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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合宪性解释-性质、正当性、限制及运用(1)论文

关键词: 合宪性解释/法律解释/司法自制/宪法/司法内容提要: 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指法律有两种甚或多种解释可能时，择取其中与宪法不相抵触的解释。合宪性解释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一项法律解释要求。此种解释方法对于维护国家法秩序的统一与稳定不可或缺，其正当性源于权力分立原则下的司法自制理念。合宪性解释有其运用上的限制，对于字义本身违宪之法律适用合宪性解释是对此种解释方法的滥用与误用。在美国、德国等实行宪法审查国家，合宪性解释方法在其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具有实效性的宪法审查制度在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有无适用空间值得商榷。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是一种愈来愈受到我国法学界关注与重视的法律解释方法。然而，检阅我国关于合宪性解释的研究文献则不难发现，我国学界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认知其实不无片面和肤浅，甚至存在着重大误解。而司法裁判过程中个别法官对我国宪法规范条款自觉或自为地引用甚至解释，其实亦不像有些学者所判断的那样，属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在个案裁判中的运用。有鉴于此，笔者就不揣谫陋，拟就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系统的检讨，以抛砖引玉。本文内容涉及合宪性解释方法的涵义、性质、正当性、适用限制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实例等。针对我国学界对合宪性解释的研究现状，本文重点检讨了合宪性解释方法的性质、理论根基以及适用上的限制。一、何谓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其名称可谓五花八门，其内涵界定彼此之间更有天壤之别。关于名称，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称之为“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黄茂荣则以“法律解释之合宪性”命名，苏永钦称其为“合宪法律解释”，陈新民多用“法律合宪解释”定之，而杨仁寿直接以“合宪解释”呼之。不过，更多学者如我国大陆的梁慧星、周永坤、台湾的吴庚以及德国的拉伦茨（Karl Larenz）、魏德士（Bernd Rüthers）等都称其为“合宪性解释”。从用语和修辞上看，这些符号名称之间出入并不悬殊。笔者以为以“法律的合宪性解释”称之较为妥当，因为它最直观地展示了此种法律解释方法的特性。鉴于合宪性所指向的当然是法律而非宪法本身，所以如若将“法律的”这个限定词省略而像多数学者那样径直将其命名为“合宪性解释”亦不生疑义、恰如其分。关于合宪性解释的涵义，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梁慧星、杨仁寿等学者将合宪性解释的内涵理解为依宪法及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以解释位阶较低之法律规范的一种解释方法；周永坤则认为“合宪性解释，指以宪法为根本依据的解释方法。此种解释方法要求对普通法律作解释时，不得作出违反宪法的解释”。显然，仅仅依据位阶较高的法律——宪法除外——来解释位阶较低之法律，这不属于合宪性解释范畴，而规范化的合宪性解释并不要求对所有的法律都不得作出违反宪法的解释——下文将对此予

以详论。既然如此，那到底该如何定义合宪性解释呢？陈新民曾如此界定合宪

性解释：“当同时存有数个法律解释之可能性时，仅择能导致合宪结果之解释。易言之，解释法律一般可使用文义、目的、体系、历史及综合解释等方式，只要由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找出立法者符合宪法之依据，即可排除由其他方式可能导出的违宪结果，因此明显的是一种偏惠于立法者的解释方式。”对于陈教授的界定，笔者颇为认同。当然，不少学者在定义合宪性解释时亦如陈教授这样强调合宪性解释的特质在于从多种可能的法律解释中择取一种与宪法意旨不相冲突的解释方法，以维护法律的合宪有效。如拉伦茨在检讨合宪性解释时指出：“相对于其他将使规定违宪的解释，应优先择用依其余解释标准仍属可能，且并不抵触宪法原则的解答。以此种方式被解释的规定是有效的规定。由此可以推得：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因此，‘合宪性’也是一种解释标准。”又如王泽鉴曾将合宪性解释定义为：“指应依‘宪法’的规范意旨及价值体系解释法律，而于某项法律规定有多种解释可能时，为避免该项法律被宣告‘违宪’，应采可导致其‘合宪’的解释。”鉴于合宪性解释实际上起源于宪法诉讼判例这一历史事实，笔者在此拟借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界定的合宪性解释来定义之：“如果可以对某一规范做出多种解释，并且部分解释所形成的结果是该规范是违宪的，部分解释所形成的结果是该规范合宪；那么该规范就是合宪的，必须对之做出合宪解释”。[11]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这个现身说法可知，合宪性解释本质上是选择一种可以回避法律违宪无效、从而维护国家法秩序之稳定与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质言之，合宪性解释——套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来说——就是选择一种可以使被解释的法律与宪法协调一致（harmony with the Constitution）的法律解释。[12] 二、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更是一项法律解释要求：合宪性解释的性质关于合宪性解释的性质，我国大陆法学界迄今尚未予以检讨，相关的论著当然是付之阙如。在此，笔者拟先对域外及我国台湾学者对此论题之研究文献进行一番梳理，尔后在此基础上略陈个人之管见。对于合宪性解释的性质即它能否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法学方法论颇为发达的德国曾有过激烈的论战。大多数学者如拉伦茨、博格斯（H.Bogs）等均对合宪性解释属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种抱持肯定态度，但亦有学者如贝特尔曼

（K.A.Bettermann）对此坚持其否定观点。据吴庚教授的评介，这两造之间的主要观点可概括摘录列表如下[13]：肯定论否定论（1）位阶较低的规范，应该以位阶较高的规范为取向而解释，这是规范解释的通则；（2）法律乃是民意代表机关意志的体现，受有效的推定，而合宪性解释正与此暗合；（3）法体系的整体性要求部门法必须接受宪法概括条款的价值认知，当部门法有多重意义时，只能选择合宪性解释，否则法律的整体性即遭破坏，又合宪性解释填补漏洞之功能，亦可发挥法律完整之作用；（4）宪法基本权条款直接有效，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立法受合宪秩序、行政及司法受法律与法之拘束，这两项使得法官在解释法律时有义务作成合宪性的认定。（1）所谓位阶较低的规范，应以位阶较高者为取向而解释，乃解释之一般原则云云，事实上在任何教科书上都找不到，纯粹是论者为维护合宪性解释的假定；（2）合宪性解释是一种错误的示范，根本不是做规范解释，而是变调的规范监督，将违宪的法律解释为合宪，名为忠于宪法，其实是放弃违宪审查的责任，但若直接宣告违宪，可能更是忠于宪法的表现；（3）合宪性解释为避免宣告法律违宪，通常须转换文本之原意，其名为尊重国会民意，实则扭曲立法者的原意；（4）具体行政行为亦仅受有效推定而不受合法推定，法律自公布后充其量只能作有效推定，绝不至于受合宪推定。以上否定论的第二项与第三项显然对合宪性解释存在着重大误解——只知有合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