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周礼与刑的关系

试论西周礼与刑的关系

摘要：西周时期的礼、刑两种手段，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凡礼之所禁，必为刑所不容，礼居于主导地位，刑要服从礼的指导。因为礼是积极的主动性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全面地预防社会犯罪。刑是居于辅导地位，在礼的指导下对已然发生的犯罪进行制裁，处于消极与被动的状态。刑是礼的必然补充，礼以刑强制力为后盾，用刑是为了更有效维护礼。

关键词：西周礼与刑构筑完整法律体系

1．西周时期的礼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它既是西周的根本大法，又是国家机关的组织法和行政法。是由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的习俗、礼仪发展而来，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逐渐成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西周初期，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上修订完成了系统的典章制度、各种礼仪规范，其内容涉及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礼的一部分内容具有强制遵行性，属于法律范畴，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西周法律制度的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其根本准则。礼既有抽象的精神原则，又有体礼仪形式。精神方面主要是亲亲、尊尊。亲亲君为首，尊尊父为首。在这两大原则下，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但相比较而言，忠高于孝，国重于家。礼仪形式方面主要是五礼。即吉礼（祭祀）、凶礼（殡葬）、军礼（行兵打仗）、宾礼（迎宾待客）、嘉礼（婚冠）此外还有六礼、九礼。

周礼是一个强大的“礼治”体系，在周朝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由法的构成要素和周礼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分析，周礼是周朝一种特别重要的不成文法。周朝以礼治国，到春秋礼崩乐坏，这是破与立的关系，是对旧礼的扬弃，统治者是要建立更有利于自己的新礼。周“礼”对以后封建法制的影响相当深远，礼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华封建法律思想体系中，这是因为封建王朝需要有吸取周礼的精髓建立封建的礼教纲常，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秦朝以法为本，治道运行，皆有法式，甚至于“焚书坑孺”，但是骨子里维护的仍是一个“礼”。比如秦朝的起诉制度有“公室告”与非公室告，公室告--贼杀伤、盗分人。非公室告--子盗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受害

人均不得控告，“公”及“非公”反映了亲属关系远近，是对诉权的限制，是要维护封建家族利益的统一；秦朝还将民事主体中的赘婿、后父都设定为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这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家族内部的等级，维护封建家长制。

2．西周时期的刑

所谓“刑”是西周刑事法律的总称。流传至今的有传说为西周中期司寇吕侯所作"吕刑"，其基本精神仍在于贯彻周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在“明德慎罚”方面尤其突出，可称为西周刑事法律经验的理论总结。《吕刑》要求用刑必须以德教为本，必须适“中”，此后通篇反复强调“中”字，力求不轻不重。《吕刑》以论刑为主题，但同时反复突出崇德，要求司法应效法“天德”，无所偏私。司法必须慎重是《吕刑》反复着重要求的一个主题。从选择司法官到执法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十分慎重。此外，还具体规定了疑罪的五刑可以用锾(铜)收赎的办法，赎刑从此开始制度化。周代成文法的最主要形式是刑。刑在当时至少有两层内涵：一方面它是当时各种规范性文件的统称，即现代意义上的成文法律。其中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内容为主，即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另一方面它又兼指各种具体的刑罚。前一方面是主要的字义，后一方面为后起的衍生义。

3．西周时期礼与刑的关系

西周时期，“礼”与“刑”的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西周奴隶制法制的完整体系。在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法以刑为主要内容，刑与法是相通的。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习惯法。习惯法又来源于包括以祭祀习俗、礼仪规范等形式为代表的一部分礼。这部分礼经过改造，逐渐上升为法。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律出于礼”。一般认为，礼的很多规范实质上具有法律甚至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刑是西周法的基本形式，用来惩治和防止犯罪。礼与刑是西周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凡是礼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于礼的，也必然是刑所不禁的。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入刑，相为表里”。

西周时期，“刑”是同“礼”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多指刑法和刑罚。“礼”与“刑”是西周法律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即正面地、积极地规范人们，要求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刑”则处于消

极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亦为刑所不容，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缺，“出礼入于刑”。

礼和刑是西周法的两个基本方面。从宏观上看，西周时期的“礼”与西周时期的“刑”都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两者相互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社会法律体系。其中，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礼”是积极的、主动的典范，是禁止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罚恶于已然的制裁。也就是说，“礼”总是从正面主动地提出要求，他的功能重在“教化”；“刑”相对处于被动状态，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刑法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行为，亦必然为“刑”所不容。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西周出礼入刑的原则说明西周统治者已经意识到礼与刑的密切联系，知道要维护统治地位必须要将礼与刑结合起来，只是由于时代和技术的局限性，还不能将将这个原则具体化。随着法律思想的的逐步发达，立法技术的逐步完善以及时代的需要，到汉武帝时，终于“罢黜百家，独尊孺术”，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这是西周礼与刑的适用原则“出礼入刑”原则在封建法制中最好的表现形式了。

4．西周开创的礼、刑结合的治国模式

从宏观上看，西周时期的礼、刑两种手段，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则，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

凡礼之所禁，必为刑所不容。在西周礼、刑二者的关系上，礼居于主导地位，刑要服从礼的指导。因为礼是积极的主动性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全面地预防社会犯罪。在西周礼刑关系上，刑是居于辅导地位，在礼的指导下对已然发生的犯罪进行制裁，处于消极与被动的状态。刑是礼的必然补充，礼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用刑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礼。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

西周时期将礼、刑两种手段结合起来共同治理国家的方式，开创了世界上的一种独有治国模式，影响了中华法系二千余年。西汉的“德主刑辅”，唐初的“德本刑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治国模式，都渊源于西周的礼刑结合的方式。西周在治国模式上，作出的贡献是开创性的，至关重要的西周的礼是在维护男尊女卑、等级秩序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旨在确认、调整和维护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权组织关系和伦理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周礼对西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