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以诗译诗_一种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

第２７卷第７期

（２０１２）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Ｉ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７Ｖｏｌ．２７

（２０１２）

“以诗译诗”：一种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

邹　建　军＊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中外学者之所以共认译诗之所以难，主要在于诗歌独立的文体特征；如果对于诗歌没有基本的了解与认识，到位的译诗是不可能出现的。“以诗译诗”作为一种新的译诗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一个“诗”是指对本我民族里诗之共识；后一个“诗”，是指所译对象的美质与美形。只有当两个“诗”相生相融的时候，绝佳的译诗也就产生了。在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界，如果有一批译者能够长期践行“以诗译诗”，则是中国诗坛之幸，世界诗坛之幸！

关键词：译诗标准；译学理论；以诗译诗；诗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７８５（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０１－０５

２０世纪中国的译学理论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有严复的“信”、“达”、“雅”，有鲁迅的“硬译”，还有一些人所提出的“西化”或者“化西”、“化古”、“古化”等，然而它们都只是触及到了文学翻译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种文体。我认为不能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谈译学理论，因为每一种文体的翻译具有不同的讲究，比如说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也许就完全不同，政治学、伦理学等学术翻译与小说、戏剧等文学翻译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就是在文学的范围内，小说的翻译与戏剧的翻译、散文的翻译与诗歌的翻译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而在所有文学文体里面，我认为诗的翻译也许是最难的，主要就是因为诗歌在文体上存在许多的讲究，从而拉开了它与其他文体的差距。而在所有的诗歌作品里，不同时期的诗歌与不同流派的诗歌翻译起来，其难易程度也有所不同：古英语诗歌也许比现代英语诗歌翻译起来更难，古典主义时期的诗歌也许比现代主义时期的诗歌翻译起来更难；在所有的诗歌文体里，自由体的诗不如格律体的诗翻译起来难，散文体的诗不如十四行诗翻译起来难。以上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认定。因此，我认为不能以译学理论来通称对于所有文体翻译的理论观念与方法，而要在此之下进行细分；如果说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叫译介学，那么在译介学之下，也许还要细分诗歌译介学、小说译介学、戏剧译介学、散文译介学、影视译介学，如此等等。这样的划分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也许主要属于小说译介学，鲁迅的“硬译”理论也许主要属于诗歌译介学了。如果我们有时间也有兴趣，可以清理一下世界各民族现有的译学理论，看一看哪些是属于小说译介学，哪些是属于诗歌译介学的，而哪些是属于戏剧译介学的。以上所说，也只是限定在文学译介学的范围内。翻译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涉及的范围太大、领域太广了。这样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工作，一时可能难以理清，不比组织一批人来撰写一本文学史教材那么容易操作！但是其意义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语言的本质、文学的本质、文学文体的差别以及译者的基本观念与基本方法，更是人类文化交流与文学传播里最为关键的理论之一了。

译诗为什么难，这是有其原因的。“译诗之难”是一个有共识的命题，似乎没有哪个提出过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而为什么译诗是难的？对此进行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１４

　作者简介：邹建军（１９６３—），男，四川内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诗歌》副主编，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２７卷第７期

深度探讨的人，也许就不多了。译诗之所以难，我认为主要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诗人内在化的情感与意识不太容易理解与把握。从文体而言，诗歌是一种内视性很强的文体，不论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基本上是一致的。古典诗主要讲究情感的表达，现代诗主要讲究意识的传达。这种诗人内在化的情感与意识的理解与把握，比起讲故事的小说与展开场景的戏剧来，就要艰难得多。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小说是可以听的，戏剧是可以看的，而诗则只是让人感应的；显然，供人看的与供人听的，要比供人感应的，操作起来更简单一些。

二是因为诗歌的语言更加内在化与精致化，对于读者来说不是敞开的而往往是内聚性的，所以，从字词入手对一首诗进行阅读与理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诗人所用的语言往往不是日常口语，有的诗人运用日常口语比较多，却被人讥笑为“大白话”，在中国古代，就被认为是“打油诗”，如著名的“张打油”一样让人笑话。诗的语言往往以“陌生化”为主要特征，讲究隐而不是讲究显，讲究曲而不是讲究直，比喻、比拟、象征、暗示以至于假借等修辞手段，往往是诗人的拿手好戏，所以读诗是不易的。有的人甚至认为，一个不懂得“诗家语”为何物的人，是不可能懂诗，更是不可能写诗的。由此可见，“诗家语”与一般文体的语言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很大距离。中国古典诗词甚至可以允许诗歌语言的断裂，也就是说在诗里上言可以不对下语，不讲究现有的语法规则，有的时候不讲语法规则的语言更被认为具有诗意的。这样的语言留下的空白太多，因而不符合一般的语言规则，所以常人特别是不懂诗的人会认为这样的诗句在语言表达上存在问题，那这样的人理解起真正的诗来，自然就更有难度了。如果自己都读不懂诗，又要译诗，那如何是好呢？

三是如果用典较多的话，诗还需要一定的文化与艺术积累。中国古典诗词最为讲究用典，有的时候达到了被人称为“平典似道德论”的地步。在一首诗里面，总是要在比较固定的地方用上一两个典故，这样的艺术行为被认为是有涵养的表现，有学识的征象。在苏东坡先生的诗词里，如果有哪一首作品里不用典，那就被视为例外的情况。在《赤壁怀古》里，就有“三国周郎”、“小乔初嫁”等典故，如果不懂得三国历史，也许就无法理解这首千古绝唱。用典在西方诗人那里也是相当广泛的，如在但丁长诗《神曲》里面，就有许多古希腊神话与《圣经》里的东西，相当于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典故。在西方现代诗里也存在这种情况，在艾略特长诗《荒原》与《四个四重奏》里就用了许多典故，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的历史与神话，往往是无法读懂的；如果不能够了解其基本意思，那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进行翻译的了。

四是形式要素讲究很多，而这些东西是必须保持并且转化的。中国古典诗词讲究押韵与对偶，律诗还要讲究平仄，特别是后来的曲与小令，讲究越来越多，叫做填词，就表明某一种词的写作，是要按照已经有的词牌与曲牌进行。你只有将自己的内容填充到里面就可以了，在形式上是不能突破的，更不能自以为是。那么，这种比较固定的形式讲究，要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特别难于把握。暂且不说各种不同的诗体存在不同的讲究，即使我们对所有的诗体构成要素都有所认识，并不一定就有了准确把握，因此我们对于诗在形式上的理解是很难到位的。更为重要的问题的是，某一种特定的诗体往往是附着于一种特定的语言，七律与五律就只能以古代汉语进行表达，用现代汉语写作所谓的五律七律，肯定是不合适的了。在一种语言范围之内况且如此，要将一种语言形式的诗，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诗，可见其本身是何其艰难的事情呵！每一种语言的构成要素都是不一样的：英语就没有讲平仄的要素，也没有讲究对偶的要素，只有汉语里面才有这种可能。因此汉语可以有对联而英语则无法，英语的每一节单词所占的时间与空间都是不一样的，而汉语的每一个字所占的时间与空间是完全一样的。可见英语与汉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由此构成的艺术规则与艺术形式，自然相差甚远。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将英诗译成汉诗或者把汉诗译成英诗，就具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将英语中的格律诗译成汉语，难于将其固有形式因素转化为汉语的相关形式；同样，将汉语的格律诗译成英诗，也很难将汉诗的格律形式因素译成英诗的。所以有人说诗具有抗译性，诗具有不可转译的因素，诗是不可译的，译诗是难的，这样的说法表述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没有人讲译小说是难的、译散文是难的呢，而只是说译诗是难的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诗是最讲究形式的文体，它与其他文体的构成要素并不一样，并且不只是不一样，简直是具有相当大的差别，它具有小说等文体并不具备的形式要素，它本身要密集与高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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