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避战保船”辩

丁汝昌“避战保船”辩

孙锋

许华同志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4期上发表的《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以下简称“许文”)认为：所谓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主要见于姚锡光所著之《东方兵事纪略》、蔡尔康编译之《中东战纪本末》等私家著述，而从官方文电档案中可以看出，清廷、李鸿章根本没有命令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或株守军港，力主避战保船和株守军港的，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

一

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否可以称之为“避战”这需要对丁汝昌在战争各阶段中的表现，分别加以考察。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丁汝昌对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就有所准备。他见日本不断向朝增兵派舰，战争已不可避免，因而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主动出击，先发制敌。1894年6月24日，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仁川电告日兵登岸，乘夜入汉城时，提出“事至今日，巳无可闪避，不如制敌机先，予敌人以迎头一击，挫其锐锋，”①丁汝昌同意林泰曾的意见，立即转电李鸿章请示。李鸿章电复：“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②6月30日，丁汝昌驰电力争并请“将三船(从仁川)调回，与在威各舰齐作整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拚战，决一雌雄。”③7月4日，丁汝昌整备周妥，即请“带镇、致、靖、经、来、济、乙、丙八船，探巡汉江、外冰洋、大同江一带，”但李鸿章认为此行“不过摆架子”，去而无益，并诘问丁：“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④7月22日，济远、广乙二舰往牙山护送陆军登陆，丁汝昌再次请战：“昌拟率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九船，雷艇二艘，并承平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但仍为李鸿章所阻。⑤这一阶段，丁汝昌的意图是乘敌不备主动出击，争得战略主动权。假如照此执行，丰岛海战的结果就会完全两样，甚至整个战争局势，也会为之改观。可惜，此方案未被采纳。

李鸿章不许北洋海军出战，一则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英、俄调停，唯恐“衅自我开，难于收束。”⑥二来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战略指导思想。1894年6月，清政府多次责令李鸿章预筹战备。6月30日，李鸿章上摺称：“查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⑦“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是李鸿章制订海军战略指导方针的出发点。基于此，他

提出了“保船制敌”之策，并在8月29日《覆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其摺谓：倘与(日本)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倘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⑧李鸿章的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的核心是“猛虎在山”，取守势，而丁汝昌等海军将领主动出击的主张是与其完全相反的。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指挥定远首先打响第一炮，率军力战，“誓死抵御，不稍退避。”

⑨开战后不久，他就身负重伤，但拒绝进舱养息，裹创后仍在甲板上督战，激励士气。这时的丁汝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避战联系在一起的。

黄海战后至旅顺战役期间，丁汝昌的战略指导思想有所变化。这一阶段初期，丁汝昌依然坚持原来的主张，10月28日，他致电李鸿章表示：“昌即率定、镇、济、靖、平、丙六船两艇，今晚赴旅湾，再探大孤山一带。……此行遇敌，惟有督率将士，尽力死拚。”⑩但不久，丁汝昌就对这一战略思想作了修正，认为北洋舰队力量过单，坚守旅顺港有损无益，只有陆军大规模的登陆包抄作战，方能阻止日军攻势，因此建议李鸿章“速调劲旅数千，派轮由榆关迅渡松木岛登岸，扼金州北道，寇果来，拦腰截击。”(11)丁汝昌战略思想的这种变化，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旅顺港口自然条件作出的。黄海一战，虽给日本联合舰队以重创，但北洋舰队所受损失远较日本为重：经远，至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北击沉，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5艘，且多数负伤较重，定、镇“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巨炮均经受伤，定远只有三炮，镇远只有两炮尚能施放”。“来远舱内中弹过多，延烧房舱数十间，靖远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⑿虽经两个月的赶修，但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反观日本联合舰队，虽受重创但一艘未沉，特别是吉野等主力舰，经短期抢修即恢复战斗力，参加了花园口登陆作战。相形之下，北洋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已大大削弱，无力阻止日军大规模的登陆活动。同时，旅顺港“口窄澳狭”，军舰必须“候潮出口，非时不能转动，临阵不能放炮，既难依辅炮台，又实无益陆路。”⒀在诸多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丁汝昌改变战略指导方针，不与日本联合舰队在旅顺港及附近作战略决战，暂时保存北洋舰队这样一支战略威慑力量，无疑是明智的。

这时，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仍是贯彻“保船制敌”的方针，请看他给丁汝昌的一系列电令：1894年9月29日电：“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⒁10

月2日，李鸿章得知日军将要在旅顺一带登陆，立即命丁汝昌速修定、镇二舰，“此二舰往来威旅间，日运兵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⒂6日又电：“鄙意出荷相机趋避，遥为牵制，彼运兵多船，稍有顾忌，当不敢深入也。”⒃9日再电：“水师六船，何日出巡？须往来旅、湾之间，俾彼大队运船稍有牵制。”⒄11月6日电：“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⒅但在丁汝昌率队移扎威海后，8日，李电令丁：“旅顺警急，朝旨严催派兵往援，……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拚战，渡兵运粮械接济，成败利钝，姑不暇计，尽力为之而已。”⒆这是否意味李鸿章改变了其消极防守的策略呢！其实不然。李鸿章这封电报的背景是这样的：黄海战后，丁汝昌被认为“畏葸无能”、“迟回观望”而屡遭上谕申斥，还被革职。李鸿章也受到光绪的斥责和安维峻等众多御史的连章弹劾，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得电召丁汝昌来沽面商，但其本意并非“往旅拚战”，所以当汉纳根与丁汝昌提出如挟运船往旅，以寡敌众，定镇难保，运船必毁的意见时，李鸿章立即接受，并转报总署，敷衍过去。可见，这时李鸿章始终未跳出其“保船制敌”之窠窠臼。

许文认为：李鸿章不同日方拚战，保存实力，是为了形成对敌之海上威胁，是军事上的需要，与“避战保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转而，又指责丁汝昌不同日方交手，争夺制海权，是“避战保船”。这种指责不是太偏颇了吗？

综上所述，事实并不象许华同志所说的那样，丁汝昌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不能用“避战”来概括，在战争中，他是积极主张主动出击的，只不过在旅顺战役那种特殊情况下，执行了保船的命令而已。而李鸿章才是避战保船之策的制订者和积极推行者。

二

丁汝昌在威海战役中，是否如许文所说，是明知故犯地采用株守军港之下策呢？

旅顺失守后，如何防守威海的问题，十分紧迫地摆在清廷、李鸿章的面前。就当时情况而言，不外有三种选择：一是乘间出击；二是株守口内；三是船台依辅，以收夹攻之效。李鸿章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他指示丁汝昌与洋弁悉心妥筹，“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⒇要丁拿出具体意见。丁汝昌与马格禄等人进行了详细论证，得出了与李鸿章相同的结论，随即拟定详细作战计划上报李鸿章：“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舰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清廷、李鸿章认为这一计划“筹虑似尚周到”，(21)予以批准。很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