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阴阳观念概谈-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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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阴阳观念概谈

在中国文化史上，“阴阳”观念有其巨大的势力，它不仅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对中国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医学乃至文化思潮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黄帝内经》“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中的“治病必求于本”之“本”，就可以理解为“阴阳”二字。中医认为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阴阳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破坏，就会生病。于是传统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与治疗。

提到“阴阳”，人们会潜意识地把它纳入宗教神学的范畴。中国古代“阴阳”观念带有宗教色彩，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就曾这样阐述：“阴阳家者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然而，笔者文中，不是对阴阳观念作简单的风水巫神的图解，而是出于一种思辨。

一、宗教神学体系中的胚胎

阴阳，最初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者为阳，背日者曰阴。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既相互对立又互相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这概念最早出现是在《周易》的《经》中，它与卦是分不开的。八卦符号，最基本的是“－”(阳爻)和“--”(阴爻)，而《周

易?说卦》中的“乾” “坤”两卦，以“乾”卦象征天，天之阳气是万物滋生之本，又制约、主宰着整个世界；“坤”卦象征着大地，地之至柔至顺，阴阳交感，又产生出“震、巽、坎、离、艮、兑”，而这六卦中也有三阴三阳(即三男三女)。虽然，《周易》的卦爻辞中，并没有直接出现“阴阳”这个明确的观念，但当时的人们从生活经常接触的自然现象中选取八种东西作为宇宙万物的观照，那“乾坤”所指代的“天地”就是“阴阳”两性的象征，人们已把阴阳视为宇宙的

原始物质和本源了。这种观念在《国浯?周语上》中可以看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密，源密，国必亡。”

这里，我们姑且撇开以地震推演“周将亡”的神秘色彩，仅仅就伯阳父关于“阴阳”失调的论述来看，是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宗教神学母体中已经孕育着理性的胚胎。在伯阳父看来，天地之间，充满着处于矛盾状态的“天地之气”(即“阴阳”二气)，而且皆有其“序”，即是统一的、和谐的；若失其“序”，就会出现象地震这样的现象，伯阳父试图从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中去寻求自然变化的内在原因。可以这么说，到春秋时期，中国古代哲人的认识已逐渐走上了理性的轨道。

诚然，这种唯物主义的特性是孕育于宗教神学的母体内的，

因而阴阳观念当然地要罩上一圈神秘的光环，这是历史的内涵给当时意识形态凭空添上的一个光环。

二、理性觉醒后的扬升

中国的社会形态，发展到西周末叶，就开始酝酿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而春秋战国则是这过渡的总爆发点，两极分化的矛盾的巨大张力，瓦解了奴隶制度，新的社会制度在旧的废墟上诞生了。

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以社会关系的变革为参照系的，时代的躁动，震撼了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激发了聪慧诗人的灵感，也唤醒了哲人的理性，使他们在迷茫中找到了自我，对历史的诸多倍感困惑的问题作了痛苦的反思。于是儒、墨、道、法……百家蜂起，诸子争鸣。争鸣中，诸子高举理性主义的大纛，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新的、大胆的拓展。

由于理性精神的左右，人的情感也从天国、冥府回到了现实人生；从渺茫的“彼岸世界”导向了世俗社会；从宗教神学的迷狂走向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伦常(主要是儒学)的体系中，人们对旧的意识提出了挑战，高扬理性是这一时期的主流。

毋庸讳言，“阴阳”观念发展到这时，在理性主义的庇荫下，已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产生了专门的阴阳学家。这个时期，把阴阳学说体系化的思想家，应首推邹衍，他用“五行（金、水、木、火、土五种物质和它们的运动）相胜”“五行相生”等观点来演绎事物之间有着的统一的关系。不过，这时的阴阳观念已突

破神学的樊篱，较其以前具有了哲学的内涵，“阴阳”已成为―种实物。阴阳二气被认为是宇宙的整体，宇宙万物皆是由阴阳二气产生的。“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手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于方》）庄子的这种把阴阳看成万物生成的一种实体的认识下面，涵盖着宇宙本体论的意义――阴阳为宇宙实质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本体论，它剔除了宗教神学和神秘色彩，是对周时认识的继承和发扬。

三、儒、道互补的维系点

阴阳观念经过先秦理性精神的洗礼，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到汉代儒学家董仲舒，阴阳学说就完全被扭曲成唯心主义学说了。他运用主观的类比法，把天地万物与阴阳进行推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春秋繁露?阴阳义》）春、夏、秋、冬本是时令上的自然变化，而董仲舒却对它作了十分神秘的解释，把自然现象解释成“天”的安排，其旨趣是通过扭曲予以“天”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属性，以说明“人道”之来源于“天道”，从而使封建的道德伦理关系永恒化、合理化。

而到了宋代，朱熹则从其唯心主义“理”的观念出发，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

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在他看来，“理”是宇宙间唯一的最高永恒存在，“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阴阳二气本是“形而下”的具体事物，而“理”才是产生阴阳二气的“形而上”的本原。这些观念，

虽然对先秦的阴阳观念作了一定意义的阐发，肯定了宇宙本体“无物不是阴阳”，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然则，朱子把“理”看成是―种先于物质(阴阳)而独立的客观精神本体，这就把先秦阴阳二气实体的唯物主义宇宙本体论导入子悲剧的境地。

其实，朱熹把“理”认作是先于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一种客观精神实体，目的不是对先秦哲人以“阴阳”为宇宙本源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诘难，主观上也不是要把唯物主义宇宙本体论引向悲剧境地，而只不过是为其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寻求理论母体，以证明封建统治秩序存在的合理性罢了。

由上观之，由于儒家把唯心主义思想作为研究阳阴学说的底色，因而就产生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的理论系统――以阴阳为中心的一个同心圆的系统：最中心是阴阳鱼，往外便是乾坤（天地――原始宇宙本体观），再次就是纲常礼教（道德伦理观），至于阴柔阳刚的文学审美观，则是古代文学评论家在阴阳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从该同心圆不难看出：整个体系是以原始的阴阳鱼为基础，

逐渐演变而成的。这个系统包涵了中国古代阴阳观念在儒家衣钵中的逻辑嬗变过程。

如果说儒家“理”(汉代以后)的观念抽掉了先秦阴阳学说中唯物主义的成分，把阴阳观念变成了一部政治说教的道德伦常律，那么道家提出“道”为世界万物本源的观念，较“阴阳五行”说仅以自然的特殊实物――乾、坤来推源宇宙万物本源，则是认识论的深化。

道家提出“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的思想，认为“道”产生统一的“气”(即“生一”)，统一的气又分为对立的阴阳二气(即“一生二”，阴阳二气再相互参和，继而产生万物。这种关于世界本原的观念，说它是认识的深化，是因为作为宇宙最高观念的“道”是从万物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具有共性的“东西”。

到了宋代，作为理学开山人物的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都是对《周易》的解释。在书中周敦颐依据阴阳哲学的原理，立足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提出了一个与佛教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