绚烂至极 归于平淡——陶渊明辞赋自然风格的成因初探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陶渊明辞赋自然风格的成因初探卿晨

【摘要】本文主要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理论分析陶渊明所有作品中仅存的三篇辞赋中自然风格的形成原因,得出了以下结论:(1)陶渊明的辞赋大多取材于自然,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自然风格也是其人格的体现;(2)陶潜深受道家哲学影响,故在创作方面呈现出''''妙造自然''''的倾向;(3)靖节辞赋的自然风格也是魏晋园林精神流变的结果;(4)元亮的自然艺术风格也可视为其以''''自然''''反抗''''名教''''的人格觉醒。

【期刊名称】《艺术家》

【年(卷),期】2018(000)004

【总页数】2页(P54-55)

【关键词】陶渊明;辞赋;自然;成因;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作者】卿晨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一、导言：陶渊明的辞赋创作地位及其源流

明·张溥（1602—1641）《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云：“《感世》类子长之倜傥，《闲情》同宋玉（前298—前222年）之《好色》，《自祭》若右军

（王羲之，303—361年）之《誓墓》，孝赞补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①陶渊明以其独树一帜的田园诗在魏晋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开一代风气之先。而纵观他的创作历程，辞赋作品虽然只有《感士不遇赋》《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三篇，在数量上不占主流；但无论对研究以“归田”为主要创作主题的诗人陶渊明来说，还是对梳理魏晋时代的辞赋发展来讲，这三篇赋作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而平子（张衡）、伯（蔡邕）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瑒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②

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辞赋作品都是抒情小赋，其中《闲情赋》继承屈原《离骚》的写作手法，不仅是行文脉络上的一脉相承，陶潜更在潜意识的内心投射方面对屈子有所继承和发展；这种情感线索在《归去来兮辞》和《感士不遇赋》中也有明显体现。陶渊明对汉魏以来的辞赋创作既有所继承，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技巧，“标志着专写宫苑城邑的大赋转变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小赋的进一步发展”③。

二、“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的文学理论首先由孟子在《万章上》中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又指出，“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而欲求兴寄托讽之旨，必先以意逆志；欲以意逆志不穿凿，必先知人论世。王国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进一步解读道：“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通过“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读者往往能更好地理解作家所想要表达的主旨和思想感情，味弦外之音、韵外之致。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幼年虽家境贫困，但博览群书。没落士族的出身加

之良好的教育背景奠定了陶渊明早期主要受儒家出世思想的影响，有“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在晋太元十八年（393）至义熙元年（405）的十三年间先后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和彭泽令几个官职。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中认为，“陶渊明以崇尚自然为思想核心，也是指导其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返回自然集中地体现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④

在陶潜创作的三篇辞赋中，《闲情赋》作于初为江州祭酒前两年，继承了楚辞香草美人的传统，以描摹对女子的思慕影射对于理想的追求；《归去来兮辞》作于辞去彭泽令的同年，是年作者彻底告别了沉浮了十三载的仕途，选择了内心向往的归田生活，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意和欣然洋溢其间；《感士不遇赋》作于416年，作家已归隐田园十余年，结合自身遭际对古代以降正直之士的境遇坎坷进行控诉。三、以“知人论世”探析陶潜辞赋的自然风格

（一）取材于生活与人格写照

陶渊明的辞赋是根植于自身的人生境遇和生活经历进行创作的，取材生活中俯拾即是的景物为意象，用语隽永，情趣盎然；如“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正是在对田园生活中平淡无奇却又独特的景物的描绘中，作家寄予了真情实感并感染了自己的人格，如挺立的孤松和返林的归鸟，无不是作家自身孤独情怀和孤高追求的写照。因此，他的思想修养、品行气质、生活情趣等文化人格因素在其诗文的艺术风格上反映尤为突出。

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诗品出于人品”。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点明“吐纳英华，莫非情性”。陶渊明“物我融一”的表达之真与“返璞归真”的情性之真，使其辞赋创作充满“真意”与“真趣”。

（二）道家哲学思想

道家哲学思想即自然理性化理想，包括“生活俭朴、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等方面；⑤在《归去来兮辞（序言）》“余家贫，耕植不足以

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的自述中，作家的自然理性化思想即可以得到印证。另外，从“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等文句中，也可以将这篇辞赋看作陶渊明脱离世俗，回归自然的宣言。

此外，陶渊明有《饮酒》组诗，集中写饮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主题，足见其对饮酒的喜爱程度；而“中国酒神精神之精髓正在追求绝对自由的道家哲学”，如持酒写诗的诗仙李白，即是道家哲学的秉持者。

（三）时代背景（园林精神流变）

从三曹七子到元亮的二百多年间魏晋亭榭园林的发展蔚然成风，而士族的园林精神更是在不断淬炼中日臻成熟，主要可分为五个时期：（1）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主要的情怀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精神和时不我待的悲叹惋惜；（2）竹林徘徊——竹林七贤以隐逸的方式对抗当时的礼教，内心却不断在“出”与“处”间徘徊；（3）金谷殊途——“金谷文人”陆机、潘岳、左思都极尽所能追逐个人利益和家族荣耀，与竹林时期大相径庭；（4）兰亭暂栖——王导、谢安、王羲之等人都将对功名的排斥与追求调和于一身，“出”与“处”在兰亭达至短暂的统一；（5）守拙田园——陶潜遵循自己本心对自然的喜爱而归隐，又试图通过耕种满足物质需求，形成长久的、可以稳定存在的生活方式，从而守拙园田，终于获得永久的宁静平和。

因此，陶渊明创作的辞赋，如《闲情赋》中自然风格的流露不仅是作家“道法自然”的老庄思想的精神内核的外在表现，也是文学（辞赋）自身题材的演进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四）魏晋风度

昭明太子萧统曾评价陶渊明，“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其为文“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真淳的品格与真实的表达是陶渊明诗文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亦是其独特艺术风格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