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共同体》作者安德森谈“东方与西方的民族主义”

东方與西方的民族主義

班那迪克．安德森

民族主義圖騰橫貫古今東西

李巧雲，閻紀宇合譯

編按：

當代民族主義研究大師，班那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 Anderson）近日應國策研究院與文建會邀請抵台，將參加25 日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的「新世紀世界文化體系之變遷與挑戰」國際研討會。

安德森父親曾在中國海關服務多年，他本人也出生在雲南昆明，自三十年前以爪哇革命取得博士學位後，即以東亞與後殖民論述為其研究主題，其成名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文版由時報出版社出版）即總結了他的研究心得。

安德森預定在研討會上以「東方與西方的民族主義」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本報先行摘譯部分內容：

我一開始便必須說明，我不認為民族主義有顯著的東西之別，過去、今天及未來皆然。亞洲最古老的民族主義（我在此指的是印度、菲律賓及日本）遠比歐洲及歐洲之外的科西嘉、蘇格蘭、紐西蘭、愛沙尼亞、澳洲等地悠久。菲律賓民族主義的發軔與古巴及拉丁美洲相仿；明治時代的民族主義也與19 世紀末的奧圖曼土耳其、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帝國和大不列顛帝國的官方民族主義有共通之處，而印尼的民族主義在形態上也與我們在愛爾蘭或埃及看到的形似。

世人對「東」、「西」的概念與定義，也隨著時間與人口遷徙有相當大的變化。自1840 年清廷開始「開放」港口以來，數百萬「天朝」的華人便開始移民海外──東南亞、澳洲、加州，後來更遍及全球。帝國主義將印度人帶到非洲、東南亞、大洋洲、愛爾蘭及澳洲，日本人前往巴西，菲律賓人前往西班牙。冷戰使人口移動腳步加快，韓國人、越南人、寮國人、泰國

人、馬來西亞、泰米爾人等都加入了移民的行列。現在韓國、中國、日本境內有教堂，曼徹斯特、馬賽、華盛頓特區有清真寺，洛杉磯、多倫多、倫敦及達卡有佛寺、印度教及錫克教廟宇。現代的交通和通訊方式顯示人口的流動將變本加厲。

這些人口遷徙會帶來什麼結果？會對人的認同與身份產生何種影響？是一個極為複雜，且極難回答的問題。我在這裡提一段插曲，定能博君一粲。大約 4 年前我在耶魯大學與若干研究生討論關民族主義的問題，研討會開始時我要求每一位在座的學生陳述自己的國籍，臨時的也可以。課堂裡有3 人從其臉部特徵和膚色看來是華人，但是他們的回答令我及在座的學生都感到吃驚。第一個有美國西海岸口音，雖然在美國土生土長、從未到中國大陸，他仍以堅定的口氣說自己是「中國人」。第二個沈靜的說他想做「台灣人」，他是國民黨家庭出身，父母隨蔣介石在1949 年遷到台灣，不過他本人是在台灣出生，也認同那個地方，因此他不是「中國人」。第三個氣呼呼的說：「我是新加坡人。真受不了美國人以為我是中國人，我才不是。」

如果如同我所陳明的，民族主義不能以東西或歐亞來區分，什麼才是可取的替代方案？

我的新書《想像的共同體》最近已在台北譯成中文出版，我在書內的主要論證是，不管是那一種民族主義，能反映其脫胎的舊有政治型式（王國，尤其是現代之前及現代早期的帝國），才能充分被了解。最早期的民族主義，我稱之為歐洲殖民者的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就是源起於帝國海外極度擴張的遠方。移民乍到那裡，宗教、語言、風俗、習慣與「上國」一致，但漸漸的他們感到受到壓迫，越來越與其疏遠。美國及拉美若干國家在1776 年至1830 年間紛紛獨立，就是這類民族主義的典型。

這種歐洲殖民的民族主義今日依舊強韌，甚至還在散播。魁北克的法裔民族主義情緒自50 年代就高漲不已，至今還鬧著要從加拿大獨立出來。在我的祖國愛爾蘭，北愛「移民」的問題一直是大家心中的痛，至今愛爾蘭與北愛仍無法統一。而在南愛，早期的民族主義人士（1798 年起義的愛爾蘭青年軍），都是移民家庭或像我的家庭一樣是移民及本地的凱爾特及天主教信徒的混合。澳洲與紐西蘭最近也充斥這種歐洲移民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想藉吸收原住民及毛利人的傳統及符號主義，跟聯合王國劃清界線。

然而我要干冒大不諱的提出來，我認為台灣民族主義和新加坡民族主義中的若干特質，就屬於這一類民族主義。這些民族主義的核心成員是來自天朝（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的移民，有些為避秦而出走，有些是朝廷所遣；有時是用成功的和平手段，有時利用暴力，他們後來居上，壓倒了先來的人的勢力，情形跟紐西蘭、巴西、委內瑞拉及波爾南非一樣。在宗教、文化或語文上他們容或跟「上國」相似，但久而久之，他們發展出自己特有的傳統、符號和歷史經驗，最後終於在感覺上國壓迫太重或太遙遠時，走向政治獨立。我認為不應該過份強調日本在台灣50 年殖民統治的重要性，畢竟魁北克的法裔也受英國王室統治了200 年，荷蘭也在南非統治50 年。也不應輕易下結論說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之於海外中華文化比英帝文化之於海外法國文化更令人疏離。我們可以說歐洲有種族成見的人與新世界歐洲移民等人之間容易區分，但說魁北克人比移民到台灣的中國人或移民到巴西的日本人更具有種族偏見，就不是那麼容易了。如果這一點論證是對的，那麼在18、19、20 及21 世紀都有歐洲移民式的民族主義在美洲、歐洲、非洲及亞洲此起彼落的出現。這是一個全球現象，而且也有一大家未曾料到的副作用：今天有很多國家共用西班牙語、英語、法語和葡萄牙語，卻無一國將語言據為己有，想必中文未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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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廣泛受到討論的第二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我掠前人塞頓．華森之美，將它稱為「官方的民族主義」。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從歷史角度來看是對民粹式的民族主義的反動，後者是下層對統治者、貴族及帝國中心的反抗。

最顯著的例子是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它統治數百民族，王室說的是法語，以此表示他們比所統治的庶民文明，說俄語便是低人一等的賤農。但19 世紀在民粹式的民族主義席捲俄羅斯帝國時，沙皇終於體認到他們也是俄羅斯民族，他在1880 年代，僅120 年前，他展開俄羅斯子民俄化的運動，沙皇與庶民都是「俄羅斯人」。這個他以前避之唯恐不及的政策，最終斷送了他的江山。

但是，最特異也最諷刺的例子卻是從1644 年一直統治到約90 年前的天朝──清朝，這個朝代由滿族建立（也使用滿洲語），清朝統治者並未試圖將人民甚或官員滿洲化，因為清朝和其他國家的情形一樣，統治者的優越地位是奠基於「差別」而非類似。慈禧太后到末年才嘗試藉著「中國傳統」之名，來利用人民對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仇視。但是為時已晚，清朝於1911 年滅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滿族也隨之滅亡。

近代中國的內憂外患鼓舞了第一代民族主義者的想法，他們認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將帝國轉型為國家（懷著同樣夢想的還有：當時伊斯坦堡的恩維爾帕夏、三個世代後阿迪斯阿貝巴的門格斯圖．馬里亞姆上校與今日莫斯科的普丁）。因此這些第一代民族主義者不假思索，將全世界的反抗帝國主義者運動的人民民族主義與19 世紀末的官方民族主義結合起來；而且我們知道後者源起於人民而非國家，其思維以控制領土為主而非解放人民。因此出現了像孫中山這類的奇人，他是正宗的人民民族主義者，但也對東南亞與中亞部份地區提出荒謬的領土要求，其依據虛實參半，說這些領土是過去王朝統治者征服所得，這些統治者之中有許多並非中國人，正是孫氏的民族主義要打倒的對象。後來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不同時期也都或多或少地繼承了他的遺緒。

18 世紀以來，世界起了急遽的變化。我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嘗試闡述這種變化的本質，以我們看到自己幼年照片時所處的困境來對照。這種困境在於照片沖印只能帶來「工業化的記憶」。父母親向我們保證照片中的小寶寶就是我們，但是我們自身對拍照一事已渾然忘卻，也無法想像自己一歲時的模樣，而且沒有父母親的協助就認不出照片中的自己。實際上發生的是：儘管我們週遭有無數過往的痕跡──紀念碑、寺廟、文件、墳墓、手工藝品等等，但是這過往與我們卻是漸行漸遠。同時，為了各式各樣的原因，我們又覺得需要這過往，至少是為了那份有如船隻下錨的安定感。但這就意味著，跟以前相比，現在我們與過往之間的關係更為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更有爭議、更為片段，甚至更為機會主義。

這是民族主義全球性的基本現象，但是中國大陸又再一次成為最有趣的例子，而且情形還會持續下去。中國大陸每年都會推出一個大型的電視特別節目，時間長達數小時，而且極受歡迎，節目中「展示」組成中國的各個民族。漫長的表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漢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鮮明區別。少數民族要穿著最多采多姿的「傳統」服裝出場，蔚為奇觀。然而，儘管我們從圖畫和其他歷史紀錄可知漢族的傳統服裝也非常鮮艷美麗，但節目中的漢族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