子”已经摆在各项标准之后。

可见，绝大多数农民的参与行为已经趋于理性化。

3、农民群体的参与动机和背景关于农民参与选举的动机，李慷1990年的问卷调查发现，55%的人参加选举活动是因为“想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20.4%的人是因为“干部叫去的”，14.1%的人是因为“大家都去我也去”（李慷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