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

从“闲适”与“道德”解读周作人的“谈鬼”摘要：1936年，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闲适”与“道德”两种创作旨趣，笔者将其放到周作人的谈鬼文字脉络中，发现周作人“道德家”的身份一直存在，只是在30年代说自己更看重“闲适”，朝“闲适”转向；这种转向的背后是周作人以个性解放获得集体解放的独特路径。

然而，正如“鬼”的恐怖难以净化成为趣味一样，周作人的文学实践也并不成功。

关键词：周作人；30年代；转向；鬼尾丸长喜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的比较》一文中提出，“谈鬼”和中国的现代化密切相关。

从五四启蒙时代鲁迅笔下鬼气森森的众生相，到1940年代解放区文艺代表作《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核心思想，尾丸氏认为，“‘鬼变成人’这一主题，甚至可以说成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底流的基本主题”。

笔者无力判断尾丸氏的大命题是否正确，但如何谈论与面对“鬼”，是周作人持续思考的问题。

在下文中，笔者试图重构周作人谈“鬼”言论的思想来源、内容变化与指征影响，力求通过“谈鬼”这一较小的切入口，解读周作人在30年代在国民性与近代化问题上心境怎样、行为如何。

一、30年代周作人的“闲适”与“道德”1936年，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1，有一句话可以代表文章的中心意思：“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

”周作人沿袭1925年《雨天的书序二》和1934年《苦茶随笔后记》中的态度，批评自己写文章不够平淡，太过积极热心，并重申自己对于道德家的厌恶。

在《自己的文章》中，周作人一方面探讨了“平淡闲适”。

文坛上有不少人“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耳乔亚的快乐”，批判周作人“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

周作人回应文坛的批判，表明自己所追求的，“平淡的文情”无法在充满“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的中国真正获得，只是心向往之。

他实际上是积极的，因为“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令人怒从心上起”，“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

然而，周作人的潜台词，始终把“平淡”当成最高理想，试图说服大众认可“平淡”。

“平淡”不同于“闲适”，前者是周作人一贯推崇的，后者却是文坛诸公“改换名目称之日闲适”，重命名后加以批判的对象。

《自己的文章》里，两者的区别被周作人自己消弭，他确认“平淡闲适”是自己追求、却未能实际达到的境界。

他进一步将“平淡闲适”分为农人驻足观水式的“小闲适”，和“以婉而1周作人：《自己的文章》，《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70-173。

有趣的态度”面对生死问题的“大幽默”、“大闲适”。

另一方面，周作人探讨了“道德”问题。

他重申自己在《雨天的书序二》中提出的“最讨厌道学家”的立场，反省这种厌恶乃由于“自己是一个道德家”，厌恶对方的“伪道德不道德”，恰是“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道德来”。

他重申了自己的“道”：“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也都掺合在内，外面又加了些现代科学常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末一点在我较为重要。

”2《自己的文章》是周作人有关创作的内心剖白，他多次征引前作并进一步阐释，可见其30年代的文学思路的变化是非常坚定的。

我们可以参考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对周作人30年代转变内核的解释，加深对“闲适”和“道德”的理解。

当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抛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主义的时候，周作人高举起了“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

3谈鬼画蛇的闲适，是个性解放与自由的体现；盼望社会进步、所有人都好的道德家心态，却又是集体主义的体现。

周作人努力建构起一条从个性解放推及集体革命之路，试图将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事业相调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不足之处。

通过研究周作人笔下的“鬼”，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具体的实践中的不成功。

二、周作人在创作中如何谈“鬼”“鬼”是周作人写作的重要话题。

《五十自寿诗》中有“街头终日听谈鬼”；1926年，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的心头住着Du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

……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 4这两个鬼是周作人灵魂中绅士风度与臭架子、流氓胆量质朴和市侩恶俗的化身，周作人终身受这两个鬼的牵扯。

周作人动辄讲鬼，还拿鬼来代指自己灵魂中的两个相面，谈“鬼”贯穿了周作人的创作生涯。

“谈鬼”很好地体现了周作人30年代从“道德”到“闲适”的转向，以及他在试图调和二者的状态。

笔者认为，周作人谈“鬼”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文学或者生物学上的某种神秘生物，其二是人世间鬼鬼祟祟的思想和行为；前者乃接近“闲适”的“鬼味与谐趣”5（《谈鬼论》），后者则为接近“道德”的借鬼讽世；前者因谈鬼有趣味所以爱谈，后者则乃鬼可见人心讽世事而谈。

这两种鬼紧密联系在一起，难以断言某一处具体的谈鬼到底是出于“兴趣”2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23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页2624周作人：《两个鬼》，《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2525周作人：《谈鬼论》，《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3还是“世道人心”。

附录中笔者摘取了周作人1918-1936年间的“谈鬼”文字，制成表格，附在最后。

学界有人说周作人“谈鬼”是逃避现实人生、不负社会责任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所谈的两种鬼常常在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而周作人想要极力压抑的谈“道德”，实际上从未绝迹。

我们至多可以讲，1928年及之前，周作人多为借鬼讽人，少见单纯谈鬼本身的文字；1929年之后，从文艺或生物学出发单纯讲鬼的文字变多了。

1928年及之前，周作人的“谈鬼”方式与鲁迅相似，拿“鬼”来指国民精神的劣根性，他在《济南道中》（1924）声明自己“大体上赞成”“打‘玄学鬼’与‘直脚鬼’”6，在《茶话·永乐的圣旨》（1925）里写“朱棣的鬼还是活在人间，所以煞是可怕。

不但是讲礼教风化的大人先生们如此，便是‘引车卖浆’的老百姓也都一样，只要听他平常相骂的话便足以证明他们的心是还为邪鬼所占据。

7”在《爆竹》（1925）中写“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着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彻夜燃放那惊人而赶鬼的爆竹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而且这力量又这样大，连军警当局都禁止不住。

8”仅举三例，周作人直面国民劣根性的地方还有很多。

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出于兴趣写了《花煞》（1925）一篇介绍绍兴人结婚时捉弄人的小鬼花煞，未有什么批判之意；这种单纯谈“鬼”的文字在这一阶段仅此一篇。

总体来讲，周作人这一阶段的战斗性还是很强的，可仔细体会他的文字，相较于尖锐锋利的“投枪”要温和迂回许多。

到了1930年，周作人的谈“鬼”发生了转变。

他在《艺术与生活序二》中写道：“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

不过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

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

”9周作人认为，自己以前的高谈阔论是由于少年的客气，可以弃之不取，他转向“河水鬼”，是为了“知道一点东西”。

1929-1930年《伟大的捕风》《水里的东西》两篇，均是这种“转向”的标识。

周作人仍旧讽刺性地描述国民精神中的“遗传神君”——小鬼，骂二十四史是鬼画符，也开始认真地介绍死鬼——幽灵、活鬼——僵尸、河水鬼和日本的河童等。

更能体现其转向的是，他建议大家把“守护天使，三尸神”作为“很有趣味的笔记材料”“稍能反省”，大力提倡“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这一角落的明灯”6周作人：《济南道中》，《周作人书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页237周作人：《永乐的圣旨》，《自己的园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页1658周作人：《爆竹》，《自己的园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页2399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序二》，《苦雨斋序跋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页2510，以“河水鬼”作为先锋，期待更多人通过这条路径，去“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11。

1929年之后，周作人的“谈鬼”，是他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俗与神话》《希腊神话》与《金枝上的叶子》介绍了古希腊古埃及的英雄及神鬼观念，《鬼的生长》《刘青园常谈》《洗斋病学草》《文字的趣味》《游山日记》《关于雷公》等介绍了古书中的鬼，《谈油炸鬼》《儿时的回忆》《再谈油炸鬼》从民俗入手论鬼，《说鬼》《谈鬼论》则是说“谈鬼”，应对外界的批判、澄清自己的立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谈鬼。

《谈鬼论》12集中体现了周作人的转向。

周作人从理论的角度，将“说鬼”分为文艺与历史两途，提醒后继者将“鬼”的文本用作文学作品与民俗两种学科的研究。

第一类乃“文艺”上“写得好，简洁而有力”的“好故事”，鬼故事是故事的一种，“以志怪为目的”，生动活泼，很有趣味；第二类乃“历史的，再明了的说即是民俗学上的兴味”，不信鬼但喜谈鬼，通过鬼看到人的“喜惧愿望”。

周作人喜欢谈鬼，谈“鬼”时常常怀抱现世关怀，他从鬼的故事中看出人情，也借鬼讽人；读文艺、看民俗，谈鬼以识人，是周作人提倡的了解人的根本途径。

这一途径强调国民通过自我反省和学术研究，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从而振奋精神，发愤图强。

他不再振臂高呼，尽力停止以“鬼”骂人，尽量避免直接指出国民性如何糟糕，而是为后来者指出“自我启蒙”的路——去研究古今中外文艺中的鬼，思考“鬼故事”背后的人；去探究乡村野地里的鬼神信仰，看看中国人精神最原始是什么样子、什么东西会“遗传”、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些东西。

不再是振臂高呼的“道德家”，而转变成态度平和的“闲适人”。

周作人写诸多文章，实际上是在做研究范例，他研究文艺和民俗，且寻求同路人和他一道。

他只是换了一个关心社会的方式，却从未放弃他对于自己心中独特的“道德”追求。

三、谈鬼中“闲适”与“道德”两种语境之贯通强调每一个人的发展和幸福，这实际上是周作人的思想底色。

早在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将“人兽鬼”三道并举，都是人行于世的方式。

社会上许多人“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13。

1924年《我们的敌人》沿用这种说法，“我们的敌人……不是活人，乃是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野兽与死鬼。

14”一些人身上没有人性，10周作人：《伟大的捕风》，《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711周作人：《水里的东西》，《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012周作人：《谈鬼论》，《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