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绞结

第一章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绞结

第一节发展历程

第一节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什么是政治

•政治，按照孔子的说法，政者，正也；治者，理也。孙中山曾说过，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在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史上，政治就是公共管理活动。

•一般说来，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

•政治学关注三大核心问题：一是效率，二是和平，三是民主。

•人类具有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是人权。

二、政治与社会之间

社会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社会。社会生活包含着政治性，政治结构和过程被社会深深地影响。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政治社会学出现之前，政治学的研究的特点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学者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具体的研究课题有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政治的人性基础。方法主要以理论演绎为主，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带有强烈的经验分析的色彩。比如孟德斯鸠等人。后来，随着科学主义思想的盛行，政治学越来越关注经验研究，定量分析成为主流方法。同时，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领域也在拓展。

三、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之一。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课题。

四、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

五、基本架构和设想

一般都认为，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研究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研究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有力地制约和影响着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状况、西方民主国家的投票行为、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团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研究课题。

•博托摩尔的《政治社会学》所涉及的课题是：民主与社会阶级、社会行为、政党与政治行动、政治系统的类型、政治变迁与冲突、新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与发展、世纪的全球政治等课题。

•瑞士政治社会学家洛比埃把政治社会学分为四大部分加以论述，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与历史模式，包括原始社会、古代文明中的城邦与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近代国家现象、当代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等章节；第二部分是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包括工业化及其社会学意义、工业社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发展等章节；第三部分是政治生活的社会学；第四部分是政治变迁。

基本出发点有三个：

一是中国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二是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解决之道

三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保证政治权力增进公共福利的重要制度机制。

探讨两个主题：一是持续、稳定的政治秩序何以可能，二是持续、稳定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

中国民主政治的七个理论路径：

•党内民主说

•宪政民主说

•增量民主说

•咨询型法治政体说

•国家制度建设说

•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

•协商民主说

•党内民主说

“党内民主说”从一党执政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发掘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和组织体系中契合现代民主观念的因素，自党内启动国家民主政治进程，逐步从党内民主过渡到人民民主。甄小英、王贵秀、林尚立等均持该观点，尽管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认可，并在学术界获得相当多的支持，但反对意见认为，民主集中制在执行过程中导致的往往是集中而非民主，“变改不可能从控制最严的地方开始”。

•宪政民主说

宪政民主说从公民社会建设出发，主要代表为刘军宁。民间力量的壮大会形成多元化的权力制衡结构，并最终反映在宪法中，形成宪政民主模式。在区分了初级宪政和高级宪政的基础上，刘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实现初级宪政的条件。“后发优势”不仅将在中国不断激发宪政运动的示范效应，而且给中国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许允仁：为什么是“宪政民主”而不是“人民民主”？

•增量民主说

俞可平提出增量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根据他的总结，增量民主概念包括如下要点:1.正在或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2.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3。这种改革和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4.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增量民主说强调程序民主，把公民社会的存在视为民主政治的前提，推崇法治，充分肯定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反对者认为“增量民主”具备概念意义上的新鲜度而缺少实质性的新内容，如何达到增量民主，学说本身并未言明。

•咨询型法治政体说

咨询型法治政体说以潘维为代表。潘维认为民主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不能同时兼得，“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治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特点”。潘维高度推崇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体治模式，并将其概括为“缺民主的法治政体”，认为未来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法治为主，民主为辅的体制，包括中立的文官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国家制度建设说

以王绍光、胡鞍钢为代表的声音认为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应当将现有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大力加强国家制度薄弱环节，建立一个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基本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

•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

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以康晓光为代表。康晓光提出权威主义政治加自由市场经济加法团主义加福利国家的设想，奉行“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等原则。反对者认为，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将权威主义国家看作是一种恒常的政治形式，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阶段性和过渡性的政体形式终归要走向民主政体，就现实操作而言，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要比二者的分立更符合双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