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 凯恩斯 弗里德曼 简介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主要领域：政治哲学、伦理学、经济学

著名思想：古典经济学、现代自由市场、劳动分工

受影响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哈奇森、休谟、孟德斯鸠

施影响于：马尔萨斯、李嘉图、密尔、凯恩斯、马克思、恩格斯、米尔顿弗里德曼

《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斯密驳斥了旧的重商主义学说。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贮备大量金币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

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国富论》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理论背景

亚当·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界的秩序即机械论者的宇宙。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18世纪的道德家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已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学说精华

国富论中的哲学基础说明要获得协助，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还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换言之，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

作为一个经济原动力的利己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交换的基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必须给别人以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就有分工、有交换、有价值、有货币等等现象产生。人们在利己心的支配下做各种劳动，从而构成了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本性，将经济活动看作利己心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一切经济现象是客观的，都受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

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追求个人利益就成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限制，亚当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一步一

步趋向和谐与均衡，此乃自然秩序的本质。

社会评价

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可发现：以前学者多研究经济现象，所称经济学不过是特定时代、特定场所的经济政策，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

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将”国富”的标准，由不生产的“货币”与仅生产“纯产物”的农业，引入以国民每年劳动生产“物品”总量的增加，亦即国家所拥有全部交换价值总额的增加为标准。

亚当斯密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和排除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促进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一八四六年及１８６０年，“谷物条例”（对进口谷物征重税的法律，１４３６年实施，１８４６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予以废除）与“保护关税”即相继被废除。

作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亚当斯密对工商业者的工作甚为赞赏，但对他们的动机不无怀疑。

他批评制造业与贸易者抱有专利的企图，并谓其利益“从未与公共的利益协调……..通常都在欺骗并压迫公众。”“任何由工商业者所建议的新法律，或者新的规章，都应对之特别小心，都不应该不经过长期的、慎密的考虑而即予采用。”同时，亚当斯密对于这群人总想联

合起来，以避免彼此间之竞争的企图也从未忘怀。他曾如此说：“同行同业的人士是很少会

集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也很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聚谈，则最后产生的必是一种对大众不利的阴谋，或是一种哄抬物价的勾当。”

他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同情工人，认为合理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各种各类不同的工人，在整个政治社会中占其多数……凡足以改善多数人之生活，便

永远不能视为有害于社会全体。……当社会最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是以凡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本身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内获有一部分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毕竟是最公道不过的事。”

“政府不干涉”对亚当斯密而言，不过是个普通的原则，而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除政府三任务外（一、巩固国防，以防止外力的侵犯。二、建立司法组织，以维持社会治安与公道。三、创设公共工程制度，以补救私人企业之不足。），他还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他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像是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

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他心目中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他曾明白表示：“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赋的自由权，…….足使社会全体有蒙受危险之于，则可以并且应用政府法律来加以抑制。这与政府之为自由政府或专制政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