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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英译相关研究动态

国外对早期《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研究十分薄弱，且主要集中在翟理斯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880年，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一经出版，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博士(James Legge1880：185)就在T he Academy上发表书评，称赞“翟理斯先生的译文质量很高”，但认为书名应该直译为“Strange Stories from My Poor Study”……相比国外，国内对早期《聊斋志异》英译的研究数量稍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基于某个译（文）本的个案研究、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进行《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的主要有王丽娜、王燕、何敏、顾钧、吴永昇和郑锦怀。其中王丽娜（1981：254-281）是国内最早研究《聊斋志异》英译的学者。她从英译文和英译本两个方面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聊斋志异》自诞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轨迹。她认为，最早英译《聊斋志异》的人是美国传教士、语言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最早的两篇英译文是《种梨》和《骂鸭》，收在他1848年编著的两卷本《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最早的英译本是1880年由伦敦T．德拉律公司出版，由剑桥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翻译的2卷本《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国内学者对早期的《聊斋志异》译（文）本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译本。王绍祥（2003：1-6）介绍了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和其影响，通过具体译例分析发现：翟理斯在翻译书名、文化语汇时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这主要同译者注重译文可读性、译文流畅性相关。而翟理斯在翻译他认为“不雅”的文字时，通常采取删节的策略。他认为这一方面是同译者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纯洁性认识有关，再者是受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国内《聊斋志异》译本对比研究主要将翟理斯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和当代翻译家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何劲（2004）以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为框架，探讨了翟理斯是否实现了他的翻译目的。作者首先通过介绍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引出其评价译文的标准：译文是否充分实现某个翻译目的；然后论证了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的目的：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最后从文化的五个子系统(物质文化系统、社会文化系统、意识形态系统、艺术、语言系统)入手，通过对比分析翟理斯译本中的译例、梅丹理和梅维恒译本中的译例、以及作者自译，得出结论：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并

没有始终如一地受自己翻译目的的指导，因而翻译策略缺乏连贯性，没有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国内外对早期的《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语料选择过于单一，二是研究缺乏系统性。本研究拟从早期《聊斋志异》英译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选取代表性译文和译本，对该时期的《聊斋志异》英语译介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力图找出该时期《聊斋志异》英语译介的共性和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