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

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2012年美国的“签证风波”将孔子学院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事件虽然很快得以平息，但美国作为拥有孔院最多的国家，其近几年建设出现的问题依然是层出不穷。

究其根本在于中美两国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孔子学院发展只有实现由重量到重质、重实用、重灵活、重形象的蜕变才能化解当前的困局。

标签：美国；孔子学院；政治文化；差异一、“踌躇”的孔院2016年4月28日第九届全美中文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自2005年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马兰里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以来，至2015年底美国已顺利建成109所孔子学院，348个孔子课堂，派驻的汉语教师以及志愿者达到3200人次，学习中文的中小学生达40万，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堪称世界之最。

然而在这“辉煌”的背后，各种意料不到的状况也是如影随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12年5月美国孔子学院的“签证风波”，虽然经过中美协调仅用了8天时间予以了平息，但这突如其来的责难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在美孔子学院发展的深思，自以为当前孔院在美国的发展正逐渐陷于“踌躇”的境地。

（一）国内研究的“踌躇”搜索中国知网关于美国孔子学院的文献共有97篇，其中34篇是报纸、辑刊或国际会议文章，综观这些文献资料可见对美孔子学院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延以下三个方向展开的。

其一汉语教学、文化推广视角，崔建新（2007）、刘程、向平（2011）、張延成、张园等（2009）、齐春红（2012）、程龙（2011）等基本利用个案研究方式，针对在美孔子学院的教学情况、师资培训、推广模式等进行了具体剖析；基于新闻传播视角，李开盛、戴长征（2011），吴瑛、阮桂君（2010），刘程、安然（2015），周芸（2012）等对孔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传播效果、新闻话语以及国际形象做了深刻解读；方向三是针对在美孔子学院发展遭遇的问题，吴雁江、齐春红（2012），王颖（2013），马艳艳（2016）等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梳理学界关于美国孔子学院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研究范围过窄、学科延伸不足。

孔子学院是我国传播中华文化，拓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文化外交政策，在美孔院研究却主要局限于以上三个角度，而理应作重点剖析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角度却恰恰被忽视了。

第二，研究成果水平低，孔院在美国的发展知网仅有20篇文章刊登在核心期刊。

毫无疑问，孔院在美发展的研究迫切需要领域的创新以及成果水平的提升。

（二）孔院在美发展现状的“踌躇”孔子学院自2004年筹建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全球遍地开花，美国孔院以109所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巨大成就同样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经过前期数量上的迅速扩张，可以说现今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面临着一种“踌躇”的困境，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首先，源自美国公民的不信任。

孔子学院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机构，多采用中外大学合办的方式建立，而作为一种辅助形式的孔子课堂则主要在中小学开设。

2010年美国洛杉矶哈岗学区的一所中学掀起了一场“孔子课堂风波”，致使该校已通过的孔子课堂项目申请因多方质疑而最终搁浅，质疑的主要支持者是学区居民，他们将孔院看做中国政府宣传共产主义的工具〔1〕。

哈岗学区事件虽是个案，但也代表了一部分美国公民的担忧，公众态度实际影响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

其次，媒体增加的中性及消极评价。

研究发现，“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发展进度与美国媒体对孔子学院的消极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以年份为衡量标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积极评价比例在逐年减少，而消极和中立的评价却在2010年幵始逐渐增加，呈总体上升的趋势〔3〕。

西方媒体素来被当做社会的“第四种权力”，其在社会舆论的导向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美媒报道的消极倾向为孔子学院的发展造就了不利的舆论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院在其他国家建设的进程。

再次，美国学界对孔子学院的质疑。

2014年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停办孔子学院。

之后不久芝加哥大学也因数百名教授联名指责孔子学院束缚学术自由而决定终止合作，质疑有的来自孔院避谈藏独、疆独等中国内政问题，有的则出于孔院主要资金来自中国政府而担心美国大学受控制，无论出于哪种原因，美国学界的质疑声对孔院发展都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孔子学院在美国发展“踌躇”的现状究其根本在于政治文化的迥异。

居民的不信任、媒体消极评价中常见的野心、威胁、软实力等词汇无不透漏着来自文化差异的猜疑与不信任。

孔子学院本是一种文化交流机构，事实上却被冠以了太多的政治颜色，相较于现实的猜忌，学术研究却囿于语言推广等表象，显然有点避重就轻之嫌。

孔子学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影响其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即两国政治文化差异问题。

二、分析的理论基垫——文明冲突毫无疑问，美国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国，中国也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4〕。

同为文化传播机构的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以及英国文化委员会在美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时间内都未曾引起美国社会如此强烈反应，除去孔院教学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政治文化的迥异。

历史的惯性是惊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明自18、19世纪开始迅速膨胀，到20世纪末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度，持续几个世纪的世界领先地位已逐渐形成高傲的狭隘与自负心态。

美国作为西方政治文明首屈一指的代表，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以唯一超级大国的姿态俯视全球，长期的历史惯性使得其决不允许另一种文明的出现威胁到自身的高超地位。

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

公众和政治家不大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

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5〕因而美国不会担心出自西方文明脉系的歌德学院等会对本国政治、社会造成颠覆性影响，甚至会认为英、法、德文化在美传播是对民族文化的丰富。

然而，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隶属于东方文化圈，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不仅涵盖了东南亚大文化圈，而且屹立几千年不倒的历史事实更是说明其文化内核的强大力量。

二战以来美国政治文化开始明显处于全球性优势地位，自此开始将其崇尚的政治价值理念、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模式当做一种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而且借此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

优越感的历史惯性让他们很难接受另一种强大文明的威胁。

相关研究已表明，美国媒体对于孔子学院的评价与不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呈负相关，一旦当中国的实力对美国的地位构成威胁时，被美国视为“中国政府宣传工具”的孔子学院首当其冲将受到消极性的评判。

美国社会对孔子学院发展的担忧并非针对教学过程中技术性方面内容，更多的是一种对异域文化的戒备，因而理应将孔子学院研究放在政治学领域之内。

虽然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特质不是政治现象发展的全部内在根源，但至少为我们分析这些现象提供了一个可以思考的独特视角。

从政治文化视角展开对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政治学研究更具实质性意义。

三、追本溯源：中美文明基调剖析孔子学院在美国推进的阻碍是政治文明冲突的一种写照，虽然这种冲突掩盖在语言传播难题之下，但国家或民族的行为无可避免的要受到政治文化偏好以及文化共性与差异的左右。

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道路是孔院受阻的根本原因。

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

”〔6〕中美政治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哲学假定两条线哲学假定是区别不同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一切国家建立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而且是国家制定制度、法律的总的出发点，对人的政治、社会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美两国哲学假定分别沿两条不同的道路展开。

第一，关于人性的假定。

美國是移民社会，基本沿袭了西欧的政治文明传统。

从古希腊开始隐藏在西方政治制度之后的便是关于“人性恶”的哲学假定，法治传统的承袭不得不归功于对于人性的不信任。

古希腊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之一，西方“人性恶”的假定从古希腊就已经开始，柏拉图坚持“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的私欲，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其在对理想国的设计中处处透漏着对人性恶的防范。

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人性本自私，“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事务。

”〔7〕到了中世纪神学政治时代，“原罪说”从源头上确认了人性本恶的观点，用神性彻底否定了人性，人从出生开始便被冠以罪恶的头衔。

而到了近现代，西方人性恶的假定依然盛行，孟德斯鸠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8〕而功利主义、分权制衡、社会契约等西方主要政治学说以及现今社会流行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皆是人性恶为哲学基础。

人性恶的假定可以说是西方政治文明中始终延续的哲学基础。

西方关于人性的假定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属于一种发散的人性。

相反，中国人性假定却是以“性本善”为基调。

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中国传统指导思想的核心地位，人性善从孔孟开始便一直延续，孟子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9〕”虽然荀子、告子、杨雄等人提出了不同人性说，但都未得到后来者出色的继承与发展，而性善论一直在古代中国社会延续。

中国古代的人性假定更多的是从社会属性出发，坚持唯物史观，把人性束缚于各种伦理框架之中，讲求自我修身维持善的本性。

到了现当代，虽然儒家学说退出了主要政治思想的舞台，而历史的惯性、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性善观依然在影响中国当代的政治文明。

第二，政治国家起源的哲学假定。

西方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从个人出发，政府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必要的恶。

国家起源最盛行的莫过于社会契约论，以假想的自然状态为起点，以个人利益的维护为目的，人们签订契约建立国家，注重对现实环境的改造。

而古代中国讲求天人合一，把国家的建立归咎于天意，而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也与西方国家起源理论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政治国家的出发点是阶级，强调集体利益，先有国后有家，这与西方国家起源的个人主义观点迥然不同。

（二）基本价值追求各有侧重西方素来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把人权看做是高于一切的权利，自我中心主义特点明显，其个人主义观念深植于社会价值观念之中。

而在政治国家领域，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极力主张分权，利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强调竞争，富有冒险精神。

美国社会系统中的一般模式，包括家庭，往往强调政治能力和参与而不强调对合法权威的服从。

〔10〕而中国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对于集体主义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11〕重视人权但不强调其独一无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