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刘晓农徐易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惩治和威慑严重的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国际

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必然涉及主权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归根到底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因而，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一直是国际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应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

性质特点，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

[关键词]刑事管辖权；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53－04

刘晓农（1971—），男，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江西南昌330031）徐易（1991—），女，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北京102206）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FX12）的研究成果。

2011年6月27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宣布以涉嫌“反人类罪”对当时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三人发出国际通缉令，这是继2009年3月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下种族大屠杀罪）以来，国际刑事法院第二次针对国家元首签发逮捕令。正如苏丹政府一样，利比亚政府也以该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的缔约国为由，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予以拒绝。针对上述两案，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理解不一。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国际刑事法院受理和审判特定国际犯罪案件的权能和效力依据，是对性质最为严重(the Most Serious)、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准则和严重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核心罪行”(Core Crimes)具有的管辖权。其直接法律依据是2002年生效的《规约》。无论是较之各个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还是较之国际法院或者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的刑事管辖权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性质与特征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规约》法律体系之下的独特产物，其性质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创建过程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规约》中许多条款都从不同角度涉及该法院管辖权，如第5、11、12、13、14、15、25、26条等。从总体来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既反映出国际法上有关管辖的法律原则、规则或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新的法律规则。可以说，《规约》赋予法院的管辖权具有自动性、补充性、普遍性的特点。

（一）自动性

根据国际条约法，主权国家或地区只要成为《规约》的缔约国，就意味着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而无需另行声明或再行签署协议。对此，《规约》第12条明确规定：“一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即接受本法院对第五条所述犯罪的管辖权。”可见，其管辖权具有自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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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性

《规约》非常审慎地阐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其第1条“法院职能”即开宗明义“本法院……对国家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可见国际刑事法院相对于主权国家或地区国内法院所处的补充性地位，其无意替代或者排除国内法院管辖权，仅行使补充管辖权。这种补充性管辖权不仅适用于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缔约国，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适用于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非缔约国。

按照补充性原则，国内法院享有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对犯罪进行调查和起诉的优先权，只有在国内法院不存在、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国家不愿意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并且在有关国家明示和事先同意的条件下，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对特定的犯罪嫌疑人和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这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具有针对国内法院的优越地位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

补充管辖权最主要的作用是监督和督促缔约国履行《规约》的规定，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但它是在补充性地位的基础上运作的，体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体现了从主权作为有效权力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法治模式，到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和有限政府的自由主义国际法治模式的转变。

（三）普遍性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提高，彼此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化问题和现实的、潜在的风险，这些问题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障碍而在全球普遍存在，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生存与发展，威胁着全人类的福祉，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而，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独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社会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詹宁斯（Robert Jennings）和瓦茨（Arthur Watts）在其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中指出：“国际法律秩序适用于整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普遍的性质。”依据习惯国际法，当某一罪行如战争罪、反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重大罪行被认定为国际犯罪，罪犯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时，其国籍国不应再对罪犯进行保护，其他各国国内法院都可对罪犯行使管辖权、追诉其罪行。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国际组织，国际刑事法院也可获得管辖权。

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已比以前更深刻地渗透到国际法中。国际法已从传统的双边主义（Bilateralism）扩展到有组织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交通、刑事司法等方面的合作。对于国际犯罪，不少国际条约都规定了各个国家应对其行使普遍管辖权。比如国际社会对危害民航安全和海上航行以及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普遍管辖权的承认；又如海盗罪，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在公海上，或者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就这一罪行也产生了不少习惯国际法上的规则，如“海盗行为不改变权利归属”原则。

从“人类共同的敌人”这一概念延伸而来的是代表自然法观点的人类良心，是人类公平和正义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日益认识到某些人实施的不人道的行为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观念，违背了人类的良心，而那些实施不人道的行为的人也理应成为人类的公敌，因而不论其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其拥有什么样的地位，都应受到国际刑事法院和各主权国家国内法院的追诉。

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受限制的几种情形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必然涉及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刑事管辖权，归根到底与国家或地区的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在《规约》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行使问题始终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其管辖权虽然具有自动性、补充性、普遍性，甚至对国家主权具有一定挑战性等特点，但毕竟不能完全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在以下几种情形，其管辖权的适用受到限制：

（一）“一罪不二审”原则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限制

缔约国国内法院基于并行管辖权已经就同一案件行使管辖权，根据“一罪不二审”原则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特点，国际刑事法院不能行使管辖权。除非该国内法院的诉讼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第一，是为了包庇有关的人，使其免负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刑事责任；第二，没有依照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以独立或公正的方式进行，而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的人绳之以法的目的。

（二）缔约国加入《规约》的时间对国际刑事法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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