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lobal Food Crisis粮食危机

Unit 9 粮食危机

［1］去年，粮价飙升向我们这颗星球敲响了警钟。2005 年至2008 年夏天，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增加了两倍，大米价格上涨了5 倍，引发了近24 个国家的粮食骚乱，并使陷入贫困的人口增加了7 500 万。但是，与从前短期的粮食短缺导致的震动不同，这次粮价上涨是发生在全世界农民生产的粮食总量创纪录的一年。此次高粮价是更为严重的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粮食供应体系，且不会很快得到解决。简单地说：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已经消耗了比产出更多的粮食。历经多年，库存耗尽，2007 年，全球粮食库存下降到只有61 天的全球消费量，是库存纪录中的倒数第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每年只有1%～2%，如此之低根本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高粮价是供不应求的基本标志，即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分配。这样的农业通胀（农产品涨价）给全球最贫穷的10 亿人口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通常花费收入的50%～70%购买食品。即使粮价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而下降，它仍然接近纪录高点。低库存、人口增长以及粮食产量不增等根本问题仍然存在。气候变化，尤其是粮食生长季节变暖，和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必将大大减少世界未来的粮食收成，造成现在一些科学家所称的永久性的粮食危机恐慌。

［3］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急剧上升，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将达到90 亿。目前，专家们表示，我们要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力争到2030 年将目前的粮食生产量提高一倍。换言之，我们需要第二次“绿色革命”，而且我们必须经常如此。

［4］约1.2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用耕种取代了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从此，我们的人口数量就与我们的农业技术同步发展。每一个进步———饲养动物、灌溉、水稻生产———都导致了人口的相应暴增。每当粮食供应平稳，人口数量也就最终稳定下来。早期阿拉伯和中国的文人就注意到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关系，但直到18 世纪末，才出现一位英国学者试图准确解释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此人可能是历史上最受非议的社会科学家。

［5］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个名字是“马尔萨斯崩溃”和”马尔萨斯诅咒”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温和的数学家、一位牧师，而他的批评者称之为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当一些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被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开始憧憬不受约束、不断改善的人类生活条件时，马尔萨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指出，人口在以几何倍数增长，如果不加以控制，大约每25 年翻一番，而农业生产却是以算术倍数（线性）增长，速度要慢得多。这是人类永远无法逃脱的生物陷阱。

［6］“人口消耗资源的能力无限大于地球供养人类生存的能力，”在1798 年的《人口论》中他写道，“这意味着由于人类的生计难以维持，必须不断实施强有力的人口控制措施。”马尔萨斯认为，这种人口控制可以是自愿的，如计划生育、禁欲或晚婚；也可以是非自愿的，如通过战争、饥荒和疾病等灾难来实现。除了针对最贫穷的人口，他主张反对所有的食品救济，因为他觉得这样的救济会鼓励更多的贫苦家庭生儿育女。这种残酷的爱使他成为英国文学作品中最令人生厌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原型，这个形象正是出自查尔斯·狄更斯的笔下。当《圣诞颂歌》中的埃比尼泽 斯库治被要求向穷人提供救济时，这位无情的银行家告诉好心人们，穷人应去感化院或监狱，如果他们宁可死也不去那里，“那他们最好这样做，以减少过剩的人口。”

［7］世界不是第一次濒于粮食危机的边缘，粮食危机反复发生，这只是最近的一次。1943 年，多达400 万人死于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抵消”的孟加拉饥荒。在以后的20 年中，印度不得不进口数百万吨的粮食以养活自己的国民。

［8］然后发生了绿色革命。在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印度再次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正当印度苦苦挣扎，竭尽全力养活其国民时，美国植物育种家诺曼·博洛格与印度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把他的高产小麦品种推介到旁遮普省。当时的旁遮普农业副主任卡尔卡特评

价说，新的种子是天赐之物。到1970 年，农民用同样的工作量使粮食产量增加了几乎两倍。

［9］博洛格开创的绿色革命与时下流行的生态环保绿色标签没有任何联系。这种被称为“单作”（谷物单一种植法）的耕作法使用的是合成的化肥和杀虫剂，将它们施于广阔的种植单一作物的田地。当时这种工业化的农业新方法与今天的有机种植的趋势大相径庭。从某种程度而言，当时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S•高德于1968 年创造了这一词语，来形容不同于俄国红色革命的另一条道路，在红色革命中，工人、士兵和饥饿的农民猛烈反抗沙皇政府的暴力。而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的绿色革命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博洛格因此获得了1970 年诺贝尔和平奖。

［10］然而在今天，绿色革命奇迹在旁遮普已经终结：产量增长基本上自20 世纪90年代中期就趋于平缓。过度灌溉导致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目前130 万口井在抽取地下水，而曾经高产的数千公顷的土地变成了盐化地和水涝地。40 年的精细灌溉、施肥、农药对旁遮普肥沃的的含壤土地百无一利。

［11］在尘土飞扬的旁遮普农村，村中长者杰格瑟·辛格统计了村中的死亡人数：“在过去4 年中，我们已经有49 人死于癌症，”他说，“其中的大多数是青年人。水质不好，有毒而且受到了污染，然而人们仍然在喝这种水。”

［12］自始至终，人口增长的大钟却不断地滴答作响，每秒就净增2.5 人。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重回马尔萨斯的观点。

［13］在一个清新的秋日，即使是那些最顽固保守的伦敦人脸颊上也泛起了红润。我来到大英图书馆，并查阅了《人口论》的第一版，它至今仍然备受争论。马尔萨斯的这本著作好像是一个八年级的科学初级读本。从强大而清晰的篇章中传来一个卑微的教区牧师的声音，而这个牧师是多么希望自己被证明是错误的。

［14］虽然他的文章中强调了由饥荒、疾病和战争来实现的“绝对人口控制”，但他的“预防性人口控制”可能更为重要。马尔萨斯解释说，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压低了工资，这往往使人们推迟婚期，直到他们能够更好地养活全家人。推迟结婚来降低生育率，形成了对人口同样强大的控制。如今，它已被证明是工业革命之前约300 年来，西欧人口增长的基本控制途径。

[15]没有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转型和农业变革。价格低廉且容易开采的煤炭能源以及后来的其他化石燃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食品、个人财富及人口的最大增长，使地球上的人口增长为马尔萨斯时代的7倍。然而，饥饿、饥荒还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仍然伴随着我们，正如马尔萨斯当年所说，它们必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