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彭氏土司及其族源考

湘西彭氏土司及其族源考

(2013-09-28 13: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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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武陵文明

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溪州彭氏家族

湘西古属溪州，2010年，湘西古溪州老司城列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引起世人关注。老司城主人翁彭仕愁家族统治湘西818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元、明、清九朝，史跨中国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

中国最早明确提出“羁縻”思想并实践于行政制度的是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下诏书，其中有：“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羁即马笼头，縻即牛缰绳。显然，唐朝统治者已具有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既要给予一定政治、经济利益，又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羁縻”思想。并将这种思想实施于政，“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记载，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

中国以国家政治制度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元朝。土司制度完全形成、正式开始是在元代。元王朝时，实行“参用汉人”为官。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任用官职的土司制度，已成为一种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

土司制度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二者相同点在于，社会背景相同，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统治者，都是奴隶主或农奴主；管理模式相同，宽柔相济，恩威并用。目的相同，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封建王朝，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终极目的。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认识观念不同，元朝对少数民族认识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羁縻时期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是禽兽，蛮夷不可教化，运用管理禽兽的办法，牵上牛鼻绳，套上马笼头。元朝统治者则把少数民族当作“吾民”。管理体系不同，羁縻制度下的土官，属国家职官体系中另立的一种体系，元朝则将土官、土司真正纳入了国家机构统一的职官体系，土官成为中央王朝统辖的地方行政官员。土司制度成为一种新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行政建制与职官称呼不同。羁縻制度下，行政建制基本采用郡、县制，职官称为刺史、县令。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行政建制改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当“司”成为当地最高权力机构，且由本地土酋所职掌，“土司”不仅成为这些专设的行政建制的统称，也成为这些行政建制各级主要持掌者的通称。

二、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溪州彭氏家族表现之比较

一是管理范围缩小。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溪州彭氏家族管辖的范围大为缩小；二是税赋上贡增加。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彭氏税赋上贡明显增加；三是军队由不征到调征。羁縻时期，彭氏土兵基本不征调，有溪州铜柱铭文为证：“本都兵士，亦不抽差。”土司时期，中央王朝不仅征调彭氏土兵，而且征调十分频繁，几乎参加国家用兵的各个方面，包括“御边、征蛮、征贼”。以明朝为例，永顺土兵被征调进行大小战役近60次，足迹北到辽东，东至浙江沿海，南抵广西，西达川陕。特别著名的是彭氏土兵三次抗倭出兵，荣称“东南战功第一”。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这一年中央王朝就4次征调永顺土兵进行军事战争。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更为密切。总体说，羁縻制度改善了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特别是溪州之战后。土司制度实施后，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突出表现在与中央王朝战争大为减少。五是与周边土司摩擦增多。土司制度较之羁縻制度时期，土司与周边的摩擦明显增多。一因朝廷政策，中央王朝为削弱边疆少数民族势力，采取“以蛮治蛮”政策，促使“蛮蛮”互斗。二因争夺资源，中央王朝奉行纳贡与馈赠，朝贡越勤越多回馈越多，回馈包括金钱、布盐、绸缎等物质利益，更包括封官赠袍等政治利益，促使邻近地方土司为争夺朝贡资源，不惜互动干戈。三因争夺地盘，永顺土司于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令九道水千总王戴千，百总王戴贵统兵千，侵犯上峒长官司城之官坝，燕子岩等地。四因抢夺财产，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五为抢夺政权。六是封闭状态被打破。时至土司时期，羁縻时期的“蛮不出峒，汉不入蛮”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元朝前，彭氏统治的古溪州尚无学校，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皇帝诏谕：“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土司彭元锦在老司城创建“若云书院”，从溪州之外请来教师为其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授课。

三、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彭氏家族表现的启示

启示之一，羁縻与土司，相联亦相别。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综上可见，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是有区别的两种古代行政管理制度。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羁縻制度产生于中古时代的少数民族反抗与斗争中，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土司制度产生于羁縻制度运行数百年后的实践总结，时遇统治者本身是少数民族的特殊背景，从而使元朝产生土司制度成为可能。从溪州彭氏家族在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中的表现看，两种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我们研究土司制度时，如果简单地把羁縻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等同，甚至认为羁縻制度就是土司制度，不仅混淆了两种制度，忽视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的特殊性，还会带来一些概念上的模糊，诸如“湘西土司八百年”之类的误说常见于书刊、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又有内在的联系，土司制度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完善。

启示之二，顺应潮流，适者生存，上演历史大剧。制度改革是统治者缓解矛盾的重要举措，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碰撞，是集团利益的调整。谁能顺应潮流，摆正利益，谁就有生存空间。彭氏家族每当遇到这种利益调整时，都能敏锐觉察，适度把握，见好即收，在三次重大制度改革中，扮演了重大历史角色。羁縻时期的“溪州之战”，创造了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将羁縻制度演绎到极致。土司时期，

奉旨抗倭，大溃日寇荣耀“东南战功第一”。改土归流，主动献土，不仅免遭流放，还得皇帝诏谕，赐官赏银，安置江西祖籍。

启示之三，入乡随俗，开怀纳众，造就民族之源。彭氏家族统治湘西800

多年，是与其入乡随俗，开怀纳众的品格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彭氏家族征服了本土蛮头，而本土文化征服了彭氏家族。彭氏家族来溪州后，穿的是当地衣，讲的是当地话，民间流传着土司王不会讲汉话的故事，不几代，便成为地道溪州人。

启示之四，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胜利之本。彭氏家族任溪州刺史期间，溪州仅万余人口，为何彭氏敢与5000兵马的楚兵作战？原因在于彭氏有一支兵民合一的“土兵”，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事耕凿。旗是寓兵于农的军政合一组织，随时可以征调。凭借这支土兵，彭氏家族获得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取得“东南战功第一”的抗倭三杰彭翼南、彭明辅、彭荩臣，人人加功晋级。56次奉调出征，由于土兵作战勇敢，朝廷均给予彭氏土司加倍赏赐。彭氏家族的“兵民合一”与当今的“人民战争”虽有本质区别，却不无启发意义

彭氏湘西土司王朝八百年

湘西土司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彭瑊为溪州刺史开始经营世代基业。五代晋天福五年(937)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立溪州铜柱铭誓起，以彭氏为首，据有湘西南北两江(沅水自辰溪以上，包括各个支流称南江，酉水及其支流称北江)和澧水、溇水流域一带，彭氏主要地区在北江。他们自置官吏，拥兵自统，世代承袭，在五代和宋则称刺史或知州，入元以后则称宣慰使、宣抚使、长官等司，统称土司。

彭氏为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北江诸蛮，彭氏为大。”他是在晋天福前就雄长于五溪地区的了。铜柱记称：“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28代，袭任35世(其中有兄终弟继者)，历时818年，从而使溪州地区的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可算得上是一个长寿的土司王朝。

据《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在春秋时期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黔中地，秦为黔中郡，汉置酉阳县，故城在今王村镇，王村是当时土家族“土王”居住的地方，历有“楚蜀通津”之称。吴永安六年(263)，魏诱诸蛮效忠于魏，并进攻酉阳，即今王村。梁改大乡县。周天授二年(691)，设溪州，天宝元年(742)改为灵溪郡，(以猛洞河支流灵溪水而得名)故城在今老司城。乾元元年(758)，又复为溪州。五代时彭士愁置永顺州，宋为羁縻州。元置永顺州。明洪武元年（1368），升为水顺宣慰司，清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后置永顺府永顺县，并迁建县城于猛洞河畔，即今永顺县城。

唐末农民起义，唐地方政权崩溃。溪州土家族首领彭瑊崛起，逐渐统一酉水流域各部族，后联合漫水(湖北来凤)土官之弟向伯林等，以武力赶走老蛮头吴着冲，并将其困死于龙山洛塔山洞，随后相继征服惹巴冲等土酋。彭瑊基本上统一溪州土家族地区后，于后梁开平四年(91O)为溪州刺史(辖现在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彭碱死，其子士愁继位，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彭氏逐渐强盛，拥有上、中、下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及懿、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