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军事思想探论

2008年5月 理论学刊 M ay.2008

第5期　总第171期 Theory Journa l No.5Ser.No.171戚继光军事思想探论

赵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戚继光作为一位军事家,在晚明边疆危机中积极投入抗倭战争,全面主持蓟镇防务,通过长期的军事实践,积累、创立了其军事思想。戚继光军事思想经历了奠基、形成、发展和完善诸阶段,蕴含着两个理论来源:以《武经七书》为教本的兵学和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其内容主要是练兵、练将及战争指导的论述,具有注重实际、贴近实战、讲求实效诸特征,因而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戚继光;军事思想;军事学;明朝

〔中图分类号〕K8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5-0100-05

当代中国学术界,戚继光研究从文献整理、传记编撰到专题讨论,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戚继光军事思想作为研究重点,更为广大学者所关注,一系列论著被不断推出。今年是戚继光诞辰480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回望晚明的边疆烽火,缅怀戚继光的丰功伟绩,探寻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真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

戚继光军事思想的创立,伴随戚继光的戎马生涯,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前是奠基阶段;嘉靖三十四年到隆庆元年(1567)是形成阶段;隆庆元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是发展阶段;万历十一年以后是完善阶段。

戚继光出身于将门,为人倜傥有抱负,早年师从儒生梁δ,受过传统的儒学教育,不喜欢死抠章句,但通晓经书大义。嘉靖二十三年,他承袭祖先封职,出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曾赋诗称“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1](卷1),表明效命疆场的决心。二十八年,他参加山东武举乡试,得中武举人。二十九年,他赴京城参加武举会试,恰逢蒙古俺答进犯北京,当即条陈御虏方略,被诏令督防京城九门,由此显露军事才能。三十二年,他被擢升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备倭事宜。在这一时期内,戚继光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四书五经》《武经七书》等经典著作,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兵家的思想观点,产生了较深刻的认识,为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嘉靖三十四年,戚继光奉诏赴浙江,担任浙江都司佥事。三十五年,他被擢为宁绍台参将,负责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务。根据抗倭战争的要求,他提出训练新军的建议,得到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支持,正式开始了练兵活动。三十九年,他首创鸳鸯阵,被调任台金严参将,负责台州、金华、严州三府军务。四十年,他率领本部在台州地区消灭大批倭寇,“台民共倚为长城,东浙实资其保障”[1](卷2)。四十一年,他率军开赴福建,在横屿、牛田、林墩等地消灭大批倭寇,高奏凯歌返浙江。四十二年,他率军再赴福建,与俞大猷、刘显等人一道,在兴化、平海、仙游等地消灭大批倭寇。“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1](卷4)在这一时期内,戚继光领导抗倭战争,不但立下了赫赫战功,连升都指挥使、副总兵、总兵等职务,还把练兵经验加以总结,编成《纪效新书》,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作出进一步的修订,形成了一套练兵思想。

隆庆二年,戚继光奉调到京城,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旋又奉诏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务。三年,他被任命为蓟镇总兵,负责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在内阁首辅张居正、蓟辽总督谭纶等人支持下,他全力投入军队建设,加紧操练兵马,改进武器装备,修缮城墙和敌台,从山海关到昌平镇,构筑起一道坚固的战略防线。“蓟镇十七年中,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2](《戚继光传》)这一时期,戚继光撰写了一系列奏疏,制定了一揽子规章制度。隆庆五年,他把这些奏疏、规章制度加以整理,编成《练兵实纪》。这部著作是《纪效新书》的姊妹篇,主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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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蓟镇练兵的原则和方法。与《纪效新书》相比较,《练兵实纪》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前者适应消灭倭寇的要求,论述的是小规模的战斗,包括训练水兵问题;后者根据镇守蓟门的需要,论述的是大规模的战役,涉及建立车步骑营、修筑边墙敌台和训练将领问题。从《纪效新书》到《练兵实纪》,戚继光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军事思想。

万历十一年,在张居正遭清算期间,戚继光受到一些牵连,被调任广东总兵官。这时广东没有战事,在整顿军务过程中,他想到以往的著述,“杖藜徙倚蕉窗下,几度从容检内篇”[1](卷12)。十二年,他把《纪效新书》《练兵实纪》重新加以整理,改编成新版《纪效新书》(14卷本)。这部著作吸收了旧版《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的精华,内容更加丰富;从军队组织、军事训练到训练将领,与前两部著作比较,结构更加严整。因为这两方面的成就,戚继光军事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二

戚继光军事思想从形成到发展、完善,始终根植于军事实践。从学术史来看,这一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以《武经七书》为教本的兵学,二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学,蕴含着兵儒合一的性质。

中国兵学发端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末期,到宋代把《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著作合刻在一起,统称为《武经七书》。明朝沿袭武举制度,开办武学,《武经七书》作为教本,适用于武学和武举考试。戚继光熟读《武经七书》,特别推崇《孙子》,认为“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3](《自序》),就好比一座武库,藏有各种武器;好比一家药铺,存有各种药材,实在是取用不尽。孙武强调“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4](《作战篇》),戚继光认为:“夫为将之道,疆场安危,三军死生系焉。”[5](卷14)对于治理军队,孙武要求“齐勇若一”[4](《九地篇》),戚继光期望“万人一心,万身一力”[6](卷2);孙武重视“庙算”,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4](《计篇》),戚继光主张“算定战”,不赞成“舍命战”,反对“糊涂战”[6](杂集卷4)。由此可见,戚继光军事思想闪烁着《孙子》的光辉。

然而,自北宋后期以来,如何看待孙子思想,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人们或者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7](卷3),或者说孙子不过“以材相用,以诈相欺而已”[8](卷4)。对于这一类论断,戚继光明确指出:“孙武子兵法,文义兼美,虽圣贤用兵,无过于此,非不善也,而终不列之儒。设使圣贤其人,用孙武之法,《武经》即圣贤之作用矣。苟读《六经》,诵服圣贤,而行则狙诈,《六经》即孙武矣。顾在用之者,其人如何耳。”[9](《愚愚稿上》)据此可知,在兵家与儒家、兵学与儒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在于谁来运用,不能因为扬儒抑兵,硬说兵学不足取,唯有儒学是正道。戚继光的这一观点,显然极有说服力。

《孙子》以外,戚继光还熟悉很多兵书,他在撰写各种论著时,对兵家的基本观点,都能信手拈来。如他谈战争决策时说:“必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必和乎军,然后可以出战”[10](卷3),即取自《吴子・图国》。他谈大将职权时说:“大将乃一镇第一尊重无二者,所谓四无三不制,其人也。”[5](卷1)其中所谓“四无”,指“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即出自《六韬・龙韬・立将》;所谓“三不制”,指“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即出自《尉缭子・武议》。他谈指挥原则时说:“将无还令”[6](卷2),即援引《三略・上略》。他谈武器装备时说:“器械不利,卒不服习,以其卒予敌也”[10](卷3),即引自晁错的《言兵事疏》。这些例证表明,戚继光军事思想广泛吸纳了传统兵学的成果。

从另一方面看,戚继光军事思想的产生,又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儒家学说创始于孔子,以《四书五经》为代表作。戚继光通晓《四书五经》,特别推崇《大学》,认为“上自天子,至于庶人,凡有家、国、天下之责者,一切皆以修身为本”[9](《愚愚稿上》)。修身上承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下启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大学之道”的主轴。他谈将帅的品德,认为《周易》一书,“惟谦卦无凶辞,古之大将惟谦善终,此之谓也”[6](卷9);他谈将帅的人格,主张最要紧的是不计较生死,即援引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11](《里仁》)他讲将帅的修养,很欣赏孟子的话:“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2](《公孙丑上》)据此可知,儒家学说的基本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戚继光。

汉代以后,儒家学说贴近现实社会,确立了一整套纲常伦理,也被戚继光所摭取。如对于人生的追求,董仲舒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3](《董仲舒传》),戚继光解释说:“利与众共之,不自以为利,则独享其利也大;功与众共之,不自以为功,则独归其功也深。虽为用兵制胜之道,即是心身性命之学。”[9](《愚愚稿上》)对于人性的善恶,朱熹宣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4](卷12),戚继光接着说:“天理难复而易蔽,人欲难磨而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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