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

第五讲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

——王富仁教授治学记略

一、王富仁的生平与个性特点

1、生平

王富仁（1941——）作为著名学者，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其一，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后的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他是介于“文革”前即卓有成就的老一代学者和“文革”后才入大学的年轻一代学者之间的一代，他既具有老一代学者的扎实功底，有具有年轻一代学者的敏锐和生气勃勃。

其二，他于1978年下学期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攻读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才算正式与学术研究结缘。相对而言显得起步较晚，但他晚起步，高起点，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他就完成了《果戈理与鲁迅前期小说》、《论〈怀旧〉》等论文，随后一鼓作气写成了一组系列性论文，陆续在《鲁迅研究年刊》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1982年王富仁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在李何林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84年毕业后获得我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学术著作：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

《灵魂的挣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蝉声与牛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呓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说说我自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文华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中国的文艺复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中国现代文学指掌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译著《鲁迅面面观》（与人合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1992年即任北京师大中文系博士导师，成为我国“文革”后文科毕业研究生中最早的博士导师之一。

2、个性特点

从《蝉声与牛声》中的《读书三忌》、《死后的愿望》、《我的日记》、《我的名字》等篇分析。

二、王富仁的治学特点

1、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

王富仁是研究文学的学者，但他不是就文学研究文学，而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他是一位有自己思考、有思想的学者，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理性思辨的个性特征，构成了王富仁独特的学术风格。

王富仁作为第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他的标志性成就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该文对《呐喊》和《彷徨》进行了深入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为学术界许多人所承认的突破性成果。这“突破性成果”最主要的表现在：

从宏观的角度准确地考查了《呐喊》、《彷徨》的历史内容和思想特质，科学地论证了鲁迅前期小说的重大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中国思想革命的镜子。作者从“思想革命”这一角度分析《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完全符合鲁迅前期思想的实际和小说创作的实际。可见，王富仁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最主要的就表现在他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分析，也即是在思想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文学。

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或曰在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研究文学既不同于单纯政治阶级的研究角度，也不同于纯学理、纯艺术的研究角度，而是具有其独特的含义和科学价值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当代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不久的80年代初期，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的政治意义阐释为主体的初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理论研究中取得的独特成果。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开掘了前所未曾或较少开掘的意义，论证了《呐喊》、《彷徨》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在较以前远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上衡定了《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价值。

王富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基础上开始他的鲁迅研究的。他一方面客观地总结了上述研究系统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其不足主要表现为：它与鲁迅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由于这个研究系统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彷徨》思想内容的图式是一个变了形的图式，所以必然与鲁迅前期的实际思想产生不协合性，有些地方甚而至于彼此牴牾；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彼此分离的二元观仍然是这个研究系统的主导倾向；由于同样的原因，《呐喊》、《彷徨》创作方法的研究在这个研究系统中也是孤立存在的；假若我们更严格地要求这个思想研究的系统，便会发现它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小说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障碍。

王富仁在全面地分析了上述研究系统的不足之后，进而探寻了其根源：“这方面的弊病发生在这个研究系统的方法论上，因为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它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这个独立的个性，这样，这个个性体必然以另一个个性体为标准、为极限，前者的意义是以符合后者的现存结论的程度被标示出来的。”（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引论》）

于是，王富仁明确提出有必要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研究系统代替上述这个旧的研究系统。王富仁在博士论文中的确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完备的鲁迅研究系统，这个系统由四个有机的部分组成，即：（一）“本体意义”论；（二）“意识本质”论；（三）“创作方法”论；（四）“艺术特征”论。这个系统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本体意义”论，其要点是：《呐喊》、《彷徨》不是主要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主要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生活和描绘生活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面中被折射出来的。

着重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这个角度来评论《呐喊》、《彷徨》，而不只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来评价它们；又从多方面细致深入地分析了两部小说集的所以作品，有了充足的论证，在鲁迅研究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是颇有创见的。王富仁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的长文《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看作是他在鲁迅研究方面新的拓展和成果。

该文深刻地论述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认为鲁迅的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社会唯一思想，他不是中国现代的圣人，但他与他的思想却是中国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他体现着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不能没有的一种新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至于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些具体贡献，也只有理解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后，才能给予更充分的估价”。可见，王富仁还是在原有的研究角度继续向前推进。

王富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研究《呐喊》、《彷徨》，不仅是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政治革命”的研究角度由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现存的最高标准，因而他们的研究方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判别式的。这种研究方式产生的最基本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凡是符合它的都是正确的，凡是与之不同的都是不正确的。这显然犯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简单化的毛病。而王富仁采用的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后来这样总结他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这是依照历史的发展线索考察一种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并依其在历史上的具体作用判定其思想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不承认任何现存理论形式的绝对合理性，因而也不以鲁迅作品及其思想之外任何理论形式作为判定鲁迅作品及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它的标准是从鲁迅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引申出来的，因而也是具有个性特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王富仁方法论的变革，实际上标志着大陆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部分知识分子把鲁迅思想从“文革”前形成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统一的权威性话语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标志着学术从依附于政治的侍从地位独立出来的发展趋势，因而从整个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来看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正是由于从“思想革命”的角度，也即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所以，王富仁不只是从这样的角度研究鲁迅，同时也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鲁迅以外的其他作家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

他分析沈从文：“不容否认，沈从文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甚至可以认为，就其自身生活经历的丰富，就其接触下层群众生活的广度，就其艺术尝试的多样性，就其创作产量的丰盛，他是较之鲁迅更有条件成为伟大作家的一人。但是，沈从文虽然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他的不容置疑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却远未达到堪称伟大作家的一列。”为什么呢？王富仁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