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讲理论的应用(释意学派)

释意学派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释意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于法国，是一个探讨口译与非文学文本笔译原理与教学的有影响的学派。该派理论直接来源于口译实践，认为翻译不是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

释意学派（le théorie de l’interprétation /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或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又称“达意理论”（le théorie de sens / the theory of sense），是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一个探讨口译与非文学文

本笔译原理与教学的学派。

该派认为翻译即释意；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译者应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这种看法与语言学派（如George Mounin等人）的观点差别颇大。该派理论直接来源于口译实践，其观点对于翻译研究有着独特的启示

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非语言的意思（non-verbal sense）区分开来。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

是讲话人在其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也就是说，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

意思（sense）由两个成份组成，一为“内含意思”（implicite/im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意思；一为“外显意思”（explicite/ex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实际写出或说出的内容（Baker, 1998:113）。指出译者要译的是意思。而意思就是交际意义。那么在语言交际中，交际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塞莱丝柯维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动手作心脏移植

手术，但是我们肯定必须熟悉有关的术语，能够把心脏移植手术讲清楚。”（Seleskovitch remarks: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perform a heart transplant, but we must certainly master the terminology well enough to explain it.”

1998年10月，南京大学举行仪式，授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名誉博士称号。布什在致答词时提到了“President Jiang”，即江泽民主席。译员因为没有充分注意讲话的上下文，而想当然地将其错译成了“（南京大学）蒋树声校长”。此例足以说明认知补充对于正确理解交际意义有多么的重要。

释意理论不是把翻译看作一个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用塞莱丝柯维奇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译员把法文译成英文的过程就好象是把一件法国式样的毛衣拆开，把毛线都洗净理好，然后再按照英国的式样把它织成一件新的毛衣（塞莱丝柯维奇，1979：48）。新织好的衣服当然还是一件毛衣，而不是别的什么衣服，但式样，或者说形式却可以同原来的那件毛衣大不相同。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进而又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在众多的对“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界定当中，最能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

生态批评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将生态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的批评，就像精

神分析批评或神话原型批评那样。其实不然。虽然有的生态批评家引用了一些生态学研究成果、环境科学研究数据，但从整体来看，生态批评里的自然科学成分并不突出。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

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

和依据。克洛伯尔对这一点有明确论述。他说：“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学分析。它只不过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

念引入文学批评。”

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诚如乔纳森·莱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

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

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生态批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

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

境的影响”。作者还尝试着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某些当代文学作品。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