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_夏婉璐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哈金在《移民作家》一书中将移民定义为：所有主动或被动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包括流亡者、移民及难民。

①按照哈金的定义，本文所探讨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主要包括两类人：一是指那些成长背景在美国，对中国无实际感受和记忆，用英文写作的第二代移民作家，即赵健秀在《大哎咿！美国华裔和日裔作家文选》中所定义的华裔美国作家；第二类是指一代移民作家，他们母语为中文，在中国文化中长大，而后主动或被动移民美国，既包括移民美国而后用英文创作的林语堂、张爱玲、哈金等，也包括用中文创作的海外华文作家，如白先勇、严歌苓等。

本文所探讨的移民作家包括第一类二代移民作家以及第二类一代移民作家中用英文创作的群体。

在这些用英文写作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即对家园的回望，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中国文化就像汤亭亭《孙行者》中惠特曼·阿森的祖先从中国带去的那只巨大箱子，可以容纳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所有道具。

华裔移民作家将这一箱子在另一文化的舞台上打开并悉数展示。

而他们展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翻译。

然而，这些华裔移民作家英文作品中的翻译现象却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

笔者以“华裔移民作家”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 中进行搜索，2003年至2015年共搜到74篇文章，但几乎没有学者从翻译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移民作家英文著作中的翻译元素在《当今世界的翻译研究：今天与明天》（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orld:Today and Tomorrow ）一文中，根茨勒对翻译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根茨勒指出，“非翻译”中隐藏的翻译现象亦应纳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

②根茨勒以美国第一、二代移民的英语写作为例，他指出在这些移民作家的作品中蕴藏着翻译元素，如主人公与父母或祖父母的对话。

这些对话虽然是用英文表达的，但实际上可以明显看出是在表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夏婉璐内容提要：就华裔移民作家创作文本的研究而言，文学与文化的视角仍是绝对的主流，鲜有学者从翻译的角度进行研究。

文章以不同文化身分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英文作品为研究对象，挖掘这些作品中被忽视的翻译元素，对这些作品中的翻译成分进行界定及理论论证，并探讨不同的文化身分对选择不同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的影响。

关键词：华裔美国移民作家文化身分翻译①Jin Ha,The Writer as Migrant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ix.②Edwin Gentzler,“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orld:Today and Tomorrow,”载杨自俭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6》，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３５卷Ｎｏ．１,２０１７Ｖｏｌ．３５170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述另一种语言，实质上是对移民的母语的翻译。

然而，根茨勒并没有对移民作家作品中的翻译元素进行具体界定及理论论证。

除根茨勒以外，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写作与翻译的联系。

提莫志克在《后殖民写作与文学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一文中，对“后殖民写作”与“文学翻译”进行了比较分析。

提莫志克着重挖掘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提莫志克认为，两者在某些层面具有相似性，如两者均会受到文化干预所带来的束缚。

许多翻译中所出现的问题（如翻译源语文化独有的文化元素）也是后殖民写作的突出特点。

①一些移民作家的观点也与提莫志克不谋而合。

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美籍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指出：“我对印度的表述完全是翻译而已。

”②汤亭亭在一次采访中也提到，她在创作《女勇士》和《中国佬》时，感到自己所做的是在为读者翻译中国文化。

③提莫志克及这些移民作家所谓的翻译类似于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即将一种文化当作一个文本。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引入了“文化翻译”这一定义，但巴巴所谓的“文化翻译”实际上是指移民的过程及状态。

哈里什·特里维迪在《翻译文化还是文化翻译》（Translating Culture vs.Culture Translation）一文中号召那些从事过文学翻译或阅读过翻译作品的人联合起来捍卫“翻译”这个词。

特里维迪甚至强调，如果双语、双文化的这一根基崩塌，我们会很快进入一个完全被翻译的、单语、单一文化的世界，而且翻译本身也会变得无法翻译或去翻译化。

④然而，虽然移民作家的作品整个文本并不是翻译，但在这些移民作家的作品中却蕴藏着翻译元素。

这些翻译元素包括：母语文化所特有的文化专有词，母语文化所特有的成语、俗语、方言，原本载体为母语的人物对话以及母语文化中的文化典籍及文学作品。

移民作家在作品中用移入国的语言对这些元素的传达实质就是翻译。

原因有二：第一，就翻译的认知过程而言，贝尔在《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将翻译的过程分为“分析”与“合成”两个部分。

在贝尔的翻译图式中，译者从源语文本出发，通过词汇识别系统，将源语转化成线性的符号串，再对符号串进行句法、语义、语用的分析。

分析的结果成为“语意表现”。

此外，分析的结果也会进入“计划器”，“计划器”将决定是否翻译。

如果“计划器”决定不翻译，那么分析的结果将留在译者的头脑中。

⑤对于普通译者来说，翻译的起点为文字文本。

对于移民作家来说，翻译的起点因作家类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对于成长环境在中国，母语为中文，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直承式的华裔移民作家而言，他们翻译的起点也是文字文本，不过“分析”这一过程的结果进入“计划器”以后，“计划器”决定暂时不翻译。

这类移民作家与普通译者的区别在于“分析”与“合成”两个阶段并不是连续的，而存在着时间的间隔。

对于在英语及美国文化中长大、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父母口口相传的华裔二代移民作家而言，他们翻译的起点则是言语文本。

此外，他们与前一类移民作家相同，“分析”与“合成”之间是断裂的。

在合成阶段，这两类移民作家与普通译者是一致的，他们从“分析”①Maria Tymoczko,“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S.Bassnett and H.Trivedi(ed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p.19-36.②hiri,“My Intimate Alien,”Outlook(New Delhi).special annual issue on“Stree”[Woman],2000,p.118.③P.Skenazy and T.Martin,“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P.Skenazy,Kinston at the University.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145.④H.Trivedi,“Translating Culture vs.Cultural Translation,”Paul.Pierre,In Translation-Reflections,Refractions,Trans－formations.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2007，p.85.⑤贝尔：《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秦洪武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171··２０１７年第１期阶段的结果出发，通过语用、语义及句法的合成完成翻译过程。

因此，当具有双语背景的读者在读到移民作家文学作品中有关母语文化元素的表达时，他们在头脑中会自然回译到母语原文。

林语堂《风声鹤唳》的汉译者梁绿平便将翻译这种用外文写成、内容描述中国事物的作品与常见的中译外、外译中相区别，将其称为“复译”，即“回译”。

①第二，文学翻译与移民作家对母语文化元素的表达在这两种跨文化的写作模式中都会遵守图里所说的规范，即预规范及操作规范。

在预规范层面上，他们都要决定是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还是以接受语文化为中心。

在操作规范上，两者均面临如下选择：省略或选择译入语文化中的相关词；直接输入源语词汇（或加脚注进行解释）；释义；选择译入语中的某个生僻词并拓展该词的语义范围。

二华裔美国移民作家不同的文化身分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将文化身分的存在方式分为两种。

第一种文化身分是一种共有的身分，处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共享这样一种身分。

第二种文化身分体现了身分的嬗变，体现了个人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在不同文化及权力的影响下身分的改变。

②霍尔以加勒比黑人为例，阐明了移民的文化身分问题。

霍尔认为，有两个向量同时作用于加勒比黑人身分的形成，一个向量具有相似性和连续性，另一个则是差异和断裂的。

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即与母国文化的联系，是与过去的联系。

而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则指移民在移入国所受到的影响和经历的变化，是与现在的关系。

因此，霍尔认为移民的身分是融合了过去与现在的一种混杂的新的身分。

③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身分也是这两个向量共同作用下的混杂体。

不过，对于不同类别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来说，这两个向量作用力的大小却是不同的。

赵毅衡在《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一文中将一个人的民族性分为两种：一是基因层次，家传所得；二是体验层次，经历所得。

赵毅衡认为，任何移民作家都拥有这两个层次的民族性，但往往以其中之一为主。

他继而指出，华裔作家（即本文所定义的二代移民作家）与客居作家（即一代移民作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成长的语言环境不同。

因此这一语言所留下的文化痕迹、所产生的影响是不相同的。

“在中文中长大的中国作家，比起在异国语中长大的中国作家，生活经验的中国民族品格，肯定浓厚一些。

他们的中国性，是体验而非家传。

”④本文所探讨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就其民族性也可分为两类。

在中文及中国文化中成长的一代移民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等，他们的民族性为基因层次；而在英语及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二代移民作家，如：汤亭亭、谭恩美等，他们的民族性为体验层次。

本文将以这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及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为例，探讨不同的文化身分对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