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渊明跨越千年的基情苏轼和陶诗创作考

苏轼和陶渊明：跨越千年的基情——苏轼和陶诗创作考

摘要：苏轼是宋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诗、词、文、书、画样样精通，其晚年在扬州、惠州、儋州创作了“和陶诗”，据清代王文诰统计为124首，另有11首和陶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大规模次韵前代诗人之诗，似乎是苏轼首创，实属罕见。自他而后，和陶诗的创作历代不乏其人，影响甚至远及国外。历代评论家对此也有褒有贬，争论不休。然而苏轼为什么会创作和陶诗，而且是在晚年，并用次韵的手法进行创作。本文就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探讨苏轼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史，苏轼本人接受陶渊明的思想历程，次韵手法到宋代的发展历程和苏轼本人对次韵手法的运用，以考察苏轼和陶诗创作的动机以及来龙去脉。

绪论

“堂堂复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这首小诗是清初诗人杜濬的《咏苏东坡》。龚鼎孳以为“二十字说尽东坡一生，真不可及”[1]。又黄庭坚五古《跋子瞻和陶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和陶诗”在文学史上早被人所注意，并且被当做苏轼晚年诗歌的一种代表而出现在人们眼前。

一、苏轼之前的陶渊明接受史

钱锺书先生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3]然而当我们考察宋前陶渊明诗歌接受史时，会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陶渊明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非一个前辈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中。

陶渊明的挚友、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颜延年在陶渊明死后为他撰写的《靖节徵士诔》仅仅提到了“文取旨达”[4]而已，沈约在《宋书》本传中虽然引用其诗赋，也无一语道及其文学成就[5]，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史臣论赞中论列历代五言名家时，同样无一语及陶，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陶渊明更多的是作为浔阳三隐之一、“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6]这样一个隐士形象出现在当时的朝野上下眼中。

嗣后，锺嵘《诗品》列其为中品，下了“文体省净，殆无长语”[7]的评语，实际上排除六朝崇尚华美的时代风尚，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陶诗一跃而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紧接着，梁昭明太子萧统在为他编集的过程中撰写了《陶渊明传》《陶渊明文集序》，对陶氏大加推崇，称其为“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8]，并且在其编撰的《文选》中选入了陶氏诗文一共九篇，无疑大大推动了陶诗的转播与发展。所以我们能在江淹的诗中发现《拟陶征君田居》的诗题[9]，表明陶在某些作家眼中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立风格的诗人形象存在了。

到了唐代，出现在盛唐的大诗人笔下的陶渊明，无疑更多的是隐士而非诗人，诸如“尝读《高士传》，最喜陶征君”（孟浩然《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李白《戏赠郑溧阳》）、“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李白《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李白《九日登山》）、“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高适《封丘县》），除此之外，暗袭陶诗典故的，如五柳、南山、北窗、黄菊等意象更是数不胜

数，甚至王维的名作《桃源行》里，借用的文化符号也是作为隐逸乐土的桃花源，而非诗人的陶渊明。倒是杜甫，对诗人的陶渊明表示了尊重，他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写道“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然而下至中晚唐，陶诗越来越受到重视，大诗人白居易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访陶公旧宅并序》等诗，并在《题浔阳楼》中写道“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很明显，更重视的是陶渊明诗人的一面。在著名的《与元九书》中也评价了陶渊明的诗，目以“高古”二字。

于是到了宋朝，承此余绪，诗人与隐士的陶渊明终于在宋人手里合二为一，受到了空前赞誉。宋初的西昆、白体等各派诗人如徐铉、林逋对陶氏已经有所发扬，到了梅尧臣手里，更是首次将陶诗的平淡风格推为诗学的极高造诣，并向这一方向努力，并赞扬道“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10]）。文同、曾巩无不有诗称赞陶之“遗集”，王安石也有同题名作《桃源行》[11]。于是，在这一种时代风尚的影响下，到了宋诗大家苏轼手里，这一切支流汇成大海，成就了苏轼名传千古的和陶诗。

二、苏轼个人的陶渊明接受历程[12]

苏轼无疑很早就读过陶诗，王文诰系于熙宁三年（1070）的《绿筠亭》（《苏轼诗集》卷六[13]）诗中即云：“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时年苏轼33岁。同时以他的渊博学识，让人很难相信他没有读过释道二氏之书，这些都为他旷达的胸怀打下伏笔。当然，这一切在他早年“奋厉有当世志”[14]，事功心切的时期，并不在他思想中占有主流地位，据李剑锋统计，在熙宁四年（1071）出为杭州通判之前，与陶有关的诗仅仅4首，当到了地方体会到官务辛劳、人生清苦之后，稍稍有所触动，但直到乌台诗案（1079）前，即《苏轼诗集》卷一至卷十九，与陶有关的诗歌总共也只有38首[15]。

而在这些诗中，苏轼欣赏的也仅仅是归去来兮的隐士陶渊明，这些侧重于对于家乡的思念，对于现实的不满。如“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卷六《出都来陈，所乘船山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八首其三）、“地偏心远似陶潜”（卷十一《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远楼》）、“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卷十六《雨中过舒教授》）、“想像斜川游，作诗寄彭泽”（卷十八《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不辞中路伺渊明”（卷十九《次韵答孙侔》）云云，然而这时的苏轼不可能彻底离开官场，退隐田园，无非是一借陶诗抒发心中郁结，更多的是借诗歌来表达心理上的向往、倾慕。

从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羁狱、贬黄州开始，饱尝宦海风波的苏轼从思想上开始转变，于是我们看到，当他在黄州过着“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16]，躬耕田亩的清贫生活时，他在处境上无疑与陶渊明更加贴近，心理上更加契合，在《苏轼诗集》卷二十到二十六，与陶渊明有关的诗歌，到元丰八年（1085）被朝廷重新起用为止，有25首，另外有文、词共7首[17]。

这段期间，苏轼对陶诗从欣赏转为推崇，诗中出现了有“渊明吾所师”（卷二十三《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等语。

元丰四年，苏轼作《东坡八首》（卷二十一），描述自己的躬耕生活，王文诰注引赵次公评曰“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18]。

元丰五年，苏轼隐括陶《归去来辞》之意，作了《哨遍》（为米折腰）词[19]，据苏轼自述“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朱康叔二十首》其十三[20]）。

这些词句在前面的苏轼作品中是看不到的，由此可见黄州时期受挫的苏轼，一步步走进了陶渊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