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 崖山

崖山，崖山引言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广东近海一个小岛附近爆发了一场持续二十余日的海战。

交战双方分别是聚集在崖山的宋军残部，与由宋降军改编而成的蒙元水师，史称崖山海战。

海战以宋军惨败收尾，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蹈海而死，崖山海面上，从死殉国之士子军民浮尸十万。

中华亡国。

崖山以降，中华文明走向衰末，从1279到1912，再未复兴。

空余一声悲叹：崖山之后，再无中华。

最近，我们读了一篇名为《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的文章，文中的悲愤情绪和爱国热情使我们深受震撼，但对部分史实观点抱有怀疑。

在考证的过程中，发现对于这个话题争议颇多，甚至从网上的争论可以折射出国人对于历史、文化、民族的态度，从中我们也认识到了以前对于历史问题的一些误区。

我们经过资料查找、比较、筛选，作出了我们自己的判断与结论，仅为一家之言。

崖山海战崖山位于今中国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

祥兴二年，大宋大势已去，恭帝已在临安下投降诏书，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带着昺帝困守在崖山一隅之地。

蒙元将领张弘范受命围剿宋廷。

张弘范与张世杰俱是北方汉人，二人是乡邻，张弘范与父俱相蒙元，而张世杰立志保宋抗元。

张弘范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得元帝信任，他攻克江汉门户襄阳，迫使大将吕文焕投降（史书多称吕文焕为国贼，但在朝廷昏聩的情况下，吕文焕坚守襄阳六年，为保存襄阳子民投降蒙元，实为国士）。

陆秀夫与张世杰部署失误，将所有舰船聚集在一起，而让蒙元封锁海口，丧失淡水来源与逃生路径。

宋军缺少淡水，战力大损，然后张弘范夜里故布疑阵，令宋军误判元军在宴饮作乐，旋即突袭宋军舰队，宋军大败。

眼见大势已去，陆秀夫背负幼帝并妻儿一同蹈海而死。

太后被张世杰救出，却执意投海殉国。

张世杰在逃亡安南路上遭风暴而亡。

崖山海战，殉国的士子军民多达十万，尔后福建四万、浙江十万宋人皆投海殉国。

张弘范留下“镇国将军灭宋于此”扬长而去。

张弘范本人在蒙元南下过程中屡立战功，但尽力保全百姓，说服元帝推行汉化，他忠于蒙元，但也尽力保全汉族。

崖山海战本身不能扭转历史，但却是中国第一次亡国的标志。

所以才有“崖山之后无中华”之说。

欲理解这句话，须对这个中华命运转折前后的历史进行梳理，下面按照时间顺序粗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的大致走向。

宋朝宋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顶峰，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有宋一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军事上却屡受辱于异族，终至亡国。

宋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关节，有人认为宋朝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近代。

宋朝是中国唯一没有重农抑商的朝代，商业高度繁荣，迫于北方异族的压力，宋朝为了保证税收还大力发展了远洋贸易，商业扩展至南洋、中亚和北非。

在政治上，宋太祖实行抑武崇文的国策，剥夺地方政府大部分的税收权利与军权，完善科举制度，并在祖庙盟誓后代子孙不得杀文官一人。

宋朝文官地位很高，同时在思想上宋朝理学虽拘禁了人的创造力，但影响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许多文官有独立的思想，并非全为理学所拘。

自汉武始，儒学被用于为帝王服务，但宋人却重新提出了“天下为公”“天下非人主私有”的理念，使儒学开始恢复生气。

宋朝也出现了君权限制，宋制“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二府为政事堂和枢密院，即皇帝诏书须经过宰相机构批准方可生效，形成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惯例，已经有君主立宪的雏形。

在社会保障上，宋朝设立了专门的卫生、济贫、收容孤老的机构。

在文化上，宋朝更是高度繁荣，诗词产量宏丰，唐代的古文运动在宋代推至顶峰。

这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在科技上，宋朝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最快的朝代，各种机械、船只在宋代都有长足的进步。

有西方学者认为，宋代中国完全可以把任何其他国家视为蛮夷。

综上所述，宋朝中国文明在各个方面发展巨大，但是为何在异族面前束手无策？首先，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军事制度。

太祖鉴于晚唐藩镇跋扈，削弱地方的军政权力，而将大部分军队变为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禁军。

御敌时地方只能依靠中央军队支援，无法就地有效地抵抗。

其次，宋朝轻视军队，很多带兵的将领都是儒生，指挥不当。

另外，宋朝免除兵役，虽促进了农商业发展，但雇养了一支待遇优厚却疏于训练不思进取的庞大常备军。

唐代藩镇割据是主要问题，北方部落尚未统一，构不成威胁。

但宋代，北方蛮族一波强似一波，这种制度对宋代是致命的。

其实，太祖终其一生都未收复燕云十六州，本应意识到宋朝最大的威胁来自异族入侵，但他犯下了最致命的错误，致使宋朝负“弱宋”之名。

在政治制度上，文官势力膨胀，导致朝廷内斗激烈，奸佞之臣因不诛文官而有恃无恐。

在抵抗侵略时宋朝多有奸臣卖国。

在经济制度上，同样限制地方权力，使地方防务难以有效开展。

并且，宋朝的国库收入远超中国历代（是清朝的三倍），固然因为工农商业高度发达，也与政府滥发纸币有关。

南宋末，通货膨胀严重，铜币还不如等量的铜值钱。

宋朝赋税虽轻，名目却是历代最多，政出多门，加之宋律宽松，致使贪官污吏很多。

最严重的是，宋朝的马匹与铁器供应不足。

冷兵器时代，马匹与铁器对战争影响巨大，这也是古代先进文明常败于野蛮的缘由。

自五代以来，中华内乱，北方大量草场业已被异族占领，马匹多依赖进口，价高品次。

宋室南渡后，北方大量铁矿又拱手让人，衰象已生。

宋朝在历史发展的节骨眼，却遇上人类史上最强悍的蛮族，天不与我。

但弱宋在抵抗异族中，又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为历代所不能及，在君臣大多昏聩情况下，横扫欧亚的蒙元铁蹄却在长江驻足了五十年；千万川民抵抗至只有一百万人，蒙哥大汗也死在钓鱼台下；长沙沦陷后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全部壮烈战死；恭帝投降后，李庭芝无视太后劝降，率军民死守扬州，几至扬州城空；宋亡后，崖山、福建、浙江诸地投海殉国者多达二十余万。

“崖山之后无中华”缘由之一，就是宋后中华再无如此强烈之民族精神。

元朝蒙元入侵，是中华民族空前的灾难。

元朝虽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元代中华实为亡国。

蒙元在北方时，北方人口减少90%以上，其中虽包括瘟疫与饥饿，但究其本源，还是蒙元的掠夺和屠杀。

元代导致了中国历史大倒退，基本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有趣的是，从明史看，元代是一个赋税很轻的时代。

实际上，蒙元虽入主中原，制度上仍处于部落向封建的过渡阶段，治理国家非常随意。

蒙元贵族只求赋税足够他们挥霍享乐而采用由色目人（阿拉伯人）包税的制度，表面上看赋税是很轻的，但是蒙元对汉族的随意掠夺、屠杀危害远大于赋税，所以仍不得民心。

事实上，元朝本身对汉文化采取的是不管不问的态度，虽然极度轻视，但也没有刻意抹杀，使汉族未像清代一样被彻底奴化。

再加上蒙元的政治制度有部落制残余，各省王公拥兵自重，致使明人北伐时难以有力镇压，而蒙元贵族又丧失了以前的英武，遂被明军一举逼回漠北。

最后，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元，对商业采取的是鼓励态度，但商业多由色目人把持，并未促进中华的商业文明发展。

明朝朱元璋认为宋元亡于宽，明初尚严，好用酷刑威压，又大举迫害功臣。

明初制度上名目虽改，但受元朝影响甚深，明初复兴的汉人政权沾上了胡虏的野蛮气息。

不过，朱元璋农民出生，深知百姓疾苦，痛恨贪官污吏。

他用法虽重，但主要针对贪官，而对于民间救济，明朝做得较好。

他也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官学，接纳贤士，但对于思想上压制极深，严禁书生议论朝政。

他恢复了重农抑商的国策，同时明朝赋税为诸代最重；军事上明初将蒙据时代的荒地辟为军屯区，建立卫所制，使军队自给自养以防卫北元。

建文帝曾减轻赋税，但靖难之役后永乐帝尽复旧制，永乐帝继承朱元璋的专制，但他多次北伐北元，巩固了边防，在位期间国家经济也发展迅速，他下令编撰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图书集成本（超过清朝的《四库全书》，但受损于战火）。

永乐之后的仁宣之治着重休养生息，经济开始迅速上升，文官权力开始增大，明朝处于上升趋势，直至土木堡之变，明朝又受到北方的威胁。

明中至明末中华文明开始复兴，至明末时商业已恢复至宋代水平。

政治上，文官又开始限制君权，明朝皇帝之荒唐虽为历代之最，但内阁却运转得很好，思想上，明末终于比宋代更进一步，提出了“君权，千年之大恶”的观点，开始讨论人权，有了“虚君位”的君主立宪构想，文官要求皇帝不得侵犯私人财产，也不得干涉经济自由。

对外交流上，虽有过一段时间的海禁，但仍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思想。

西方在明代有了近代科学的雏形，明末也重新有了中华复兴的希望。

在科技上西方与明朝并驾齐驱，明朝也没有宗教的羁绊。

大航海的西方殖民者与明朝的海上交锋均以明朝胜出告终。

明朝后期学风大盛，在社会保障上也达到了宋代的水平。

此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明朝赞不绝口。

但是，明末人祸天灾的接连打击加上满清入关，使古代中国丧失了最后的复兴希望。

究其灭亡的原因，军事制度上，前期的卫所制军职世代承袭，丧失进取心，且明朝多强迫民丁入军，军中大多为犯罪谪迁之徒，明朝军士地位低下，而军费下拨也时常不到位，使明军战斗力低下。

后来海禁期间，沿海失去生计的商人和渔民抵制海禁，戚继光为镇压反抗民众不得不改革军制，改由募兵制成立所谓新军（所谓抗倭，实为民族谎言，海禁一开，便再无所谓倭患）。

另外，明军虽配有完善的火器装备，但火器射程太短，且火枪兵的战术不佳，难以抵挡满清铁骑。

经济制度上，明与宋一样，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再下拨地方财政。

但是明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田税，不及宋朝税源丰富。

一旦遭遇天灾，农业大量减产，中央财政不足，不是让地方自己解决，便是陷入加重赋税的恶性循环。

前者使地方行政系统崩溃，后者激发民变。

可悲的是，明末至康乾以前，中国恰好遭遇了气温迅速下降的小冰期，继而导致田地减产20%，引发大饥荒。

明末又经历了魏忠贤之乱，朝政混乱。

崇祯帝继位后虽剪除魏忠贤势力，但又受到满清的威胁，为巩固边防，加重赋税，百姓呼之为“重征”，终于引发大规模民变，因边防牵制，明军无法全力镇压民变。

随后寒冷天气又诱发中国史上最严重的鼠疫，一直席卷到直隶京师。

闯王兵至北京时，北京已成“鬼城”。

而农民军后期贪图享乐，纪律崩坏，吴三桂一怒之下又打开山海关。

而满清已统一北方诸部落，蓄势待发，此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厦将倾的中华。

满蒙联军势如破竹，中华二度亡国。

崇祯帝志高于才，但仍是一位有责任心的君主，却已无力回天。

他六下“罪己诏”，北京城破时，他与亲人自杀殉国，留下这段遗言：“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死得极有民族气节。

而后中华陷入满清的奴化统治之中，愈加沉沦，遂有：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

清朝满清入关与蒙元无异，所过之处屠戮百姓，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大同60万人口被杀得只剩5名地牢中的重犯，然后满清“大同总督”上书皇帝“苦主已无，可以释放他们了”。

明末人口在户6000万，考虑民间为逃避人头税隐匿大量人口，明末实际人口以1亿2000万左右为合理，满清入关前频繁的战争，加之鼠疫与饥饿，人口可能降至6000万左右，而清初人口统计只余1000多万，保守估计有5000万人左右丧生在满清屠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