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阮籍浪漫品格之比较

屈原与阮籍浪漫品格之比较摘要：屈原和阮籍都是历史上的大文豪，都具有卓越的才干、奇特的性情及悲剧性的命运。

无论是屈原的忠贞还是阮籍的放达，都体现了其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由此而发展出屈原的“自恋”情结和阮籍的“痴”；其诗赋中所体现的游仙之思，屈原是以一种游戏幻化的笔调再现现实，而阮籍的神仙世界则融入玄理，其旨趣在于使心灵超脱沉重的现实；由于其所营造的神仙世界的不同，使得屈原与阮籍的浪漫品格也有了消极和积极之分。

关键词：屈原阮籍浪漫品格游仙之思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而阮籍生活在曹魏后期，就生平而言间隔将近550年左右。

然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人却有某种关联，其中体现出的“文士的浪漫”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毕竟所处的时代、社会政治环境、家世背景及人生际遇等大不相同，因而他们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其诗赋的游仙之思与创作的艺术境界，也就存在明显的差异。

就以上方面作具体深入的比较，求同寻异，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屈原、阮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了解时代、社会对文人思想、性格和创作的影响，颇有学术价值。

一、浪漫品格的外在体现屈原与阮籍，都生活在社会大动荡、政治大昏暗的时期。

当时，政局变幻，统治集团内充斥着杀戮，清廉高洁的士人在险恶的政治夹缝中惶恐度日。

班固《离骚赞序》有云：“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1] （P.51 ）屈原怀有雄心壮志，一心欲使楚国强大，可惜奸佞小人百般挑拨离间，前后两位君主均不待见屈原，使其远离朝廷，放逐于外，致使屈原对污浊黑暗的社会彻底绝望，最终“不忍浊世，自投汨罗”[1] （P.51 ）。

他以生命为代价，来寻求灵魂解脱与精神世界的救赎。

而阮籍亲历两次“禅代”的政治骗局，尤其身逢司马氏与曹魏两大集团斗争最为剧烈的正始时期，乱世中不能有所建树，作为声望颇高的名士，“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志，天下无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2] （P.1360 ）；后期他的入仕多出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被迫为之。

曹魏集团一次次的征召，阮籍先是藏匿逃避，即使后来被逼“就吏”，也称病免于为官，从而远离权力中心；而在司马氏集团完全掌握政权之后，阮籍为了生存主动求官就职，至死未退，成为“号外野”的“孤鸿”。

相较而言，阮籍与屈原都身处乱世且有济世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故二人均无奈地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屈原的忠贞还是阮籍的放达，都体现了其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

这种浪漫品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秉性，屈原的奇特表现在他对生命个体的神秘思考并由此而发展为“自恋”情结，而阮籍的“痴”则是个性的天然流露，由此而发展为其佯狂与放达的外在行为。

屈原的“自恋”情结，表现为对自己出身、族姓以及德行的自豪感与内心纠结的“芳草”情结。

《离骚》中如是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①屈原在《离骚》篇中首先摆出了自己的来历和取名的暗含意蕴，隐隐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平凡。

他还佩戴花草，来表现自己与世俗的格格不入。

“芳草”在他的诗赋中出现得颇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惠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云云。

屈原在其诗赋中运用如此之多的“芳草”，其用意无外乎身处于现实黑暗的政治风云中，不得不借助“芳草”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质，它是屈原伟岸人格的物化，呈现的是他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抗拒状态，最后悲壮投江，是其浪漫人格的一次升华。

而阮籍生活在政治高压的时代，同样寻求精神的超越，这集中体现在他的“痴”上。

阮籍少年时，就“口不论事，自然高迈”[3] （P.17 ），企图避开政事；后“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2] （P.1360 ），以醉酒躲过了政治联姻；“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2] （P.1360）。

即便后期，阮籍陷入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无法也没有可能退出官场，但其为官依旧放荡不羁。

《晋书·阮籍传》如是描述道：“外坦荡而内醇至”[2] （P.1361 ）”嗜酒能啸，善弹琴。

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

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2] （P.1359 ）。

《文选·五君咏》李善注引《魏氏春秋》曰：“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4] （P.303 ）在这些放荡不羁、佯狂放达的行为背后，“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上却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

这是对现实底不满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满了悲痛的感觉的。

”[5] （P.175 ）他本能地冲击这礼法和礼教，是对约定成俗的世俗“礼”的伟大挑战。

阮籍的“痴”是因激愤而然。

二、游仙之思的诗文投射屈原与阮籍的诗赋都表现了游仙之思，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屈原的游仙表现的是一种个体人格精神的投射，是以一种游戏幻化的笔调再现现实；而阮籍的神仙世界则更多地表现庄子逍遥的境界，游仙之中掺入玄理，其旨趣在于使心灵超脱沉重的现实，沉于自然之道中适性逍遥。

屈原的游仙之思首先有一个明确的现实基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6] （P.2735 ）。

屈原在被放逐之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奇特瑰丽的幻化之境。

由于现实中王听不聪、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诗人被压抑的情感只能转移于幻想境界。

三次求女的神话情节，象征着君臣的愈合，代表着自己和楚怀王，也象征着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不满。

王逸《楚辞章句》有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 （PP. 2-3 ），这些使得屈原的诗赋“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明”[1] （P. 3 ）。

诗人神游于想象的广阔天地，将南楚之地的奇绝山水幻化成一个自由驰骋的虚幻之境，将南楚之地的神话传说编织成一个奥妙无穷的奇妙世界。

在这里，诗人调动各种意象，参差交错，光怪陆离，塑造了种种宏伟壮丽的场面，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在现实世界中长期郁结的、不可抑制的激情以及不屈不挠的追求。

屈原的神仙世界是现实世界的翻版，在这个世界中不难读懂“我”的存在，亦不难从仙界思考死亡的意义。

与屈原不同的是，阮籍的游仙之思所体现的神仙世界，是超脱世界的永恒存在，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是对现实苦难的超越，是玄理与浪漫主义笔墨的结合，而“我”在神仙世界之外。

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2] （P.1359 ）“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7] （P.604 ），老庄的传统赋予阮籍的诗赋以浪漫主义的文风。

阮籍在《乐论》中写道：“自然之道，他乐之所始也”“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他力求摆脱尘世的物欲羁绊，使百物自乐，求得与自然的合一，以正统的儒家礼乐观，贯通玄学的形而上世界。

其《通易论》虽为解释《易经》，实乃传统儒家人文主义与新起道家自然主义的综合；《通老论》中有“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阮籍努力调和儒道之间的矛盾，是儒家理想主义的体现。

这让我们看到阮籍从儒家精神到自然法则的转化；而在后期，阮籍则从自然法则转入玄冥之境。

《达庄论》重在探求精神世界的世界观，依据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齐物，诗人猛烈抨击了名教礼法，充分发挥了庄子“齐祸福而一生死，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物为一指”的思想。

《大人先生传》重在探求这一精神境界的特质——逍遥，“万物之一体”“齐是非”的理念，是超越现实、超越自我。

阮籍向往无君无臣、清静逍遥的社会，力求越名任心，仍有对人生的挚爱和济世的热忱。

儒家的仁爱精神和道家自然无为理想的结合，正是阮籍思想的重要特征。

三、积极与消极之分在屈原和阮籍所体现的浪漫品格中，屈原的诗赋一开始是站在后人仰视的高度上，以其瑰伟的神话传说、丰富雄奇的想象和磅礴激越的情感等打造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

阮籍则不同，老庄自然思想的渗入，使阮籍的诗文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浪漫主义色彩。

阮籍的浪漫主义品格之所以呈现出消极性的特征，主要因为阮籍取消了对现实政治的抵抗，甚至取消了对现实世界伦理道德的判断，而采用一种超道德的世界观来取得世俗的和同，所以是消极的。

《咏怀诗》是阮籍思想的集中写照，它体现出了一种深深的悲剧色彩。

诗中有大量悲语，如“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七），“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其十一）等。

而在“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中，诗人深感世事变化无常，怀才不遇，终日郁郁不得志，但又感叹生命的流逝而无能为力，产生一种莫名的担心与恐惧，这种情绪一直纠缠着他；“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其九），“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其十三），诗人在茫茫旷野上作“穷途之哭”，这种景色与诗人的痛苦绝望融为一体。

所有这些，让《咏怀诗》在恍惚之中展现出高远的意境，形成一种悲剧色彩，最终使得他所追求的适性逍遥的境界无法实现，也使得他“文士的浪漫”品格显示出一种消极性。

屈原则是以一种愤世嫉俗面貌出现的，而且始终如一，以一种高昂战斗者的状态去抗衡乃至以性命相博，所以我们在其虚幻的神仙世界中，也能敏锐地把握到他的骨鲠之气和磊落不羁的人格精神。

在《离骚》中他就写道：“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在被放逐的情况下，仍心系国家，始终不渝。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一直拥有一颗忠贞之心，以国家的安危、民生的疾苦为己任，虽然时运不济，未得到贤君能臣的赏识，但仍然以“不变”的心时时心系国家，并最终以决绝方式来呈现生命的悲壮与伟大。

屈原与阮籍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是源于他们独特的秉性和才气。

屈原怀才不遇，仍未放弃追求；阮籍穷途末路，向往超越现实。

他们都涌动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借助神仙世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旨意遥深；同时，他们又都不留情地鞭挞着、否定着一切黑暗现实。

但是，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不同创作主体的情感寄托形式，使它们浪漫精神的表现各有千秋，一个是超现实的神话幻身，一个直面现世的英雄世界，为我国古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①文中所引诗文，凡属屈原者，皆出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凡属阮籍者，皆出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为行文流畅，不再一一注出。

参考文献：[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4]萧统.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班固.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7]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