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斯克与理解大众文化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作为当代英美学术界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因其“文化消费主义”的研究主张而被西方学术界普遍称为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代表人物。

他撰写了《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读解大众文化》(Reading the Popular Cul-ture 1989)等8部著作以及数百篇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和影视文化的研究论文，在欧美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尝试建立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倡导积极快乐和随意休闲的大众文化理论，推崇日常狂欢的大众消费精神，试图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做出一种超越。

从理解大众文化剖析约翰费斯克探索从理解大众文化剖析约翰费斯克探索范文作为“世界知名的文化研究健将”，[1]7约翰费斯克（JohnFiske，1939-）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是任何研究大众文化和电视文化都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费斯克的主要著作有：《解读电视》（ReadingTelevision,1978）《传播研究引论》（IntroductiontoCommunica-tionStudies,1982）、《电视文化》（TelevisionCulture,1987）、《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等。

其中，《理解大众文化》是费斯克最具理论色彩的一部著作，至今已经一版再版，成为了人们广为征引的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

可以说,《理解大众文化》是研究费斯克的文化理论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1“大众文化”的意义转换众所周知，虽然瓦尔特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一直是以批判大众文化而著称。

在著名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与霍克海姆把文化工业与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物化以及商品拜物教联系起来，将大众文化批判为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总括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这样的：第一，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是一体化的、平面化的，没有美学价值；第二，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的时候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性可言。

因此，大众被看作是被动的客体，大众文化也只是一些具有单一化、复制化特征的文本，大众在这些没有价值的文本中浮浮沉沉，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操作控制下，最终变成毫无个性、思想简单、集体类同的一分子。

在大众文化的侵蚀下，大众的状况就变得如霍克海姆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所忧虑的：“……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闲暇，闲暇转变成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

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

”[2]48受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普遍呈现出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态度，大众文化也一直处于被批判被敌视被贬低的地位。

但随着大众消费社会在更大更广的范围的形成和迅速蔓延，当代意识形态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商品消费成为了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开始成为大众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在这种新历史语境下，一些新的大众文化批评视野开始出现。

费斯克便是以一种平民化、乐观的新视野，超越了传统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态度，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大众文化批评观。

不难发现，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大众文化工业的学说，到费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概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转向。

具体而言，费斯克摒弃了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massculture”的提法，而代之以“popularculture”。

这意味着费斯克的研究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按费斯克的说法，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thepeople），而不是群众（themasses）或民众(folk)：群众是愚昧的群体的聚集，他们容易被体制奴役，而大众则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构成的，这些个人明白自己处于体制之中，但却能够对这一奴役进行抵制。

这就是说，大众不是受体制欺骗的“文化笨蛋”。

文化工业所能做的一切,乃是为形形色色的“大众的层理”制造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时,加以使用或拒绝。

就是说，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

他们并不是不加判定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

由此可见费斯克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大众文化”概念上的分野。

长期以来，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化研究者)，一直把大众等同于工业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认为大众作为文化工业的屈从者是同质的，无差别的，只能被动、消极地接受由文化工业灌输或强加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这种大众观把体现统治(宰制)集团意识形态的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或把文化工业产品等同于大众文化，否定了大众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

与此相反，费斯克虽然并不否认大众的文化资源只能由文化工业提供，但他却认为，大众文化并非体现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而是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解读过程。

而这个解读过程是具有创造力的，其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

”[3]34换言之，大众文化的创造力即“利用他们的商品，达到我们的目的”，是一种游击战术和“有啥用啥”(或权且利用)的艺术(theartofmaking-do)。

[3]34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化不是消费，不是由文化工业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而是由大众自下而上创造出来。

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大众不但以一种积极的、为我所用的方式逃避和抵制着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控制，创造自己的意义和快感，而且以其创造性和抵抗性，不断侵蚀和瓦解着统治意识形态，并最终可能实现社会的政治进步。

显然，这种大众文化观是从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出发来探究大众的活力和创造力理论，这既是费斯克的文化理论，也是其《理解大众文化》的精华所在。

它承认宰制力量的存在，却更注重大众如何施展“游击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甚至抵抗宰制力量，并认为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促成社会体制的循序渐进的进步，促进社会的最终变革。

与一些学者居高临下的批评不同，费斯克站在了“大众文化”一边，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再定义和辩解。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或至少不是那么简单与平面化。

他无比乐观地强调了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娱乐和逆反功能。

正如麦奎尔（D.McQuail）所评价的那样：“在努力为大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费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人之一。

”[4]1032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大众文本及其特性前文表明，费斯克比前人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位，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他以符号学解读的方法来研究大众传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本如何与人们发生互动并产生意义上面。

在他看来,“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

”[3]57在这一对话过程中，主动权倾向于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

同时，受众具有一种“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subjectivities)。

显然，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他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从而创造了一种从大众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研究大众文化的全新视角。

简言之，大众文化就是文本，就是大众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的文本。

在《理解大众文化》里，费斯克不但提出了大众文本的概念，而且分析了“读者式文本”,“作者式文本”与“生产者式文本”的联系与区别。

“读者式文本”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它易于理解和流行，它是宰制性的。

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式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要求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

这种文本理解更难，更具先锋性，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

费斯克借助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指出，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的文本，这种文本既有‘读者式文本’的易读性，又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

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其“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

”[3]128可以说，这里费氏所强调的文本的裂隙大致相当于接受美学所说的“空白”、“召唤结构”。

正是这些“裂隙”“空白”的存在，才给大众进行意义生产提供了空间。

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大众文本是宰制与反宰制同在的。

费斯克说：“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

”[3]31一方面，文化工业产品渗透着支配者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人们却利用其创造自己的亚文化。

大众通过在各种社会身份间的转换，将文化工业产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具体语境相结合，从而逃避和抵制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找到他们自己的意义和快感。

而大众文化也正是产生于这一过程。

费斯克用澳洲的原住民观看老西部片时的反应来说明，原住民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受到白人宰制的前提下，才会在“当影片中的印第安人……狙杀白人男子，抓走白人女子之际……为之欢呼鼓劲。

”[3]30也就是说，意识到宰制的存在，才会在反抗这种宰制的过程中产生意义和快感。

当然，支配者不会心甘情愿地容许反抗因素存在，他们总是试图对其进行扼杀、收编。

但是，费斯克运用符号学理论指出，符号具有多义性，意义是不可以控制的。

体制提供的文化产品一旦进入大众的解读范围，就成为种种符号，人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语境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多种意义。

体制无法控制这一过程。

将大众文本界定为“生产者式文本”之后，费斯克进而讨论了大众文本的诸特性。

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本的过度性、浅白性、矛盾性、贫困性以及互文性。

首先，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的语言是冒犯性的、中伤的语言，是对语言常规的、正式的用法的误用，“是解读而非解码，是言语而非语言，是实践而非结构”，[3]133是特定语境的特殊使用。

双关、浅白、俚语、陈词滥调、煽情、方言是它的常规用法。

这种“误用”，带来的是对文本的多重解读和多重体验，它是对正式语言的戏仿和嘲弄，带有不受规训、无视礼俗与冒犯的潜力。

浅薄、煽情的大众语言夸大、反转了常识，嘲笑了常规，逃脱了意识形态的侵袭，从而使传统的、主流的规范自相矛盾。

大众文本的语言绝非带有洗脑功能的霸权文字，而是对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规范的矛盾的暴露，它暴露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他性”，而且使得彼此不得不进行妥协与变得陌生。

“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则留给‘生产式的读者’去填写自己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