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富人治村_所显现的基层权力异化原因探究

甘肃农业２０１０年第０９期（总２９０期）Gans uNongye摘要：事物都是辩证发展的，处于转型时期农村的“富人治村”也不例外。

我们在看到“富人治村”所带来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应看到越来越多的“富人”在竞选和治理村务中所暴露出来的权力异化的弊端，因此，正确分析这些权力异化的原因，无疑是正确引导和规范“富人”村官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富人治村”；权力异化；原因近几年随着“富人”参选村官的愈演愈烈，持续升温，“富人”治村成为了我国基层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

“富人”村官的形成蕴含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的发展要求，是乡村治理模式由“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的必然。

富人村官对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但由于“富人治村”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所暴露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贿选、个人专政、为己谋私等权力异化情景不断出现，合理规范和正确引导富人村官治村无疑是当今基层农村所面临解决的首要问题。

卢森堡说过：“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利益的工具，除此无它。

”作为理性的“富人”，其治村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使用“政治”这一工具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目标。

因此，这一经济利益目标势必会影响各项其对村庄发展的决策，管理行为同时也因为个人利益和需求发生偏离，这些都将对基层权力异化埋下隐患，影响基层政治生态的平衡。

基层权力异化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尚不健全１９８２年新宪法第１１１条规定正式确立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地位，使得村民自治有了宪法保障，１９９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标志着村民自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从此我国的村民自治才真正从宪法和法律上将以一种民主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村民自治制度法律地位的确立，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其中的缺陷同时也威胁着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发展，其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是《村组法》规定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保证基层党组织行为的合法性。

实践证明，绝大部分的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权力行使过程中出现领导、决策和管理权力集中在一个或几个村干部身上，使得领导行为发生扭曲变形，个人权利急剧膨胀，从而为富人村官为己谋私提供了温床，不仅不利于村民自治，并且在富人村官钻法律制度空子时，找不到相应的法律对其实施制裁和惩罚。

二是《村组法》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选举制度，限制了村民村委员会独立地位的实现，为乡镇政府控制村务提供了有效途径。

根据党组织的规定，村党组织负责人是由村党员选举产生，但必须经过上级党组织的考察和选配，这一决定一方面架空了村基层党员的选举权，使得乡镇政府实质成了村基层党组织的垂直领导机关，违背了村民自治的这一初衷；同时上级党组织的考察与选配也在一定形式上为富人的寻租提供了途径，异化了乡村的基层权力。

三是《村组法》对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保障不足，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进程。

富人村官选举如火如荼的今天，由于《村组法》没有相应的保护村民权利的明确规定，而作为基层村组织选举的上级县乡监督机关，为了通过富人参选获取较大的利益，对于基层贿选、伪造选票等侵害村民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的事情采取不闻不问，相互推诿等不负责任的态度。

使得权利受害者只能忍气吞声，也严重违背了中央机关推进基层村民自治、发展基层民主的初衷。

二、对“富人”村官权力的监督不力监督缺失是“富人”村官以权谋私，以政治谋取个人利益的制度性根源。

我国对基层“富人”村官监督不力主要表现在其下。

㈠民主监督流于形式，难以收到实效民主监督是《村民委员会自治法》赋予农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保证，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的农村村民的权利意识比较淡薄，而现存的“熟人”意识进一步弱化村民对村官的监督意识，同时我国农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仍旧深远，对权威的恐惧和膜拜加上慑于被打击报复的考虑使得农民不敢对富人村官进行监督。

㈡上级监督机关相互推诿扯皮，难以形成监督合力从现行制度上来看，由于各个部门分头监督，比如组织部门对党建的管理、民政部门对选举的管理、纪检部门对违纪违法的管理等，使得各个监督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当出现潜在的利益时又相互扯皮，多头管理，使得部分富人村官与上级部门之间容易结成利益链条，相互利用，互相收益。

㈢法律监督乏力“富人”村官是一群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不属于公务员，也不是单纯的农民群体，国家对他们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条文，使得“富人”村官在村级事务管理中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在其违法乱纪的情况下无章可循。

三、“富人”村官个人能力素质和理论水平不高“权力主体的个人能力素质主要有知识水平、品德修养、经验阅历、领导决策水平、组织动员能力、革新创造能力等。

理论是政治权力主体关于社会和政治基本状况的分析把握，关于自己“富人治村”所显现的基层权力异化原因探究王爱萍（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南京211816）理论探讨17甘肃农业２０１０年第０９期（总２９０期）GansuNongye所主张和奉行的社会政治目标、实现途径及其相关条件的宏观分析和逻辑阐述”。

在现行条件下，我国富人村官的能力素质和理论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㈠知识水平普遍不高，领导决策水平较低“富人”村官中不乏德才兼备者，但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领导管理培训，同时很大部分人尚且处于文盲、半文盲的状态。

因此教育水平的受限可能导致这些经济上的能人在村务管理方面出现不适，甚至会出现“人治”现象，从而导致农村基层政权的“专制”，这不仅不利于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而且容易激化脆弱的“官”“民”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基层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

㈡理论水平限制了其理政能力目前绝大多数“富人”村官属于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发家而起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知识水平不足，理论水平更是缺乏。

他们的理论大多数是在其发家之路上总结出来的，基本属于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缺乏系统性、科学性。

同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官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某些“不可告人”的习惯，诸如行贿、受贿，民营企业在与政府机关单位打交道时遭遇潜规则。

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着实践，这些在发家过程中的经历很可能形成这“富人”歪曲理论和思维形式，进而影响到其治村、从政的模式，从而限制他们的理政能力，误导村庄发展，影响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

四、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富人”村官选前承诺资金利用问题、“富人”参与创办的集体企业产权问题、村集体财产的分配问题是当今“富人治村”现象中得到广泛关注的首要问题。

㈠选前资金承诺内容没有确切的标准和合同限制当今越来越多的“富人”热衷于选前资金承诺，比如浙江义乌上杨村的杨保伟，在竞选前贴出１０多张“红榜”承诺书，严明捐出十万元用于全村２００２年农业税，剩余为村里铺路，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

但十万元在交农业税后剩余多少，铺多少路，却事无巨细，这为“富人”村官对承诺的公共事务的可操作性空间同时埋下了伏笔。

㈡“富人”村官参与创办的集体企业产权不明确，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村务信息不透明在“富人”村官参与创办的集体企业中，绝大部分的企业领导人同样是这些村官，他们把持着企业的经济大权，由于没有积极地村务公开，如何分配集体财产，集体财产的盈利和亏损对于村民来说都处于无知状态，同时一旦村集体企业出现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时，很容易产生的债权不清问题，使得农民无辜背上债务的包袱。

㈢土地、矿产等集体财产的分配缺乏机制保障城市郊区及资源丰富的村庄，其本身资源的优势成为了“富人”争夺村官的诱因，由于这些集体资产没有明确的利益保障机制，使得“富人”村官能够获取比选前承诺更多的利益收入。

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虽然远离城市，但村集体土地的承包权也为“富人”村官谋利提供了空间。

五、贿选等破坏选举现象层出不穷所谓贿选，即贿赂选举，通常解释为用金钱、物质收买选举工作人员或选民，以取得选票或改变选举结果的行为。

贿选是近期基层民主选举活动中产生的腐败问题。

从浙江义乌最早在国内实施“富人治村”模式以来，“富人”贿选事件就层出不穷，２００２年西安市新筑镇西庄村、河南省汝阳县小店镇小店村出现的贿选事件；２００３年山西河津市老窑头村发生的“天价竞选村官”事件；２００４年陕西城关镇西关村发生的贿选事件等。

但这些贿选事件中，“富人”村官常用的贿选手段是“收买”农民的选票，从而直接降低了选举的实际成本和风险成本。

由于农民自身经济和政治的弱势，加上富人“权威”的威胁，使得农民别无选择。

除了贿选，一些“富人”村官为了竞选成功，还组织自己内部的竞选团队，有的甚至使用一些造谣中伤、人身伤害、威逼利诱等违法犯罪活动来获取成功。

这一些不仅破坏了基层的民主选举，而且“富人”特别是那些动机不纯的“富人”村官财富和权力的结合使得少数人在短期内聚敛民富，增加了农村贫富差距，不仅使得群众产生仇富心理的同时也压制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萌芽，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基层社会的稳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贵州的瓮安事件就是在表面经济大幅度增长下，乡村内部贫富差距和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社会基层矛盾的真实写照。

六、村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农民主体地位和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保障，农民作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主体，理应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却严重阻碍了农民的利益表达诉求，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㈠基层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基层组织，也是农民最主要的利益表达渠道。

但在现实情况下，乡镇政府却在实际上掌控村组织的活动，同时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由，直接干预农民的利益表达活动。

除此，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对于上级政府及其富人村官对其进行的政治参与空间的挤压和正当权益的侵蚀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其中最明显的是当前征用农民土地问题，由于农民的话语权得不到保障，一些富人村官和上级政府之间在利益链条中相互受益，只给与农民很少比例的征地补偿费，而大部分的收益被利益所得者获取。

㈡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作为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人大和信访未能充分发挥农民权利诉求和表达民意的功能。

首先：宪法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在现实生活中，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中，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这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民在人大的代表发言权，分量轻、声音弱，使得农民的利益难以在人大得到充分的表达。

同时由于我国农民从主观上文化教育水平底，法制意识不强，对人大的功能和性质没有较明确的认识，因此，对人大的权利诉求仅仅是少数农民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