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

(1)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

划，直接掌握、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利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进行。(2)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初期任务的完成，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

(3)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

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单一化。由于存在这些弊端，所以在原有体制下，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和职工都缺乏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4)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6.2、为什么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其原因在于：(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得到了深入广泛的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局面仍然存在。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而且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作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目前，世界经济正朝着国际化、集团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来求得自身的发展，世界经济通行的是市场经济，我们要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否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企不分，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起能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注重结构优化以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取向改革，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事实证明，凡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活力就比较强，经济增长就较快，经济效益就比较高，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就比较大，社会发展态势就比较好

新中国成立60年，粗粗划分一下，可以说前30年属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后30年属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当初为什么会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国内外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而我国在30年前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也同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列宁曾说过，只有到了老百姓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执政者不能再维持政权的时候，革命或变革才会发生，我国自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30年，走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尽头。

“短缺经济”曾与我们相伴

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自完成“三大改造”以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了国有制（实为政府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对资源、产品和劳动力以及许多消费品实行用物资调拨、定额配给等方式进行的计划分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是物资供给，特别是老百姓的日用消费品甚至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都十分匮乏。人们都记得，自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10亿中国人靠“票证”过日子，各种“票证”多达几十种。著名经济学家科尔纳把“计划经济”一针见血地命名为“短缺经济”。我国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么一种“短缺经济”。

如果粗粗地从经济总量的增长看，据统计，1952～197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见林毅夫、蔡?、李周编《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7页）。这种增长速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从“一穷二白”到“两弹一星”。这20多年计划经济时期，既然有这种增长速度，为什么反而造就了一个“短缺经济”，让人民靠“票证”过日子？

计划经济的20年的增长主要靠高投入而不是靠生产率的提高取得，换言之，即靠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的积累率年平均达29.5%，其中1976～1978年竟高过33.5%。而据林毅夫等人的统计，1952～1981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仅为0.5%。不仅如此，而且这种低效率还有日益下降的趋势。据统计，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期间，每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要的投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所需投资的3倍；每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所需投资的近两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16页）。

结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20年间，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不仅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据统计，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为5.2%，至1978年下降为5.0%。人均GDP1948年排世界第40位，至1978年中国人均GDP 竟降到世界倒数第二位，仅及印度人均GDP的2/3（见周天勇文《30年前我国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刊《学习时报》2008年8月20日）。中国一向“以农立国”，可是1977年全国在副食品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有2.5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体制落后误事

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期的20年里中国人民会沦落到如此贫困地步？有人只把这归咎于极“左”路线。我国过去大部分时期的确在“左”的路线支配下生活，整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大跃进”、“一大二公”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政治口号，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些“人祸”比天灾对经济的破坏性更严重。然而极“左”路线和政治干扰虽危害极大，但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还在于“经济体制”，是“一大二公”、“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极“左”路线和政治干扰提供了土壤。为什么其他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虽未经极“左”路线折腾，也造就“短缺经济”呢？关键还在于“经济体制”本身。

科尔纳的《短缺经济》一书，倒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上分析了其要害。他深刻阐明计划经济体制造就的最大弊端是“预算软约束”，形成无法遏制的“投资饥饿症”，用国家财政包揽一切的“父爱主义”，完全扼杀了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力。这部著作可称是第一部深刻分析计划经济制度的权威性著作。

其实，“软预算约束”、“投资饥饿症”固然是计划经济制度的要害，若仅就我国过去计

划经济体制看，“预算软约束”、“投资饥饿症”虽同样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痼疾，但其深层次的体制根源在于“政企合一”或“政企不分”，这就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也是政府体制问题，一言蔽之，即国家体制问题。现代国家的政府，都仅仅是政治实体，受国家委托除负责国防、外交、治安、公共卫生等国家政治事务外，其经济职能只限于提供产品和公共服务，营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序、有效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而一切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全部交给私人按市场原则经营。但我们国家不同，我国从建国时起从前苏联那里学来，政府不仅是政治实体，而且还是经济实体，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在城市由国有制一统天下，而国有制实际是政府所有制。在这个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的体制下，本来应该按经营性原则经营的有关企业，也都由政府所有，而政府的经济支柱是财政，财政的原则是“无偿征收、无偿拨付”，跟经营性原则（即市场的“成本-收益”原则）相对立。在国有制（或政府所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时代，一切经济服从于政治，一切都按“无偿征收、无偿调拨”的财政原则行事，于是“预算软约束”、“投资饥饿症”便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痼疾。所以，“政企合一”或“政企不分”乃是计划经济一切弊端的体制根源。正是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和极“左”路线相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把中国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体制非改革不可。

改革开放成就令世人惊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进行改革的“探索”，终于在1992年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道路”。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是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中国这条改革道路，不仅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百年来的一个同一“信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可能结合，而且找到了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结合点”――改革国有企业，还找到改革国企的正确道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里讲的“政企分开”，不是“消灭国企”，不是所谓“国退民进”，其目的是通过改革使国企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扩张、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从而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微观经济基础”，成为内有经济活力、外有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不仅如此，中央还明确了要用股份制改革国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通过改革实践，我国经济在改革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初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同时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中国60年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惊讶。据美国媒体报导，起步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早已实现，1987年提前3年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1995年实现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5年进入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到2008年的30万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77倍，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20%，在世界的位次也迅速上升到目前的第三位。从1978年到2008年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5781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761元，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称赞中国经济这次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实惠，每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都亲身感受得到。而今，城市里超市到处林立，超市的各种日常消费品琳琅满目，跟30年前计划经济时期靠“票证”、“副食品”的“配给”过日子真是天壤之别。

政企分开任重道远

尽管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令国人引以自豪的成就，但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很不完善，距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特别是政企分开、政经分开已做了不小努力，但仍“藕似断，丝更缠绵”，这一切还需要政府体制改革相配套。我一向主张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跟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要分开。我在1989年发表的《股份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一文（刊《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不仅主张用股份制来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而且提出要分清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载体――各级政府和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各级“人大”委托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不仅如此，在该文中我还提出，国有企业可以有不同的公有制形式以贯彻政企分开：（1）由各级“人大”常委会所辖的国资委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统辖国有企业（经营性、竞争性），独立于各级政府但接受各级政府监督；（2）创立政府所辖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国有企业这一“三层次”的经营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作为“金融中介机构”，起“隔火墙”的作用，贯彻政企分开；（3）由国家控制的公共基金（如社保基金、科研基金、残疾人基金、教育基金等）成为国有企业主要“投资人”，把国企的政府所有制变成“基金所有制”。总之，政企分开、政经分开的途径与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作用，表现在它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特别是

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可以激发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形成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开发人的智力资源。先进的教育、科学、文化，给人以知识武器，成为一种智慧的力量，推动人们有效地建设现代化事业。智力文化水平的高低，集中反映着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总体水平。其发达程度同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并常常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智力水平的提高。而人的智力的提高，又要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制约，受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要有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保证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正确的思想价值导向，从思想上保证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并不只是人和自然简单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在人与人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交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为要以科学的思想为先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为建设现代化事业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通过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国无宁日，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在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方面，文化具有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方针任务

基本方针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2、坚持“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3、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推进文化创新。

4、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5、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根本任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3特点

鲜明的时代性

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虽然有其超越时代的共同性，但作为一定文化的总体而言，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浓郁的民族性

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人们如何认识

体现主流文化的电影《云水谣》

和把握它，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化民为俗”的东西，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家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吸收世界文化成果，形成了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全新的文化。

实事求是的科学性

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正确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了同自然观、社会观中一切非科学的文化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度的民主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继承优良民主传统，增强民主意识，同封建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残余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使民主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开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贯彻“三不主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讨论、自由创作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体系，是这一文化民主性的重要表现。

深广的群众性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又用健康的文化成果教育人民、服务人民，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四有”公民。

勇于改革的创造性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强大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文化市场空前繁荣

主义的文化，要求深化改革文化管理体制，这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改革要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