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研究新取向_文化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研究新取向:文化语用学研究

曾文雄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20320)

[收稿日期]2008-03-04

[作者简介]曾文雄(1967-),男,广西梧州人,广东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

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文化语用学的研究视野体现语言研究从封闭式的语言系统观向宏观的文化视野转变。它融合

文化语言学和语用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文化、思维、认知等层面审视文化语境下语言使用所体现的文化信念系统、文化交际规范、文化表达系统,并探索其中的运作机制与原则,从本质上思考语言、文化、认知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以历时和共时的方式观照和描写民族语言,从而全面解释文化语境中语言使用的规律。

[关键词]　文化语用学　文化语境　语言使用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8)10-0157-0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在近几十年里,语言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语言学”的学科。而文化语用学是一门新的语用学分支边缘学科,它使文化语言学与语用学关联起来。它是研究某些特定的言语行为在文化语境中所实施的文化功能[1],重视语言外部的研究,即社会文化属性

和交际价值,重视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语言变异,偏重于从文化背景出发,从共时与历时解释在一定语境下发生的语言现象。笔者认为,文化语用学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学,这是文化语言学的属性,也是文化语用学的学科性质,它是语用学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文化语用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它寻求从文化的内涵来洞察语言使用的本质;同时,文化语用学又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涉及文化,而且可以借鉴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成果;文化语用学还可以说是一门解释型的学科,目的是通过对动态性语言进行解释,从横向、纵向等视角审视文化对语言渗透的情况,以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回答语言使用的意图与文化特征,考察语言使用现象中蕴涵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心理,反映不同文化特征中的

语言特征,实现文化与语言的交流。一、文化语用学的渊源与理据

“文化”一词的意思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从文字学、训诂学、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文”字的上一横代表“天”,上一点表示天意;下面的“　”是“爻”,指古人的占卜智慧法,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化”由“人”和“匕”组成,“人”指人群、社会,“匕”表达古代数术观念,含有神秘莫测的变数。《周易・贲》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代孔颖达在解释这句

话时认为:“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2]

这说明人类社会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和礼仪风俗

等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一般而言,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但不管文化分为几个层面,语言与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关系是文化语言学形成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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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008年第10期(总第160期)

广西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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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也是文化语用学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基础。普通语言学奠基人洪堡特早在19世纪初就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阐述了语言与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认为语言形式潜在于人类心灵之中,内部语言形式是思想在语言中的表现方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3]。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爱德华泰勒,语言学家弗兰克・帕默尔,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等人都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例如,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帕尔默构建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发展和丰富了美国语言与文化研究中的三大传统,即博厄斯派语言学、民族语义学和会话民俗学。同时,他还认为,这三大传统可以与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释在文化研究中遇到的语言现象。而当代西方的文化语用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和社交语用学研究上。这些成果包括Anna Wierzbicka和Mouton de Gruyter的《跨文化语用学:人类交往语义学》(Cross -Cult u ral Pragm atics:The Sem antics of Hum an Interaction),1993年卡斯帕和布卢姆-库尔卡(Kasper G.&Blum-Kulka S)出版的《跨文化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 atics)等。

我国对语言的文化阐释历史悠久。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包括中庸辩证及“天人合一”的学说,构成汉语文化的深层基础。我国传统的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虽旨在“通经致用”,但在具体的语言考辨中常诱发出汉文化的诠释。可以说,汉字是研究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罗常培在《中国人与中国文》中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20世纪的语言大师赵元任、罗常培、王力等对语言与文化都给予相当的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从广义文化而言,语言属于文化,两者是上下之间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狭义文化而言,语言与文化对立,是一种相对关系。可以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人类言语行为时刻折射出文化语用学思想。例如,罗常培在1950年出版了以语言与文化命名的著作《语言与文化》。此后,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研究的论著,包括邓炎昌、刘润清1989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顾嘉祖和陆升1990出版的《语言与文化》,申小龙1990出版的《中国文化语言学》,邢福义1990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陈建民、谭志明1993年出版的《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邵敬敏

1995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戴绍铭1996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导论》,何丹、方柯2003年出版的《汉语文化学》,刘静2006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等等。他们都探讨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讨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语言的使用情况。连淑能发表了《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和《再论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认为汉英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应抓住重点、拓宽范围;汉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应注意互相关联、互不关联、部分关联这三种情况,防止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并要解决“多张皮”的问题。文化语言学与语言使用结合研究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形成了文化语用学。刘伯奎在《中华文化与汉语语用》讨论了汉民族文化与汉语语用特点、汉语文化语用的要素和汉语文化语用的对策,重点论述语用语境、语用场合、语用标记和语用原则[4]。何自然归纳了该著作的特点:它将普通语用学理论与汉语文化结合在一起讨论汉语语用,将语用策略看作具体的语用原则,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新的语境学观,将话语标记语视为汉文化语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将汉语社交、人称指示语作为汉文化语用现象进行论述。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从地道的汉语文化事实出发抽象出来真正符合汉语文化的语用原理、原则和策略,而不是“采取西洋帽子+汉语例子的貌合神离模式”。该书论述了宽式和窄式语用学;研究了语言符号外因素,即语境、附着于人的符号束和智力在语用推理中的重要作用;解释了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等内容,并提出语用学就是社会人文网络言语学[5]。另外,申小龙、邢福义、陈建民、谭志明、邵敬敏、何丹、方柯、刘静等学者也主要是从汉语的特征来探讨语言使用与文化的关系。赵爱国从文化语用学视角来审视俄汉言语交际中出现的文化迁移现象,对造成该现象的成因———文化预设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阐释,对文化预设形式和意义的类型作了描写,并就文化迁移的表象———中介文化现象、文化迁移的层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俄汉言语交际行为特征等进行了分析[6]。

从言语行为与语言使用的视角看,语言使用是人类文化的表现方式。同样,人类存在的文化模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既然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那么各种不同的语言就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我们研究语言,观察语言的用法,遵守语法规则,就是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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