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一、基本定义

在国外，一些学者将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有的学者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通俗地讲，“群体性事件”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

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90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目前，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出现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

二、产生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事件的发生既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也有现实的具体原因。具体原因大致如下：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难，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费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严重危害部分群众的利益；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退休金，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财务不明、贪污腐败；某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由于历史原因，自然资源、遗留资产的归属问题等；社会治安、民间纠纷、行政执法等问题处理不好也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凸显，中国99%的群体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不平等，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两端是强弱的二元对立。一端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另一端是强权们的的合谋。社会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落实和伸张。

(一) 二元对立的形成和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

1、强弱二元对立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争论，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结果，如今的市场经济分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权力转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政府官员在长期的权力结构中的经营已使其建立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网络，形成了强势的“场域”，权力拥有者同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导致了各种寻租现象，拥有或收买政治权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政治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政治与资本的合谋构成了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的资源配置，主导着社会的主流话语，全力维护者自身的利益。

代表着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着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着文化主体的文化精英，在“合法”的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文化成果的同时，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统治集团。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因贫困而被排斥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弱势群体。这种二元的社会排斥具有刚性结构，使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断裂分层。

2、强势群体对社会的主导

在利益表达上，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拥有强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权的主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到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二）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利益上处于无力状态

1、自身的弱势，无力维护自身利益

我国的弱势群体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的弱势群体数量在亿亿人左右，约占我国人口数的11%-14%,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农民、农民工构成了弱势群体的主体。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其经济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甚至徘徊于社会贫困线左右。如上文所述，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的交流和流动只限于社会底层，大都远离权力中心，在维护追求自己的利益与权益方面没有话语权。以农民工这个漂移在城市和农村的弱势群体为例，他们出卖劳动，但没有固定的职业和职位，生活在城镇，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有巨大的群体，但尚未有真正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保守侵权之苦，但维权之路艰难无比。

弱势群体缺乏实现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或组织表达，无法保障其利益诉求。因为即使法律和执法是公平的，但当进入市场的社会成员在相互对话、沟通、讨价还价、利益博弈之间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别的时候，结果都难以保障公平，相对于资本与权力而言，单个的社会成员永远是弱者。尽管我们有工会、妇联、青年团承担维权的责任，但他们至今在组织目标、组织形式、组织边界等方面都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难以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当利益群体之间缺乏平等对话的空间、机会和能力时，弱者只能把利益诉求的对象指向利益的管制者——政府。

2、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常遭遇体制性迟钝

调查显示，多数群体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的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事实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和问题，多数是当事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向党政部门反映过的，而这些问题与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时解决和有效回应，专家认为，除了一些基层干部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体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一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这个“第一要务”当作“惟一要务”，只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