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执业权益保护简析

律师执业权益保护简析摘要：律师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长足发展，但律师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不容乐观，律师执业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律师执业环境相对恶劣。

这既有制度因素、观念因素，也有律师队伍本身的因素。

为了切实保障律师的执业权益，保证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本在于加大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早日建成法治社会。

同时要在立法、普法宣传、建立完善的法律职业转换机制、不断提高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及健全律师执业权益救济制度等具体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改革开放25年来，随着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律师行业也从“文革”后的恢复和起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和水平，律师业务已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律师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中国法治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律师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地位与律师贡献形成鲜明反差，律师执业的合法权益经常性地被有关部门和其他主体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削弱和侵害。

律师执业环境相对恶劣，律师行业健康发展困难重重。

深入分析律师执业的困境和问题，探寻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途径和出路，提出科学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已经成为改善律师队伍现状和保障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影响律师地位和执业权益的现实因素（一）制度因素1、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治的基石。

市场经济的运作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现代法治观念，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在需求。

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

与此相适应的，以法律服务为专门职业的法律人——律师，在日益完善、繁多和复杂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面前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公民对法律的需要和依赖程度越高，对律师的需要和依赖性也就越强。

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党权和行政权被异化和神化，法律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并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以确立，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客观内在要求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得以初步确立。

但是，由于仅是“初步”，市场经济的极不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也极不完善，人们的经济活动更多的还是在行政权而不是法权的指挥棒下运行，诸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一致性等，使人们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也就对律师的作用产生怀疑，律师的地位和合法权益也就不可能有怎样的提高和保障。

2、政治制度。

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治的前提。

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体现。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

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了法治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了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只能孕育人治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治。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遵守的自觉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

”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以民主法治相生相伴的而与人治模式格格不入的，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公正性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不可能实现，相应的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也不可能得以实现，律师权益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可喜的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得到较大完善，作为民主政治重要体现的法治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成为提高律师行业整体地位的一股强大动力。

3、法律制度。

司法不公、效率低下、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时刻困扰普通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并直接导致对以法律服务为业的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的不信任，律师社会地位难以提高，这是其一。

其二，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限制过于窄小。

比如，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不充分。

《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刑事诉讼法》第37条也有相类似的规定。

这些规定意味着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律师就无法调查与案件或法律事务相关的证据和情况，使律师调查取证等同于一般代理人，限制了律师作用的发挥。

再比如，律师部分调查取证权依附于与其相对的控方而显得不合理。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人员形成控辩对立的双方，从控辩不同的角度出发达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目的。

但在控辩过程中，双方为履行职责，难免激烈争论，观点对立，相持不下，这就需要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实际这是将律师应有的调查取证权变为“申请权”，转化为只有经过控方同意才能收集的附条件调查取证权，使辩方依附于控方，形式上不合理，地位上不对等，结果上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作为控方的检察人员对辩护的意见出于本能地防范，有的连已收集到的从轻情节的证据也都不提交，怎么可能让其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收集不利于控方的证据呢？其三，律师执业所面临的“执业风险”远远高于检察官、法官。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从该法条的实施情况来看，有不少案例属于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法律进行的错误追究。

例如山西大同律师付爱勤涉嫌伪证案、辽宁朝阳律师张海妮涉嫌伪证案、湖南岳阳刘正清律师案、广西省周建彬律师案等。

律师在执业中无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屡有发生，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公诉方或侦查方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其次在于对律师恣意追究责任相对而言较为简便，事前不需要协调，事后即使错误也无须承担太严厉的后果。

通俗一点说，就是因为律师“没有娘家”。

试想一下，律师连自身的合法权益都难以保障，当事人又怎么能相信律师能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呢！（二）观念因素根据一般社会学理论，某种制度的顺利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

中国律师业的兴起与发展，也莫不与社会主流心理的容忍与认同息息相关。

但是，在人治主义曾经畅行数千年、封建意识至今仍然相当浓厚的当代中国，律师这一新生群体是否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呢?律师们所从事的特殊职业是否获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呢?从律师执业的现实状况和有关媒体披露的大量个案来看，答案显然不容乐观。

来自社会各界在观念上的种种误解和偏见，每每使得律师这种“在野”法律工作者倍感无奈和尴尬。

1、社会公众的误解。

由于中国律师业刚刚起步，律师行业社会化程度不高，普通百姓除非碰到官司，平时很少接触律师。

大部分中国人对于律师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假想的模式里。

加之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造成的法律意识极为淡漠的原因，许多人对于律师和律师职业还存在种种不恰当、不全面的理解。

2、司法机关的歧视。

司法机关主要指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也包括在行使刑事职能时的公安机关。

公、检、法三机关肩负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重任，任职于三机关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们在对待犯罪分子的态度总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要从重从快从严，毕竟都是专政机关嘛。

因此，当律师们以“犯罪分子”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刑事诉讼而和他们分庭抗礼的时候，他们便将对犯罪分子的态度也部分地转移到了律师的身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司法歧视。

在律师制度刚恢复之初，”少数负责同志和政法干部还把律师执行辩护制度说成是‘丧失立场’、‘替坏人说话’，有的甚至刁难、辱骂、捆绑和非法监禁律师。

”其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并很快延伸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

1993年李强律师被控非法拘禁案、1995年彭杰律师被控玩忽职守案、1996年陈惠中律师被控包庇案，都是司法歧视的登峰造极之作。

（三）律师队伍本身的因素导致律师社会地位不能相应提高、律师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因素，除了制度和观念等方面以外，法律服务者本身也有一定的原因。

一是律师队伍本身的因素。

改革开放25年来，律师队伍得以不断壮大，律师行业取得很大发展。

但是，由于受各种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律师队伍本身也是良莠不齐，有的律师专业素质低下，给委托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有的律师缺乏基本的诚信，欺骗当事人或者司法工作人员，伪造证据，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律师应有的职业形象；有的律师不思业务上的进取，专门想拉法官和其他司法工作人员的关系，以此赢得官司；以及律师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等等。

这些因素都导致社会公众对律师信任度的降低和缺失，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的轻视，从而影响到律师整体的健康发展和利益。

二是在法律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的非律师人员，通常称为“法律工作者”，他们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律师的形象。

《律师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谋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

”这一规定实质上已界定了从事谋利性诉讼代理或者辩护的合法从业者只有律师，除此之外，从事该业务谋利者皆属非法行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从立法上已确立了律师对出庭诉讼业务的垄断地位，本来，我国公民普遍法律素质较低，为提高诉讼质量，更应确立执业律师对出庭诉讼业务的垄断，而事实上，在全国各地，从事该业务的非律师人员大有人在，他们对外必称律师，在业务中既使出了差错，也满不在乎。

据保守统计，在全国，这种人的数量大约是执业律师数量的几十倍，他们在当事人与执法人员之间穿针引线，由于长期合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在某些部门形成了业务垄断，为司法腐败推波助澜，这些人的行为已严重败坏了律师的声誊，降低了律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影响到律师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保护律师执业权益对策1、加快法治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三次修宪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作政治进步的目标，建立法治社会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如前所述，法治社会是实现公正、平等、自由、人权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律师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律师行业在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规模，莫不是与法制的不断健全和法治社会的逐步确立在一起的。

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法治社会与律师业健康发展相伴相随的必然。

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治社会。

当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二十五年来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但离“法制完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许多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