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讨论

诺斯第二悖论的思考1. “诺斯第二悖论”的由来交易费用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在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首先“发现”了交易费用，并首次将交易费用运用到经济分析中。

在科斯看来，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

也正因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才导致了企业对于市场的替代。

科斯之后，诺斯、威廉姆森、张五常、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等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把交易费用看作是人类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的损耗，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摩擦力”。

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制度的产生及其变迁的方向就是要节约交易费用。

自然，交易费用也就成为衡量制度效率的核心指标。

从理论上讲，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交易费用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也将提高。

然而，在考察总量交易费用的过程中，诺斯和瓦利斯的《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衡量：1870—1970》一文显示，从1870年到197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已从18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

在另一篇文章中，诺思也曾估计到，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交易费用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

张五常先生也讲到，在香港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中，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

诺斯和瓦利斯由此得出结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交易部门会随之扩大，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会下降，但是总量交易费用占GNP得比重会越来越大。

这样，矛盾就出现了。

交易费用既然是经济运行的“摩擦力”，是社会资源的消耗，制度变迁的目的正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那么总量交易费用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都应该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下降，为什么会出现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下降而总量交易费用上升的矛盾呢？或者说，一方面，从边际意义的短期来看，交易费用总是在下降；另一方面，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前者的推论是经济不断增长，后者的推论是经济陷入停顿。

反正无论经济出现什么情况，都可以用相同的原因加以解释。

韦森（2001,2002）可能是国内学者中最早“发现”这一矛盾的，在《交易费用与交易惠利——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点补充》一文中，韦森写道：“……诺斯似乎在这里明显地犯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因为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史，我们只能得出与诺斯相反的结论：交易费用的增加，是历史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对欧美社会的近现代经济增长来说，更是如此。

”这里，韦森所言的“重大理论错误”，实际上与后来被李建标、曹立群（2003）命名的“诺斯第二悖论”意义完全相同。

之所以将这一矛盾称之为“诺斯第二悖论”，是为了区别所谓“诺斯悖论”（国家悖论），但这绝不仅仅是诺斯的悖论，而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悖论。

2. 国内学者对于“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及其评述对于“诺斯第二悖论”，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破解。

综合国内学者对于“诺斯第二悖论”及其破解的各类文献来看，这些学者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方向：第一种基于诺斯悖论存在的基础上给出破解的思路；第二种的观点则认为所谓“诺斯第二悖论”并不存在。

我们先看第一种的破解思路。

上文已经提到，这种破解“诺斯第二悖论”的思路是基于承认该悖论存在的基础上的。

在国内的学者中，基于这个基础进行破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韦森（2001,2002）、李建标和曹立群（2003）。

他们的共同点是要新制度经济学家放弃交易费用作为制度效率评价标准这一核心观点。

我们首先看韦森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错误的解释。

韦森首先对交易费用进行了重新梳理，在他看来，交易并不仅仅产生费用，与此同时，交易还能够带来惠利。

“交易费用本身，并不是为阻抑社会的交易和市场交换而产生，而是交易和市场交换的一种促进力量，一种保障机制；因为，交易费用说到底是因为交易惠利而产生，而存在”。

并且，“二者在近代、现代以及当代世界经济史上，肯定呈现正相关的增长趋势”。

在这里，韦森并没有像新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那样把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运行的阻力，是一种“坏东西”和“洪水猛兽”，而是把它看作经济运行的“润滑剂”，是一种“促进力量”和“保障机制”。

因此，他得到的结论是，交易费用上升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停顿，长期的交易费用上升往往还具有一定的正功能。

由此，该悖论内部的一些逻辑矛盾也得以部分的消除。

韦森教授提出的将交易费用看成交易的“润滑剂”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学者的讨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

袁庆明（2012）认为，按照韦森教授的逻辑，“要获得交易惠利，必须有交易；有交易，必然有交易费用，当然，如果没有交易，也就没有交易惠利，自然不会有交易费用。

”但现实中的情况却是，没有发生的交易并不是交易费用为零，而是很大，甚至为无穷大，那么，“如果没有交易，也就没有交易惠利，自然不会有交易费用”这句话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了。

所以，袁庆明认为韦森并没有认识到交易没有发生并不是交易费用为零这一情况。

笔者看来，袁庆明对于韦森教授这一点的质疑是有问题的，袁庆明并没有区分“存在”和“产生”这两个概念。

交易没有发生，只是没有产生交易费用和交易惠利，并不是不存在交易惠利和交易费用。

袁庆明认为没有发生的交易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过高），却忽视了没有发生的交易也是存在交易惠利的（只是相对于交易费用并没有那么高）。

而且，袁庆明推翻的只是自己的推论，我们并不能从韦森的叙述中得出这样的推论。

因此，袁庆明对于韦森教授的这一点质疑并不具有说服力。

在笔者看来，韦森教授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区分“交易”与“交易费用”两个概念。

众所周知，交易可以给双方带来惠利。

韦森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交易费用是一种“润滑剂”，是一种“好东西”，是促进力量和保障机制。

但不可否认的是，交易费用是交易活动所不得不消耗的资源，它是一种成本范畴，就如同生产商品所必须的生产成本一样。

而真正给交易双方带来惠利的“好东西”并不是交易费用，而是交易本身。

在这里，韦森错误的将交易费用与交易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把对经济增长带来贡献的交易与阻碍交易的交易费用当成了一回事，从而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

所以，将交易费用看成是“为交易惠利而产生，而存在”的观点是不合实际的。

再看李建标与曹立群对于“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

李建标、曹立群（2003）（下文简称李与曹）通过对诺斯思想发展的梳理来研究该悖论形成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适应性效率”这一概念来解释“诺斯第二悖论”。

李与曹在《诺斯第二悖论及其破解——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范式的反思》一文中写到，诺斯早期的思想来源于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分工深化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交易费用的增加，因此，交易费用的增加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成本的增加”；但之后受制度经济学家的影响，认为“又必须把交易费用视为成本，把降低交易费用当作制度变迁的任务”。

因此，“不同的理论来源才是诺斯第二悖论形成的根本”。

而要破解该悖论，“要么放弃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要么放弃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二者必居其一”。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与曹引入了诺斯（1990）后期提出的“适应性效率”这一概念来破解该悖论。

在诺斯看来，“适应性效率考虑的是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它有助于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的意愿。

”从这里可以看出，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是一个衡量长期过程中制度变迁效率的动态标准，并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

显然，如果放弃交易费用而改用适应性效率作为制度变迁的效率标准，所谓“诺斯第二悖论”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因此，李与曹认为，“通过引进适应性效率，诺斯在理论体系中实现了统一。

即经济增长来自分工的深化，伴随着交易的迂回和交易费用的增加，制度变迁的方向只是对日益复杂的交易提供支撑，而非一定要降低交易费用；……实现理论内部的逻辑统一。

”可以说，诺斯“适应性效率”的提出对于“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这种破解的思路是将“适应性效率”取代交易费用作为制度效率的评价标准，显然，放弃新制度经济学大家普遍认同的核心观点是不明智的。

正因为如此，李建标、曹立群对于“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并没有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

即便是诺斯本人，也并非且从来没有要放弃交易费用这一制度效率的评价标准。

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5）一书中，诺斯说到：“交易成本概念作为合同的度量和实施成本，能够用来分析政治市场的效率……交易成本经济学使我们能够衡量人们交换的成本，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经济组织成本和更好地理解低经济绩效来源的工具。

”从这里的论述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诺斯本人是非常重视交易费用作为衡量制度效率的评价标准的，并没有放弃将其作为制度效率衡量标准的意思。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

尽管李与曹通过引入诺斯“适应性效率”的概念对“诺斯第二悖论”进行了破解，但正如他们自己在文中叙述的那样——只是部分破解了这一悖论，只解释了交易费用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并存，并没有也并不能解释短期内（边际）交易费用的下降为什么带来长期的上升。

因此，“诺斯第二悖论”仍有残余，而要彻底解决这一残余，李与曹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抛弃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标准，放弃边际的制度分析方法，转而回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方法。

但对于具体的思路用于悖论残余的破解，李与曹在文章中却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说明，只是点出了“边际、均衡、理性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够推动制度变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我们需要新的选择、新的道路。

”因此，对于所谓的悖论，我们仍有路要走。

以上我们简要的讨论了韦森以及李建标、曹立群关于“诺斯第二悖论”的相关破解，前文已经提到，他们的共同点是承认悖论的存在并通过重新反思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对悖论进行破解。

韦森主张重视交易费用的社会功能，并将其看作是交易和市场交换的促进力量和保障机制；李建标、曹立群则通过引入“适应性效率”这一动态的制度效率评价标准，并主张放弃交易费用作为制度效率的衡量标准。

这两种破解思路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没有被广泛的认可，因此也不断引发国内其他学者从其他的方向对这一悖论的破解。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国内其他学者从另一方向对“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

所谓另一方向，是指并不认为“诺斯第二悖论”是存在的。

在这部分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卢周来（2004）、袁庆明（2012）等，这里对两位的破解进行简要的评述。

在卢周来（2004）的《也谈“诺斯第二悖论”及其求解》一文中，卢通过对诺斯关于交易费用、制度与经济绩效三者关系的进一步梳理，并通过区分“每一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与“社会总和交易费用”两个概念，认为所谓“诺斯第二悖论”并不存在。

在卢看来，诺斯所言的制度变迁方向是降低交易成本，这里的交易成本是指每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代价；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交易费用的降低，也是指单笔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