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概论读书报告

社区概论读书报告题目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共生活与社会关系班级名称：社工1202班学生姓名： XXXXXXXXX指导教师: XX报告时间: 2014/03/26摘要阎云翔著的《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是作者继《礼物的流动: 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之后对下岬村庄持续研究的又一力作, 尤为可喜的是作者研究视角的转变: 从对公共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网络到个体私人生活及个人利益和亲密关系的关注研究。

跟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注重公共领域集体利益相比, 本书更加突显对个体权益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种种表现、心理过程及个人关系的探讨思考, 从这一角度来看, 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拓荒之作。

全书由八章、导论和结论组成。

该书第一章着眼于下岬村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的综述与分析。

在这个不足百年仅有1492 人的村庄里, 作者将为我们讲述50年( 1949—1999) 中人与人交往关系组成的一部家庭与私人生活演变的生动历史。

正文我们的读书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选题背景（XXX）、研究方法（XXX）、内容观点（XXX）和评价与启示（XXX）。

一、选题背景我们从研究缘由，为什么是下岬村？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谈起。

首先，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作者讲到自己是看到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写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从这本书中作者发现了一些引起自己思考的问题：个人服从家族组织、人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随着中国精英分子独立自立自主精神的传播，人们是否已经走出祖荫？人们儿孙辈与祖荫有多远？在告别祖荫的过程和之后，几代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伴随着这些问题，阎云翔开始提出了一些假设，并在学成归来后开始了下岬村12年的田野调查研究。

但是中国有许多像下岬村一样的村庄，为什么阎云翔偏偏选择下岬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这就要讲到阎云翔和下岬村不得不说的故事了。

下岬村是一个既普通又很特殊的中国村庄。

1971年，阎云翔17岁，从山东老家一路北上，偶然来到这个距离哈尔滨50公里的小村子。

他饥饿、恐惧、委屈，出身不好，自认为是非法的。

村民们讨论、争吵，还是克服了心理上、经济上的困难收留了他，直到7年之后他考上北京大学。

这期间，他跟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为了体验，而完全是为了生活，他们给予他质朴的为人的信任与尊重。

1989 年，阎云翔作为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人类学者回到中国，选取他要研究的农村原型，在十几个村子里，只有下岬村是他“有感觉”的。

11年过去了，这里的人还记得他，他们议论他，评价他，最终认为他“没变”，仍亲热地把他当一分子。

也因此，文中的村民，不是冷冰冰的被调查者，是阎云翔的朋友、邻居，熟悉的人，鲜活，会谈论从社会到隐私的所有话题，会夸张、说谎，最终又说出尴尬的真心话，他们在几十年中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的变化被描述得清晰可信。

阎云翔在文中一直竭力保持冷静、客观的研究笔调，看得出来，即便在揭示最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他都怀有对村民最大的尊重和理解。

下面介绍一下与下岬村经济制度，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相关的中国宏观的社会环境的变迁。

一个村庄的变迁一定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作者调查的时间跨度大约50年，从1949年到1999年，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第一阶段是土改运动，宏观上看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

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改。

土地改革运动将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目的是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农业生产力，为中国的迅速工业化作准备。

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大陆彻底结束了封建土地制度，并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

微观上看，土改运动是一次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根本上被扭转，地主遭到斗争，他们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穷人。

更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根据每个人在此刻的经济或职业状况，人们被划分了成分，包括“贫农”、“中农”、“富农”、“地主”。

地主、富农，加上反革命与坏分子，被称作“四类分子”，属于敌对阶级。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七十年代，成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

土改后，财富不再是人们权利与威望的基础。

相反，贫穷成了在新社会里的政治资本。

在土改过程中，穷人、单身汉、年轻人成了村里新的领袖人物。

第二阶段是集体化时期（1953-1978）该阶段是从1953年开始的到1956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卷入到集体化的洪流中。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在集体化生活中，每个人的私人财产充公，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吃大锅饭，集体劳动。

第三阶段是非集体化阶段，该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该阶段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包产到户，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农民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城市国有企业也进行了改革，打破了原先的所有制，分配方式。

中国进入商品经济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市场经济阶段（1992年后），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过度的市场化也带了许多问题，比如人们过分功利化，环境污染等。

二、调查方法和思路具体方法：作者原来就曾是下岬村的一员，在离开下岬村十一年之后他又回到曾经收留他的下岬村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并把下岬村作为一个整体社区来研究她在这些年来的变化，作者将这一个变迁的过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通过具体直观的数据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来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以下岬村为代表的黑龙江农村变化的壮丽图卷。

作者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为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每一个成功的人类学家都需要在通过田野调查的考试后才能毕业，而这篇文章作为闫云翔讲述自己在下岬村的十年经历，所体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上的深厚功力实在是为我们所叹服。

另外跟踪下岬村调查十年，不仅是把下岬村的方方面面横向的表现的面面俱到，更是从纵向上把下岬村十年之间的变化展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田野调查对于研究者本身来说也是一次道德参与的过程。

研究者一再生活在调查对象的本土世界里，在那里考验自身的道德观念。

研究者越是频繁地下道到实地，与研究对象越是相处得深入，便越感到有责任在研究中如实反映他们的道德体验。

结果是，研究本身也就越严谨。

要知道，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道德体验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他人的道德体验，就好像礼物只能用礼物来偿还一样。

而谈到具体思路，我们可以在文章中看到作者思路主要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将中国的现状与西方社会的社会现象对比，将下岬村不同时期的表现相对比，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相对比，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对比才能看出差异，而只有差异才能体现出不同的研究意义。

而在具体研究当中，我们可以从作者的文章中发现，作者在描述私人生活的时候主要是以逐渐私人化的角度来进行。

从村干部与国家角色的变迁到青年人对于择偶的变化，在逐渐私人化和中心化的进入中，我们可以逐渐深入的看见下岬村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与剧烈的震荡，最后我们可以看见下岬村的整体风貌。

具体思路：作者分不同的几个视角来对下岬村进行观察和描述，其中我们需要研究的是第一章-------其中就包括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第一节为村干部和国家角色的变迁，第二节为公共生活的起落；第四节为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顾名思义，我们可以从这几个小节的题目中看出下岬村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大家也可以联想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下岬村比较一下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三、内容与观点本章的内容主要讲述了下岬村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公共生活的起落和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第一部分是以下岬村几位村支书的经历为例来讲述农村私人生活在这半个世纪以来悄然发生的变革。

下岬村在哈尔滨市南面大约50公里处，离所在的县城25公里，是个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农业村。

20世纪30年代正式成为行政村，下岬村有着极其肥沃的黑土地，村内有381户共1492人。

下岬村的村支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四种类型：（一）集体化时期横行霸道的铁腕村支书1952年—1960年的村支书是典型的土改干部，大字不识一个，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被提拔为村支书。

在大跃进期间，这位村支书积极推行上级下发的所有政策，使下岬村在困难时期比周围的其他村子吃了更多苦头。

依靠当时上级的政治支持和村里民兵的武力支持，他牢牢控制着下岬村，在村子横行霸道，甚至捆打村民。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村支书从来不搞贪污腐化，所以百姓们一方面责备他给村里人带来了饥荒和贫困；另一方面，他们有非常尊敬他的清廉和勤勉。

（二）集体化到非集体化过渡期现实派的村支书1962年—1987年间共有三位村支书，他们都采取了非常现实的路线，给下岬村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繁荣和稳定同时存在的是他们对村子管理的高压政策和专断。

但在80年代非集体化后，村干部的权利被削弱，村干部的“思想工作”逐渐失效，村民开始不服管，而与此同时，上级部门——镇政府对此也不管不问、毫不支持。

村支书抱怨“当村干部再也没有意义”，在集体化到非集体化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期，他们难以适应新的权力运作方式，在一次村干部与村民打架之后，这位村支书以辞职退出了舞台。

（三）非集体化初期无为的贪官村支书1987年—1993年的村支书是位典型的“无为”村支书，他并不像集体化时期的村干部那样在乎政治回报和集体利益，而是奉行“三不”策略——不说话、不做事、不得罪人。

由于他的无为政策，村庄治理开始出现问题，村庄秩序恶化，出现了一帮欺负人的小流氓，这些小流氓欺压村民，甚至敢殴打村干部。

在此情况下，村民以拒绝交粮纳税作为对这位村支书“无言的反抗”。

这位无为的村支书虽然在位期间毫无政绩，但是他却为自己狠狠捞了一笔，村里欠下了共80万债务，村支书家却增收20万元。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霸王村支书1993年—1998年期间，有一位村支书在位，该人在93年经过与十多人的PK后上台。

他曾经是个有名的“小霸王”，上级希望利用他来控制住上任在位时出现的流氓团伙。

然而这位霸王村支书虽然能够通过铁腕收到税费、配合公安稳定治安，但他依然横行村里，公开索要贿赂、公款私用，最终他的恶行引起了村民的愤怒。

1996年开始，村里出现上访的村民，至1998年300多名村民联名上访，将这位霸道的村支书告倒下台。

这四个时期村支书的故事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大形势有紧密的联系，集体化时期的村干部出于意识形态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会将国家政策执行到极端；集体化到非集体化过渡时期的村干部，开始注重实际，在国家政策和地方利益之间寻找平衡；非集体化时期之后村干部不在将国家政策视为“圣旨”，除了完成与其官位绑定的“硬指标”，其他的都尽量敷衍过去；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村干部完成指标的手段开始粗暴强硬，与村民的关系也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