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研究评述

屯堡文化研究评述吴羽龚文静张定贵彭菁宋吉雨安顺屯堡，溯其源，肇始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大明初定，朱元璋诏傅友德率30万大军发动了旨在征讨云南元梁王的“调北征南”的政治军事行动。

待残余势力平定，为巩固边陲，控扼云南，朱元璋在包括如今黔中安顺一带的云贵地区广置卫所，设屯立堡，推行屯田制度，令军士戍守屯耕。

迨清代康熙年间屯田制废止，军人转变为民，屯军驻扎之地，遗风渐行渐远，及至今日不少地方仅存其名。

而黔中地区即便屯田制瓦解及其后朝代更替，不仅地名称谓依旧，且其文化中大明遗风犹在，江淮古韵仍存。

600多年来，屯堡生生不息地承袭着明代江南地区的诸多传统习俗，执着地承继着儒家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的价值理念，形成了汉民族独特的亚文化系统。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具有独特性、惟一性的安顺屯堡文化由于内蕴的文化丰度和厚度，使其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

同时，屯堡文化随着从地域文化向旅游经济文化的提升，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也日益凸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屯堡文化对贵州的一体多元文化的格局和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黔中地区文化重要的成份和深层的底蕴。

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80年代中期，屯堡文化才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外显特征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在地方化凸现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不断升温的同时，屯堡文化也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而成为研究的热点。

目前，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强劲冲击下，屯堡文化已出现衰变现象，屯堡文化研究也有可能丧失原初形态及意蕴，这些情况增加了研究的现实性和紧迫感，某种意义上甚至有抢救研究的必要。

到目前为止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少，但大多是对屯堡文化外显事象和屯堡表浅层面的研究，并存在大量重复研究的情况，对屯堡文化研究的具体情况也缺乏系统的研究。

虽然贵州民族学院孙兆霞、中央民族大学徐杰瞬教授、贵州民族研究所蒋立松等人曾经做过简单的梳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分析研究。

安顺财校退休教师杜应国先生对屯堡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但与本课题到视野也有一定的区别。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拟对80年代以来屯堡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尽可能的收集和整理，将收集到的各类书籍、文章等进行分析，得出屯堡文化研究的大致情况和特点研究的总体状况，对研究特点等进行学理性的分析研究，促进研究资料、成果的相互利用，选择更好的视野和方法，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

为今后的屯堡文化研究视野、方法等提供线索，为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和屯堡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笔者通过各种方法对屯堡文化的书籍（含屯堡文化研究专著和著作中包含屯堡文化研究内容的章节）、期刊论文、学会论文、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搜集，共搜集到相关研究成果390篇(本)。

这是全力搜集的结果，如有遗漏只能在以后不断补充了。

在对资料进行统计时，对于重复发表的文章，一般以刊发在较高层次上的刊物为准。

会议论文和著作中包含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如有同时在期刊上发表的，我们一般以在期刊上发表的为准进行统计与分析。

由于涉及到大量的数据统计，一些情况需要说明：一是对报刊上大量的新闻报道及相关文章的处理，成为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数量繁多，搜集本身难以全面，加之多为新闻报道，研究价值相对较弱，而本课题主要是对屯堡文化的研究情况进行研究，所以未对报纸上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二是本课题需要对研究主体进行研究，包括研究主体的地域结构，但一些研究者的工作单位变化较为频繁，所以主要以发表文章时作者所在单位来进行分析，因此会出现同一作者在不同区域的情况。

有些文章本身没有注明作者，或者作者的单位无法查询，均未对其单位进行统计、分析；三是为了保证研究目录的完整性，一些与屯堡研究关联度不高的文章我们也进行了登录，但在分析时没有纳入分析系统，所以在统计数据上会有一些误差。

一、百年屯堡文化研究的基本脉络尽管在史料上对屯堡人早有记载，但真正意义上的屯堡研究始于20世纪初。

1902年10月，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贵州省西部安平县(今平坝县)的饭笼塘(今天龙镇)一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后，在其《苗族调查报告》和《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两本著作中描述了屯堡妇女的头饰、服饰、大脚的外显特征，并作出了“凤头鸡”是“部落民”和“汉族的地方集团”的人类学定义。

1903年4月，日本建筑学者伊东忠太对安平县(今平坝县)和镇宁州(今镇宁县)进行了考察，对屯堡人作出了“凤头苗”的称呼标识。

此后，一直到5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到贵州考察，几乎没有人涉及屯堡文化研究。

1950年，费孝通先生所领导的民族识别调查组涉及到屯堡人族群性质的识别和定位,费孝通先生指出“屯堡人“现在一般被列入‘少数民族’，但也明确了屯堡人是‘汉裔民族’。

”80年代初，屯堡地戏赴法国巴黎、西班牙参加马德里等地演出，到1990年代中期，安顺地戏应邀外出访问表演成为热潮，过去认为是封建形式的“跳神”以“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登场，屯堡文化的研究以地戏为切入点重新开始了。

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间，屯堡文化研究主要为地戏研究，有屯堡文化研究的著作４部，全部是研究地戏的。

论文９篇中有８篇是研究地戏的，另一篇《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则是探讨屯堡人的民族归宿。

90年代后，屯堡文化研究热开始出现，如1990年《安顺地戏论文集》的出版，可视为地戏出国后本土学者在地戏事象研究上的一个回应。

1994年，原安顺市政协出版的《安顺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专集刊登了安顺地方学者和文化人对屯堡文化的专题探讨和相关资料摘选。

本书围绕屯堡人的来源、屯堡村寨的起源和名称、屯堡文化事象、屯堡区内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安顺地戏、屯堡名人等内容进行介绍性探讨。

仅有周道祥的《明代时期安顺的交通概况》、《浅谈安顺屯堡文化的源流与存因》两篇文章，涉及到对整个屯堡文化存因的地理原因的探讨。

1995年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调查组，发表了《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集》，对“屯堡人”进行了调查与探讨，从这次调查所形成的成果看，较之以前的屯堡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对单个屯堡村镇的调查更注重对其经济、社会历史内在关系方面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外显文化事象的介绍；其二，对屯堡文化整体把握时注意到了形成这些现象的社会结构、心理特征和传统因素与历史变迁的关系。

90年代末，屯堡文化随着贵州文化研究的深入进入了相关专著的视野。

其中有以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中的文化》、《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史继忠《解读贵州文化》、集体编著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等书为代表。

《解读贵州文化》以汉文化在明代对贵州的输入及以后形成的影响为阐释路径，展开对屯堡文化的讨论；《贵州六百年经济史》从经济史角度，对明清时期安顺屯堡宏观经济情况进行了投射性把握；《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在最后一部分以《军屯制度及屯军后裔的制度观》为题，以安顺屯堡区为主要阐释载体，从“卫所设置与贵州建省”、“社会变革与制度转换”、“黔中屯军后裔的制度文化观”三个方面论述了贵州自建省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总趋势是由封建领主向封建地主制过渡，并使残存的奴隶制和原始公有制迅速瓦解。

卫所军屯是引起变革的一个重要基因。

“它一方面使得地主制经济迅速发展，在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又使得卫所屯田制遭到严重破坏”。

（黄才贵：《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第354页）这一章的内容，可视为从政治到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安顺屯堡明清制度变迁的宏观情况的投射性把握。

徐杰舜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中，屯堡人被平行排列为“一、四川人；二、云南人；三、贵州人；四、屯堡人”进行了研究。

1999年和2000年，由塚田诚之撰文，黄才贵译，在《贵州民族研究》上刊登了两篇有关屯堡人的论文。

其一、《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从屯堡人在民族识别中的“汉—苗—汉”的指称过程及结果，得出了屯堡人是汉族的一个共同体的认识。

其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一文指出“在历史的演变中，‘屯堡人’有可能形成了人们共同体的雏形。

估计，可能被选择为在近现代中具有人们共同体特征的处于同一性动态过程的汉族下位集团”。

此文较之前文更强化了屯堡人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在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由于其诸多同一性而成为汉族下位集团的观点。

考虑到日本学者关于“人们共同体”理论范畴的学术背景，塚田诚之对屯堡人的界定具有了与日本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意。

桂晓刚的《试论贵州屯堡文化》也屯堡人的形成及一些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屯堡人最初形成于明初贵州的军屯，其后汇融了大量陆续进入屯堡地区的汉族移民；文章分析了屯堡人在居住、艺术、服饰、语言、习俗等方面文化的表征，指出屯堡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受特殊历史人文环境、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21世纪以后，更多的学科进入屯堡研究的视野。

《屯堡文化研究》、《略论屯堡文化的价值取向》、《田野视角中的屯堡人研究》、《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等文章，对屯堡文化作了流变及存因的结构分析，指出现在我们所称的屯堡人，应该不仅仅指明初屯军者的后裔，也包括同期入黔或后来因种种原因入黔的移民的后裔。

如翁家烈的《屯堡文化研究》认为“屯堡人”是清代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分布在贵州省黔中地区明初屯军后裔的专称，至今比较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比较系统地分析叙述了屯堡文化的诸种特征；王春光的《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从社会学的视野，关注了屯堡社区的文化网络和社会基础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万明的《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对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作为探究文化在国家、社会互动中关系中的作用的一个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

2005年，孙兆霞等的《屯堡乡民社会》一书以广阔的视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实证材料，首次对一个典型的屯堡村落进行了多学科与多种方法并用的整体性考察和系统――结构解析。

描述和刻划了屯堡乡民社会与传统的主流乡土社会在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与差异，揭示并回答了屯堡聚落及其文化现象在长期留存中变与不变的张力和秘密；提出了旨在描述和刻划屯堡文化性状结构与系统特征的“自组织机制”和“亚稳定结构”概念，为发现和寻求现代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及其现代性转换所必需的传统支撑，作出了富有启示的探索与思考，使传统的地方性研究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具有了普泛性的意蕴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