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理念

问题：西方大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经典的大学理念，这些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试对它们做以论述，并结合我国实际，反思我国当下大学存在的问题。

答：纵观西方大学理念的发展，从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前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大学理念的萌芽，到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到西方近代洪堡对近代大学理念的开拓与完善、纽曼对古典大学理念的坚守、范·海斯的“威斯康星理念”、再到20世纪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理念诠释、赫钦斯对传统及经典大学理念的捍卫、克拉克·克尔对大学理念的当代调和。西方大学理念的发展有一个不断探索与坚持的过程，而在这其中，可以总结出西方经典大学理念的构成要素和核心观点：

1.大学自治

克拉克主编的《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使用institutional autonomy,其意为“高等院校自治”，内涵包括机构管理、资金控制、教职员聘任、招生、课程和评价六个方面,这代表了学术界的共识。

大学并非天生享有自治的特权,而是办好大学的内在规律使然。《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明确指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 21 世纪大学发展的永恒原则。大学要健康发展、成长壮大,自治不可或缺。“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

2.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与人们常说的“普通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属于同一范畴，是与专业教育及职业教育相对应的，以启迪人性之健全和谐发展的教育。从中西方都有着通识教育传统，中国的古代的“四书”、“五经”教育，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四艺”、“七艺”的传授；乃至到近现代，这种传统受到科学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的挑战，但人们并不能忽视通识教育的意义。人们之所以要重视通识教育，是因为通识教育是最能通晓人性之教育，从根本上促进人格健全和谐发展，是培养人们所期望人才之根本。

3.学术自由

西方的学术自由传统自西方大学产生之初就被确立。洪堡系统地对其加以阐述。他认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学术自由能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和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因此,国家应为大学的自由与宁静创造条件,而不是让大学直接服从于国家的种种眼前的需要。

“学术自由”既满足了社会人对知识与人类理想追求的需要,也满足了个体的人对人性完满的需要。“学术自由”既实现了人类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和要求,也实现了大学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和目的。有学术自由之风气,方有学者科学研究、自由探索知识、真理之环境。因而,“学术自由”内涵的建构是大学理念构

建的灵魂。

4.教授治学

教授治校其意指通过大学宪章或规程以及一定的组织形式,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并对外维护学校的自主与自治。真正使“教授治校”这一理念得以确立并且影响深远的是德国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为了实现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组成了以讲座教授为主的校务委员会,用以决定学校的办学方向、教育教学计划等有关事宜,并且每年一度的推选校长。此后,“教授治校”的思想便传播到世界各国的大学。随着时代与大学本身的发展,当代国外的教授会制度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的教授治校思想，既向“教授治学”演化。蔡元培先生是国内倡导“教授治校”的第一人,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思想在其继任者蒋梦麟处得到延续和发展,并为梅贻琦对清华大学的改革提供了样本。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展,学科的持续分化,功能的日趋多样以及社会联系的错综复杂,大学管理日益呈现出专业化和行政化趋向。在这种背景下,“教授治校”严格的意韵即是“教授治学”。

5.校长治校

纵观大学发展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往往大学的发展与其大学校长治理是息息相关的。如费希特和洪堡之于新柏林大学、赫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克拉克·克尔之于加州大学、博克之于哈佛大学等；在我国，典型的莫过于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等，无不说明此问题。校长的治校理念即是指其治校的理想、信念、观念和办学的指导思想和风格。在大学拥有办学自治权力的前提下，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最高管理者,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引领者。杰出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往往直接演化为大学本身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对该校风格的形成,乃至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推动大学前进和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6.社会服务

大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它就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即通过教学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通过科学研究达到引领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对大学的欲望愈发变得直接，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则对此的调和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相融合。西方自洪堡以后的大学呈开放式,而中国古代大学则一直呈封闭式,一方面高高在上,因为它培养政府官员；一方面又处于社会的边缘,因为其完全脱离社会，与社会的关系极小。“五四”以后,蔡元培在改造北京大学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将中国传统大学的功能由教学扩展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新中国时期的大学已逐步

把直接为社会服务纳入大学的功能范围,这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由此，可分析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行政化。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促使高等学校的主体感缺失，高等学校的办学条件基本上是由政府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思路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对各高等学校并不一定能做到机会均等和公平。由于机会不均等，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自然成功者不能引以为傲，失败者也不会沮丧，从而使高等学校的竞争能力退化，不适应于社会，难以取得质的发展。

第二，高等教育忽视了人的需求。在我国高等教育渐功利化、工具化的今天,教育多侧重于知识内容的传授,更多地把教育视为一种工具,知识不是目的,而成为了工具。人也不是目的,而成为了学校和社会的工具。大学教育忽视了学生对“生命内涵的领悟”和“自由天性的启迪”，这是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相悖的。

第三，办学风格单一。多年来，集权化的管理使我国高等学校的模式、结构、风格大同小异，其结果是学校没特色，社会多样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高等学校缺乏创造性。

第四，高校行政法制不够。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有实施高校办学法制化的趋势，但没能真正得到落实。我国高校的管理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突出的是党委的决策权力和校长的行政权力，学校的决策和执行权力集中于党政领导班子。

第五，目前我国大学的行政事务管理和学术事务管理都集中在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为解决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行政权力过度扩张，“官本位”现象普遍存在，教师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学校的科研水平、教学质量难以提高等现象，可借鉴国外的经验，合理划分职责权限，校长负责行政管理，学术事务由教授会负责，或者说“校长治校，教授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