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_国学热_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当前“国学热”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曾　亚　雄

摘　要　当前“国学热”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与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的表现,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但是,当前“国学热”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国学热”的动因与它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对应的问题;“国学”研究方法和功能定位不客观的问题等等。只有发现并逐步消除这些倾向,才能把“国学”研究引向正确轨道。

关键词　国学热　问题　探讨

作者曾亚雄,福建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泉州　362021)。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几乎都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及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也不例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民族自信心也获得了有力的支撑,“国学热”作为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当然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一般说在文艺领域,可以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如唐诗、宋词、京剧、昆曲等);但在价值领域,却不能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普世的。故笔者拟就“国学热”中价值领域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国学热”的动因与时代课题

关于当前“国学”兴起的原因,学界已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如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的国学热是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及全球化带来的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同步出现的负面效应的一种的全面反应。然而,“国学”兴起的原因与中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否相符呢?或者说,“国学”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呢?

首先,以为“国学”可解决当前世界的生态问题缺乏根据。自从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以来,学术界已有无数的文章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解释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哲学。然而,生态问题与生态哲学的出现都是有时代性及条件性的,一是现代大工业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二是生活于其中的西方学者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它既是20世纪中叶的产物,又是以科学研究为依据的。而古代农业社会并不具备产生这种哲学的经济土壤与知识基础。《孟子・告子上》曾讲到“牛山之木尝美矣”,但由于“斧斤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所以它就光秃秃了),这表明古人确实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而且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对生态问题认识最深、对生态危机解决最好的正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有“天人合一”文化传统的中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兴起以来,我们一方面在大力推销“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却在大肆破坏自然环境,“天人合一”的宣扬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在齐头并进,这让人如何相信它能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呢?

其次,把“国学热”与反对美国文化霸权主义,主张“文化多样性”挂钩看似理由正当,但却经不起推敲。文化权利确实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各种文明之间和平共处、宽容、对话,这是建立在现代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但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层面上,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这种自由民主原则在民族国家内部是否得到尊重。从国际关系看,美国当然无权把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给穆斯林国家;但从政权与人民的关系看,那些非民选产生的穆斯林政权是否有权把它的价值观和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强加给自己的人民?但如果该政权公然强奸民意,却叫嚷“别国不能把它们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民族”,那究竟是谁在强加呢?此外,也不能笼统地以“文化多样性”为理由去消解原则的一元性。例如在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他们都有存在的权利,但也有尊重国家宪法的义务。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各种文明虽有存在的权利,但也有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义务,“文化多样性”只有在这种原则的“一”与形式的“多”的和谐关系中才能成立。我们在世界上推销“国学”也是这样,它可以要求自己存在的权利,但不可像某些新儒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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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　2008年第1期

样把儒学打扮成21世纪的“救世主”,它所宣扬的价值观亦不可背离联合国所肯定的普世价值。

再次,把“国学”或儒学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乃至“东亚发展模式”的文化动因这一点更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儒学传统在中国大陆最为深厚,但它并未推动中国率先开创近代工商经济;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那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而不是儒学的功劳。其实,由于儒家有“重农抑商”的经济传统,“为民作主”的政治传统,“法古崇圣”的思想传统,“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人治至上”的施政作风,这些都与发展市场经济、培育民主宪政、建设“法治”社会、开发创新精神、鼓励科技发明等现代性因素相冲突。甚至可以说在儒家文化圈中,经济起飞的并非儒家思想在起作用;没有起飞的倒有可能与儒家文化有关。就算儒家思想中也含有一些现代新儒家总结出来的促进东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如果把它夸大为决定因素,那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了。其实,后发国家只要社会安定、政府明智、政策对头,不需儒家文化背景同样可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这些年来,印度、东欧国家乃至非州的博茨瓦纳都在快速发展,又何必牵强附会地与儒家文化或“国学”扯在一起呢?①最后,把“国学”作为中国的“软实力”的资源是舍本求末的,其效果是不可靠的。这些年来,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在世界上致力于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故对“软实力”这个洋概念也情有独钟,并希望通过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掀起世界性的“国学热”来推销自己的“软实力”。然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外对孔子学院的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对外国人而言,他们更投入的是“汉语热”而不是“汉学热”,是为了到中国市场寻找机会而学汉语并了解中国文化的。即使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亦不等于他认同其价值观。20世纪初西方曾掀起一场印度文化热,但很难说贫困落后的印度在当时有何“软实力”。当前,由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西方又开始重视了解伊斯兰文化,大学开阿拉伯语课,驻伊美军也学习阿拉伯文化,但这与伊斯兰文化有“软实力”无关。

二、“国学”研究的方法和功能定位

首先,今人诠释古代经典与古人的原意或实际水平并不相符。由于时代的发展,哲学与思维科学的进步,特别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传入与影响,今人的认识水平、思辨能力与古人相比已有极大的提高,他们运用现代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解读两三千年前的典籍,从中挖掘圣贤的“微言大义”,在政治上把它作为“古为今用”的工具,以服务于当前的需要;在学理上把它说得“玄而又玄”,以显示其博大精深。虽说古人也有令今人钦佩的智慧,但他们生活的时代终究是较原始的,其思想也是朴素的,它不可能成为包罗一切的“众妙之门”。且不说五经作者都是一些不知名的文化官员,并非职业思想家。即使像孔子这个被极度崇拜的思想家,在黑格尔看来,“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他认为《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②不管怎样,黑格尔至少说出了部分实情。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哲学的发展已经比黑格尔时代更为成熟,以今人的认识把古人的思想演绎得奥妙无穷,这可能不符合古人的原意,更多是穿凿附会与主观拔高,其客观性是值得怀疑的。再以“天人合一”为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大约有三种类型:一是周易的;二是思孟的;三是董子的。周易讲“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有现代学者认为,在古人那里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没有绝对的分歧。然而这正是原始意识的重要特征,因为在原始意识中知识和价值无法区分,主体与客体无法分离,初民不会使自己脱离自然,不会把客观存在从自己对它的关系中抽象出来,于是现实与想象、实际与幻想、自然与超自然全都交织在一起,处于混沌状态之中。在笔者看来,周易式的“天人合一”即属于这种原始意识。思孟的“天人合一”以“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为核心,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路径,最后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这是把“天”道德化,立为人道德理想的追求目标,而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指人通过“思诚”的道德追求达到与天道之诚精神上的契合。它虽打通了一条由世俗到神圣的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没有把知识和价值区分开来,甚至还大讲“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这就为董子式的“天人感应”论铺平道路。最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个概念的是董子。《春秋繁露》首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种“天人合一”是建立在一些荒唐的理论基础上的,如“为人者天”、“人副天数”、“同类相动”,既然天是人的曾祖父,人是天按照天数制造出来的,所以人与天之间就存在着同类相动,这就是“天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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