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

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

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是西方美学与艺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源头。西方文学与文化在很多程度上都是“双希精神”的副产品。“双希精神”深刻地塑造了西方文化的面貌。美国美学家巴雷特在《非理性社会》中称，希腊人缔造了西方人的理性和科学，而希伯来人则创立了西方人的道德与信仰。而英国学者阿诺德在其《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中则明确指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依照自己所拥有的最佳准则才显现出我们值得赞美的活力和毅力的。……假如我们要用两个卓越而又辉煌地体现这些力量的民族来命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希伯来精神的力量和希腊精神的力量。我们的世界正是在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这两种影响之间运动。某个时刻世界感到了其中一极更有力的吸引，另一时刻则感受到另一极的吸引力。世界应在两极之间完美和谐地实现平衡，尽管这从未实现过。”阿诺德这一论断得到了人们的共识，现在人们普遍把希腊文化的精神和希伯来文化的精神作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相辅相成的互补基因。

谈到希腊精神，我们就离不开谈及美，希腊文化中美无处不在。在希腊文化中，美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观念。蓝色文明的源头爱情海、米洛的维纳斯、帕台农神庙、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和喜剧中无不是美的诠释。

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认为：现在广泛流传的高雅趣味，最初是在希腊的天空下形成的。他在其作品《希腊人的艺术》中也高度赞扬了希腊文化，他说：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像希腊人那样使没享受如此的荣誉。因此，在希腊人那里，凡是可以提高美的东西没有一点被隐蔽起来，艺术家天天耳闻目见，甚至成为一种功勋。

在希腊人那里，凡是可以提高美的东西没有一点被隐藏起来，艺术家天天耳闻目见，美甚至成为一种功勋。”在希腊人中的这种美主要是一种优美，但这种优美又与知识、智慧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并不是简单的只是事物外在形态的和谐、尺寸和比例。从柏拉图对“美本身”的追问、对美的层次划分和对诗人的驱逐、亚里士多德对美的“所是”与“美”的符合的界定以及“净化”

的规定等都可以看出。这是希腊精神的结果。在希腊精神里，美是和至高无上的完善、尊贵和价值、真、善、自然等范畴紧密相连。

希伯来文化在艺术和文学上远远不如希腊文化，但在宗教和法律上却高度发达。历史上希伯来人饱受征战之苦，先后受到菲力士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罗马人、埃及人的奴役。然而，独特的历史境遇使得希伯来人的宗教思维异常活跃，发展出一系列诸如魔鬼、来世、复活和最后审判等宗教观念。

希伯来精神中有一种罪感意识，在希伯来文献中，有原罪，有人类始祖因背弃上帝而受罚蒙灾的记载。这就形成了希伯来民族特有的罪感文化。

希伯来及其承续者犹太民族被视为“谜一样”的民族，在其千年的经历中一直是以“孤单流浪者”的悲剧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但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一民族及其文化精神最突出的特色即“多涉信仰教戒”，。这些精神遗产通过犹太教而对基督教产生影响，其观念多呗西方宗教精神所吸纳，由此达至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多元重叠。

从上文可看出，这两大文化精神各有特点，根据学者巴雷特的概括，这种不同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面：希伯来文化的理想的人是信仰的人。而希腊文化中理想的人是理性的人。希腊精神是一种抽象思辨的精神，他们最先苦苦追问的是一般的、抽象的和没有时间性的本质、形式和理念；而希伯来精神则总是着眼具体的、特定的和个体的人。由于希腊人来说，由此产生了作为只有哲学家才能踏上的通往智慧之路的超然性的理想。希伯来精神强点的则是一种献身性，是人充满热情地投入他终有一死的存在（既包括肉体也包括精神），以及他的子孙、家庭、部落和上帝。在希腊人那里，永生是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智力可以随时达到的东西；而在希伯来人那里，永生除了体现不可知和可怕的上帝以外，是不能达到的。希腊人创造了逻辑，他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逻辑的动物，或者说是语言的动物，“逻各斯”，语言、言说或者理性是希腊精神的本体和中心；而在希伯来文化看来，智力状态最典型的反应在约伯的朋友们愚蠢而又狂妄的唠叨之中，他们的议论从未触及问题的核心，生活的终极问题发生于语言不能达到的深处，也就是信仰的最深处。希腊人把美和善作为等同的东西或至少是永远一致的东西来追求。而希伯来人则有一种强烈的罪孽感，从而不允许轻易地把美和善等同起来。总之，希腊精神是一种智慧，而希伯来精神更多

的是一种活力；希腊精神缔造了西方的科学和理性世界，而希伯来精神则缔造了西方的道德和信仰世界。这二者的交互推进，塑造了整个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双希精神”对于我们把握西方文化的命脉和发展逻辑是一个简洁而深刻的

启示。

在美学上，这种“双希精神”的影响则是，希腊精神更多地形成了一种优美的精神，而希伯来精神更多地形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

总之，“双希文化”像一个巨大的中百，深刻地塑造了西方文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