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浅析精神障碍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赵艳妮（07法本二班）指导教师：王悦【摘要】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简而言之，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一般来说，当人达到一定年龄以后，智力发育正常，就自然具备了这种能力。

当然，这种能力可能因年龄原因或精神状况、生理功能缺陷的原因而不具备，丧失或者减弱。

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并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即使实施了客观上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减弱者，其刑事责任也相应地适当减轻。

所以，人如果达到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但是存在精神障碍尤其是存在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就可以影响到其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第18条专门规定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这是我国现阶段司法实践中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基本依据。

根据司法实践，专业的医学鉴定结论作为法官决断案件的关键与前提，对司法判决的影响意义重大。

但是实践中应当确保法官的优越性，医学鉴定不能约束法官的判断。

因此，要充分明确医学鉴定的专业性和司法裁判的独立性、权威性以及优越性，尽量避免医学鉴定对法官判断案件的约束性。

据此，分析讨论精神障碍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以及研究精神障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免责或减轻的法定事由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基本原则的具体适用，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

【关键词】精神障碍；刑事责任能力从1997年刑法规定的条文来看，我国的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已经较为健全。

总的来说，我国将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分为三个等级，具体包括：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精神障碍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属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其次，精神障碍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属于减轻刑事责任能力；最后，精神障碍者在精神正常时，即完全能够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时，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这样标准的划分综合了认知标准和意志标准，强调辨认与控制自身行为的实质性能力。

在追求规则严谨的我国法律中一般不可能出现依判例而定的灵活多变的规则，故纯粹从制度上看，我国关于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已经是比较先进而符合实际的，但是，实践中表现的可操作性的缺乏又使得我国的此项制度显得不够成熟。

1.一、刑事责任能力的内涵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行为人行为时犯罪能力与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统一，是其辨认行为能力与控制行为能力的统一。

首先明确两个概念，一是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特定行为的内容、社会意义与结果的能力；二是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支配自己实施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的能力。

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与前提；控制能力则反映人的辨认能力。

对于刑事责任能力来说，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缺一不可的，无论是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同时丧失，还是二者丧失其一，均应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关于责任能力的性质来说，有新派和旧派两个观点。

旧派观点认为，责任能力的本质是有责行为能力、意思能力或者犯罪能力，责任能力的问题实质上是意思自由的表示，人在具有善恶意识开始，并且可以自由的选择，弃善从恶就应该负担责任，承担因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当然这里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能够认识其行为的价值或者是非善恶；新派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是刑罚适用能力，行为人不能自由决定自己意志，犯罪是人的自身素质与社会大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刑法是针对犯罪人将来犯罪的可能性而言，对多数人和整个社会的进行保护防卫的一种强制手段。

我国也有主张责任能力是犯罪能力与刑罚适应能力的统一。

但是，根据《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表述，责任能力的核心是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而认为责任能力属于犯罪能力。

所谓精神病人缺乏犯罪能力事实上并非是指精神病人没有造成法益侵害客观效果的能力，而是由于欠缺是非辨别和行为控制能力，不能根据规范要求决定自己的行为，因而欠缺责任的应答能力。

责任能力应当局限于行为当时的能力，但所谓刑罚适应能力却当然主要指裁判时尤其是刑法执行期间的能力，否则就失去了其独立判定的意义。

1.二、刑法中精神病范围的立法史鉴于精神障碍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含糊的问题，因此关于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的概念在刑法学说上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这涉及到意志或者大脑的问题，其本身往往带有神秘性和不可探知性，没有任何一部学说完全可以做出一个具体系统的解释。

另外，刑法中所使用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限制责任能力也并不是医学上所使用的概念。

即便是在医学领域，通过观察到的临床症状并结合起因、诱因，发病过程、治疗结果来研究精神分裂症的一致性，试图以此来抓住其本质，但离真正的了解、掌握、克服精神分裂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在能提出精神病学证据的任何案件中，都一定能得出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精神病学证据，因此精神疾病的存在与否不可能用不偏不倚的科学方法轻易地加以验明，因而不可能有科学上公认的精神疾病之标准”。

甚至认为“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的精神病，其结论往往因医生的能力的差异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可改变性”。

?1在中国刑法学说中，存在争议最大的是精神病的范围。

这一争议在立法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1979年《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但是对于此处的“精神病人”通说采取广义的概念，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指狭义的精神病，仅仅包括各类重性精神疾病或者精神障碍。

首先明确心理学上精神病的概念，即：精神病（psychosis）“一种严重的精神紊乱，突出的表现为感知、思维、情感、注意、记忆、行为、意识和智能等方面的异常，同时伴有现实检验能力、自知力缺乏和社会功能严重下降的一组精神障碍。

它不包括神经症、人格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

”?2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9）中，对精神病的定义是：“精神功能受损程度已经达到自知力严重缺失，不能应付日常生活要求或保持对现实恰当接触。

”?3精神病与其他疾病的区别在于：（1）病情严重，影响到病人的各个方面；（2）不能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丧失了对现实的检验能力，对环境产生歪曲的感知和认识；（3）情感反映与正常人有质的不同；（4）常出现幻觉妄想和思维障碍；（5）精神衰退现象；（6）自知力丧失，觉察不到自己的状态。

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公布的刑法大纲草案第12条规定中：犯罪人为精神病人，或系一时的心神丧失，或者因在病态中，与犯罪时不能认识和控制自己行为者，不处罚，但应施以监护。

犯罪人精神耗弱者，从轻处罚。

在1954年9月30日的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4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显然上述立法的原意更加倾向将该条款中的“精神病”做广义理解。

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颁布的《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所使用的措辞均为“精神疾病”而非“精神病”。

立法史的这一过程表明，虽然现行刑法并未明确列举病理性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错乱、智力低下和其他严重的精神反常作为无责任能力的心理障碍范围，但是新的刑法典仍然是在更为广义的使用“精神病”这一范畴，尤其考虑到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未必属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就更应该认为我国刑法中精神病的范围应当作为广义的理解。

所以刑法上的心神障碍，应理解为精神障碍或者精神功能障碍，以精神衰弱、重大的意识障碍和精神疾病为内容。

1.三、责任能力判定过程中法官的地位《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据此可知，我国采用的是生物学——心理学的混合认定标准。

采取这种认定标准，其原因是精神病并不是总导致辨认控制能力的丧失，如果仅仅采取生物学或者医学的标准，就扩大了无责任能力的范围，而心理学的标准能够从精神障碍对于具体的行为影响程度上深刻责任承担，从而起到限定的作用；如果单纯采取心理学或者法学的标准，就使得其缺乏一个相对确定的认定标准，导致判定依据具有一定的含糊性，而生物学的标准恰好约束了司法判断，更加合理的奠定了法的安全性。

依据该条款的规定，关于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的判定，首先要在医学上诊断行为人是患有精神疾病、患有何种精神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程度；其次是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因为患有该精神疾病而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

前一个阶段是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鉴定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种类、精神疾病的程度，后一阶段是由司法工作人员在鉴定结论的基础上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此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不同性质的工作，分别由不同的主体独立进行，不受任何外部环境的干扰。

医学判断是基础与前提，法学的判断是最终确定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关键。

许多人认为鉴定结论应当指出被鉴定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但是根据司法独立则更多倾向于将医学鉴定与法学鉴定分开而来。

鉴定人的工作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联系被鉴定人的实际情况，说明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的，至于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承担刑罚则是法官的职责所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2款的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

据此可以看出其只针对精神病鉴定，而不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

它的价值体现于至少承认了在精神病鉴定结论中，医学鉴定与法学鉴定二者的分离，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只是一种辅助司法裁判的根据，由法官对其证明力进行断定，而不是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

但是，根据我国《精神疾病鉴定规定》：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只是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疾病鉴定规定》第9条第1款规定：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有确定被鉴定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以上两条规定说明了医学判断与法学判断在同一程序，由同一主体即医师完成，无责任能力的结论实质上也是由医师做出，完全架空了法官的职权，使法官在审判中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判决裁判者。

事实上，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判断本身就是一个很局限的判断。

按照常理来说，法官不能推翻精神病医学专家对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种类、程度的鉴定结论，所做的就是在其结论之上，判定其辨认控制能力是否受到该种精神疾病的影响，以达到判决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