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宋朝的历史研究与学术成果
宋朝的历史研究与学术成果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其独特的政治体制、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历史学家们对宋朝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宋朝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宋朝的政治研究成果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和统治阶级的特点。
学者们通过研究宋朝的历史文献，揭示了宋朝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官僚制度的运作机制。
例如，宋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体系，但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如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宰相制度的重要性等。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宋朝政治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其次，宋朝的经济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原因。
宋朝是中国古代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宋代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商业贸易的兴盛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学者通过对宋代经济状况、税收制度、物价水平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宋朝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原因。
例如，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朝的经济繁荣与其开拓海外贸易以及盐铁专卖制度的实行密切相关。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宋朝的文化研究成果丰富多样，使我们对宋代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宋代的文化极富创造力，不仅在文学、绘画、建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还在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
通过对宋代文献和艺术作品的研究，学者们揭示了宋代文化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例如，宋代绘画学家提倡“写意”画风，注重以笔墨技法表现主观情感，这与前代绘画的形式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宋代文化的认识，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最后，宋朝社会生活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情况。
清人《宋史》分析浅述
清人《宋史》分析浅述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其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在宋朝之后的时代，各种有关宋朝的记载成为了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清人编撰的《宋史》便是其中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本文就对于这部著作进行简要的分析。
《宋史》概述《宋史》是清代在对明清时期两宋历史的全面总结之后所编撰的一部正史。
该书全名为《宋史纪事本末》，俗称《宋史》。
它是清代翻刻并整理各种汉代以来史书的成果。
《宋史》共分为二十卷，是宋史的最重要版本之一。
其中记载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起义、北宋的开国、南宋的建立以及整个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
《宋史》的价值确实性《宋史》是一部经过清代官方审核的正史，因此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上有一定的保障。
它所记录的历史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修正，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虽然《宋史》难免存在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但是在整体上来看，它成为了后世研究宋朝历史的十分重要的史料之一。
《宋史》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战争与战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情况，为研究宋代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高峰之一，琳琅满目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正是源于此。
因此，《宋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的历史事实，还在于它所代表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艺术的精华。
学术价值《宋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不需要多言，其勘误、编纂、研究等工作历来没有停过，可以说对于宋代以来，宋朝各种政治、地理、经济、个人生平等方面的许多研究都逐渐依赖于它。
研究王安石变法策略、黄宗羲的理学思想、宋代远洋航海、宋代农业和商业、宋代科技等问题，《宋史》也是最主要和必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宋史》中的历史人物《宋史》中的人物基本涵盖宋代历史上的各大名流。
其中，对于著名人物的记载特别详尽，他们的生平、经历、思想、成就等方面都被记录得十分详细。
以下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是北宋开国皇帝，是北宋建国以来唯一一位国英，也是宋朝最杰出的军事家。
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林存阳杨朝亮中华文史网2005年度的清史研究，依然沿着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健实而有序地向前稳固发展。
尽管在整体趋势上清史研究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此平稳的态势之中，亦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和亮点，从而为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开拓，增添了更加广阔的视域。
学如积薪，先河后海，本年度清史研究演进的总的特征，是既稳健而又不乏新意。
一学术会议学术的发展，是诸多综合因素的体现。
其中，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的机会，同时也为相关问题的推进奠定了不断深化的基础。
以下一些学术会议，即体现了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新的突破。
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3月16日—17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大会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10月28日—31日，为纪念清代大儒黄宗羲诞辰395周年、逝世310周年，以及全祖望诞辰300周年，在宁波召开的“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更以浙东学派与实学的关系为着眼点，在深入揭示黄宗羲和全祖望学术成就和影响的同时，更探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转进的新路向。
中外文化交流8月18—20日，由中外关系史学会、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比较研究所、沈阳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延吉举行。
本次会议以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对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中，李迎春、吴伯娅、王政尧等学者关于清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体现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新的致思路径。
此外，11月12—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举行。
与会学者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了多方位的探究。
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1，宋史研究综述。
2006年是中国宋史研究的丰收之年，大量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显示出了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整体实力，也表明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有些问题的研究在多年来持续冷落、空白状态后终于又有了新的突破。
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1，宋史研究综述。
2006年是中国宋史研究的丰收之年，大量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显示出了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整体实力，也表明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有些问题的研究在多年来持续冷落、空白状态后终于又有了新的突破。
2006年宋史研究概况由于近年来宋史研究在理论、资料、史实等方面均有很大进展，尤其是许多研究成果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使宋史研究已经开始步入学科发展的重要时期。
因此对宋史研究现状进行全面回顾，系统地梳理、总结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将会为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研究进展和主要成果概述（ 1）研究进展， 2006年宋史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进展，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从研究范围看，涉及到了从先秦到清代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仅是局限于某个断代史的研究，还将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 2）宋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宋代历史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宋代政治制度。
宋代的君主专制体制比前代更加完善。
其中主要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军事制度。
宋代官制改革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枢密院和三司制度的确立。
具体内容见下表。
2，宋代经济制度。
宋代在经济上出现了交子、会子等新型纸币，并产生了坊场、务卡等新型市场组织。
由于战争、土地兼并等原因，宋代土地买卖十分普遍。
3，宋代教育制度。
宋代官学、私学并举，并出现了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书院，影响最大的是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4，宋代文化。
文学艺术领域，宋词、科技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雕版印刷的推广与应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5，宋代的文化。
与上述几方面相联系，宋代的建筑艺术和音乐艺术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宋史研究概况范文
宋史研究概况范文
宋史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北宋和南宋两个朝代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宋史的编撰工作始于南宋时期，持续了多年，直到元代才最终完成。
以下是有关宋史研究的概况。
整部《宋史》包括了496卷，内容涵盖了宋朝550多年的历史，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开始，到南宋灭亡为止。
宋史内容广泛全面，主要分为纪事本末、列传、志、集解等几个部分。
其中，纪事本末主要记载了朝代的历次政治、重大事件等；列传则主要记载了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志则记录了各种制度、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内容；集解是对宋史中一些关键名词和史料的解释和补充。
在宋史的编撰方法和内容上，借鉴了前代历史学家的经验，如司马迁的《史记》、裴松之的《资治通鉴》等。
宋史采用了以时序为主线的编年体，注重事实的准确性，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它的编纂形式和内容选择对后世历史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文化、社会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宋代文化艺术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宋史中的文化名人、文学作品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的文化风貌。
同时，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对社会经济制度、地方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来揭示宋代社会的特点和变迁。
总之，宋史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通过对宋史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的历史演变、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2期曲鸣丽本年度宋史研究非常活跃。
3月19日，“朱熹与龙泉文化”在成都巴金文学院举行。
7月24—29日，“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
提交38篇，其中近一半论文涉及宋史。
8月25日，“中国宋史研究会十一届年会暨安丙学术研讨会”在华蓥召开。
中外一百多名宋史学者出席了会议。
9月3—10日，“中国三至九世纪发展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12月3—5日，“‘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濮阳(宋代澶州)召开。
本年度出版的宋史方面主要专著及论文集有：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宋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出版社)，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研究》(上、下，三联书店)，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巴蜀书社)，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研究》(齐鲁书社)，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祖慧《沈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卢敦基《陈亮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诸葛忆兵《李清照与赵明诚》(中华书局)，张其凡《宋代史》(上、下，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胡小鹏《中国手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仁群等《道家与中国·宋代卷》(人民出版社)，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包伟民主编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龚延明、祖慧主编的《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朱瑞熙、王曾瑜、李清凌主编的《宋史研究会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赵吉惠、刘学智主编的《张载关学与南冥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胡昭曦《宋代蜀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范立舟《宋代思想学术史论稿》(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
宋史专题研究综述
宋代泸州研究文献综述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一）研究的现状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近代以来已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地区研究的区域限制，又囿于资料的限制，研究的成果也颇少。
对宋代泸州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透彻。
总的来说，学术界关于宋代泸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泸州在对抗蒙军的研究 2.关于泸县宋墓的研究 3.关于合江宋墓的研究 4.关于泸州所属羁縻州的研究 5.关于泸州酒的相关研究 6.关于泸州报恩塔的研究。
在正史书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和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的考究和宋代泸州的一般分析中，有如下研究观点：关于在泸州地区的宋蒙之战，樊波的《陕西出土蒙元墓志中的宋蒙泸州之战》中提到：“陕西是宋蒙交战时期蒙古征蜀军队的大本营,许多战事的参与者卒后都埋于长安附近。
近年陕西出土的蒙元墓志中有多方涉及到宋蒙泸州之战,《刘元振墓志》、《冯时泰墓志》、《耶律秃满答儿墓志》等3方墓志对1261年刘整降蒙和1277年泸州之战的记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而在陈世松的《老泸州城“刘整降元”石像考》中“探讨了刘整降元事件，以及对南宋毁灭性的打击”，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
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高度评价了刘整。
关于泸县宋墓的相关研究，有刘复生先生的《“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先生在文章中说到：“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
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提出了泸州宋墓的来源。
万然在《泸县宋墓石刻艺术研究》中提到：“泸县宋墓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南宋墓葬群,其建造年代总体上为南宋中后期,已发现的墓葬多是泸县当地中下层士绅的墓葬,主要为石室墓。
宋朝的历史研究
宋朝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之一。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以其繁荣的经济、文化与科技成就而闻名于世。
宋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变迁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宋朝建立初期，通过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使得封建等级制度进一步加强，皇权至高无上。
此后，宋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制度的运行也逐渐向官僚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宋朝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瑕，其中存在一些与权力斗争、地方豪强势力及朝廷改革等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们深入探究。
宋朝的社会变迁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经济上，宋朝时期的开封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商业贸易发展迅速，经济文化中心逐渐由北方转移到南方。
同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绘画、陶瓷等艺术形式也进入了繁盛时期。
然而，这段时期也有不少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土地制度的演变、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农民起义的影响等。
除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变迁外，宋朝的文化繁荣也是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宋朝文化以儒学为主导，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文人墨客的出现也为宋朝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不少色彩。
其中，诗词、绘画和书法等艺术形式都有不少的突破和发展，如苏轼的文学造诣和王安石的诗词变革等。
此外，宋朝还发生了一系列与宗教、科技等相关的文化现象，这些都是对宋朝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宋朝的历史研究中，考古学的应用也日益受到重视。
通过对宋代古墓和古建筑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宋朝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还可以揭示许多宋朝在文化、科技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
同时，通过对宋代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宋朝历史的了解和认知。
综上所述，宋朝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多元化的学科，其中包含了政治制度、社会变迁、文化繁荣和考古学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宋朝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也能够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历届中国宋史研究会主要论文
历届中国宋史研究会主要论文1980年第一届年会编刊宋朝的官户（朱家源、王曾瑜）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王曾瑜）谈谈宋代的乡村中户（朱家源）论宋代客户的人身依附关系（苏金源）宋代乡村客户的封建隶属关系（曾琼碧）两宋的土地买卖（梁太济）试论宋代的诉讼法与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关系（董家骏）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几种形式（李春圃）有关宋代差役的几个问题（汪槐龄）宋代商税制度简述（戴静华）唐宋行会制度之研究（扬德泉）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李埏）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初期农业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程溯洛）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关履权）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邓广铭）论保马法（陈振）略论吕惠卿（周宝珠）宋初军事行动的经济目的与策略（马伯煌）略论南宋未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胡昭熙）一二五八年前后宋、蒙、陈三朝间的关系（陈智超）论北宋的兵变（贾大泉）从海上之盟到绍兴和议期间的兵变（虞云国）张景学术思想述评（郑涵）欧阳修的史学（陈光崇）北宋时期的政治斗争与诗文革新运动（商韬）《梦溪笔谈》中有关史事记载订误（徐规）杨么起义军水战地点与寨址问题初探（李涵）《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考略（裴汝诚、许沛藻）宋代都市发展两证（程应鏐）补辽横使（一名泛使）列传（张亮采）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许怀林）1982年第二届年会编刊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漆侠）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汪圣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戴静华）宋代解池盐产考折（郭正忠）宋代布帛生产概观（魏天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贾大泉）再论南宋的屯田和营田（郦家驹）南宋的义役（何高济）关于唐宋庄园的几个问题（陈振）北宋馆阁制度述略（倪士毅）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张邦炜、朱瑞熙）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何忠礼）宋代监察制度特点（金圆）北宋转运使制度略论（许怀林）北宋的转运使（郑世刚）北宋东京城坊考略（孔宪易）论唐宋之际的天命与反天命思想（姚瀛艇）吕端与宋初的黄老思想（张其凡）试论宋儒关于“人欲”问题的争辩（周宝珠）略论宋初古文运动的两种倾向（陈植锷）论两宋时期的医学发展（何应忠）厮罗与河湟吐番（吴天墀）契丹“草原本位政策”说质疑（李锡厚）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徐规）论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李涵）张浚事迹述评（杨德泉）1984年第三届年会编刊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邓广铭）两宋的户等划分（粱太济）宋代客法律地位再探索（朱瑞熙）宋代佃耕官田的农民及其地位（曾琼碧）宋代公使钱研究（俞宗宪）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杨德泉、荀西平）余代江西的铜矿业（许怀林）宋代商业立法述略（董家骏）宋代文献计钱方式例析（李伟国）宋化乡村的布帛买卖（戴静华）宋代川峡铁钱研究（郭正忠）略论宋代的捡校库（李伟国）王小波、李顺起义考索二题（吴天墀）南宋二十户豪横的分析（陈智超）从曾布根究市易违法案的纷争看新党内部的矛盾与问题（李涵）王安石改革吏治的设想与实践（刘坤太）宋代州县守令的考核制度（金圆）论宋代的县尉（陈振）宋代的邮递铺兵（王云海、张德宗）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龚延明）北宋东京城坊考略（第二部分）（孔宪易）李继迁领导的反宋就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汤开建）试论绍兴九年金人归还陕西、河南的原因（张星久）宋朝在四川的民族政策（贾大泉）试论宋代羁縻制及其对贵州的羁縻控制（李世宇）薛季宣的生平、著作及其对道学思想的异议（周梦江）《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考略（许沛藻）《旧闻证误》研究（徐规）刘昌诗及《芦浦笔记》版本考（张荣铮）龚明之和他的《中吴纪闻》（孙菊园）庸将负盛名——略论曹彬（张其凡）杨业考（李裕民）论林逋（程应鏐）论北宋御夏名将种世衡（虞师）宋人生卒年丛考（王松龄）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张邦炜）1987年第四届年会编刊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代前言）（邓广铭）北宋的司农寺（王曾瑜）关于宋代的知制浩和翰林学士（陈振）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初探（杨果）论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张希清）略论宋太宗的官制改革（贾玉英）宋朝的“待外戚之法”（张邦炜）宋哲宗亲政时对西夏的开边和元符新疆界的确立（马力）宋理宗“端平——淳祐更化”刍论（段玉明、胡昭曦）契丹夷离堇考述（高申东）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效益（杨德泉）论宋代西北的屯田（李蔚）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汪圣铎）宋代交引初探（姜锡东）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王菱菱）两宋时代福建商业经济的发展（彭友良）繁塔管见（孔宪易）论吕文德及吕氏军事集团（屈超立）蒙吉“假道于宋以灭金”战略剖析（邹重华）有关“铁鹞子”诸问题的考释（汤开建）宋代刺配法述论（郭东旭）“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许怀林）神权与宋代社会——略论宋代祠庙（程民生）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吴天墀）宋代等贵贱思想论略（刘坤太）邵雍思想与老庄哲学（刘复生）叶适经济思想与商品经济（周梦江）论宋史研究中的方志史料（王云海）宋修起居注考述（蔡崇榜）《宋史·职官志补正》示例（龚延明）《宋史·李舜臣传》考补（来可泓）《简明宋史》质疑辨误五十例（梁太济）1992年第五届年会编刊契丹的役（漆侠）宋代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姜锡东）宋代画市场初探（李华瑞）宋代中国与海外药物交流述论（王棣）唐宋茶产地和茶产量（贾大泉）宋代西北人口及土地问题（程民生）宋代藏族人口蠡测（白自东、任树民）唐宋之际宗族制度变革概论（王善军）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胡建华）宋代的军器生产（张德宗）试论宋代的日用官尺（郭正忠）女真奴隶制的演变（乔幼梅）宋代官员黜降法初探（苗书梅）宋代言官选任制度述论（虞云国）台谏制度与北宋前期的相权（贾玉英）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张希清）宋朝将兵驻地考述（李昌宪）宋代刑讯制度论略（季怀银）试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张其凡）试论王安石开拓荆湖“蛮”地（马力）论武仙在五朵山一带的军事行动（萧鲁阳）宋代秘密宗教与法禁（郭东旭）《东轩笔录》记事订误（徐规）高期得及其《耻堂存稿》（来可泓）《默记》研究（裴汝成等）从孔庙制度看宋代儒学的变化（袁征）试论洪适的碑石研究（陈江）南宋漳州士人的爱国传统（杨国宜）析“易学在蜀”（胡昭曦）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邓广铭）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张邦炜）周密卒年献疑（何忠礼）崖门水域宋元沉船的初步考察（陈智超）宋都御街考论（李良学）1994年第六届年会编刊城狐社鼠（王曾瑜）略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何忠礼）宋代任官制度中的权摄官问题（苗书梅）略论晚宋史的分期（胡昭羲）宋代火政考略（汪圣铎）论宋代防治官吏经济犯罪（郭东旭）论宋代士兵逃亡及其影响（游彪）宋代四川帅司路考述（李昌宪）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包伟民）宋代纸币信用的发展演变（高聪明）从济源千仓渠水科条碑记看宋代农田水法特点（周宝珠）论宋代金银矿业发展的社会因素（王菱菱）宋朝的酒户（李华瑞）宋代的茶叶市场（李晓）宋代与海外药物交流再探（王棣）试论宋代的“女使”（宋东侠）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张邦炜）略论宋代地域文化（程民生）略论陈淳对程朱理学伦理思想的几点贡献（刘坤太）宋代民间信仰中的佛教因素（范荧）刻在岩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郭相颖）《宋会要》的利用与整理（陈智超）宋代四川史学述要（蔡崇榜、吴天墀）宋初官方校勘述论（汝企和）范仲淹研究两题（方健）谢翱及其《登西台拗哭记》（常绍温）宋代“沪夷”社会的演变（刘复生）大理国职官制度考略（段玉明）一九七九年以来王小波、李顺起义研究综述（粟品孝）1996年第七届年会编刊宋代监当官初探（苗书梅）略论封驳制度在宋朝的演变（贾玉英）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游彪）论宋太祖朝的科举取士（张其凡）简论北宋官员的俸禄制度及其特点（张全明）陈东和欧阳澈之死（王曾瑜）论南宋“名公”的审判精神——读《名公书判清明集》有感之一（郭东旭）从官庄看宋朝政府的管理活力（李清凌）国家控制在宋代的市场手段化倾向（龙登高）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乔幼梅）海外贸易与宋代海南岛商业的发展（黄纯艳）论宋代矿产品的禁榷与通商（王菱菱）北宋茶法变动的历史考察（林文勋）试论北宋时期“三教一家”义理的出现（朱云鹏）试论“洛蜀会同”（粟品孝）有关“朱陈之辨”的几个问题（汤勤福）论宋代佛教地域分布（程民生）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朱瑞熙）宋代家法族规试探（戴建国）南宋后期的议鹾诗——宋人诗与社会舆论之二（郭正忠）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王天顺）宋代的考据之学（陈江）宋朝《总类国朝会要》考（王云海）《皇宋十朝纲要·升改废置州府》补正（徐规）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李华瑞）西夏官牧制度初探（杜建录）两宋时期播州军民在抗击金蒙（元）斗争中的贡献（候绍庄）岷江上游宋代的羌族“羁縻州”（刘复生）1998年第八届年会编刊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概述（朱瑞熙）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王曾瑜）两宋宰相群体研究（李裕民）宋哲宗亲政时期的曾布（裴汝诚）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程民生）宋代刑罚体系研究（戴建国）论宋朝赦降制度（郭东旭）宋代提举官初探（贾玉英）宋初宦官制度考析（赵雨乐）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肖建新）宋代的沙头市与南草市（杨果）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雷家宏）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区域性市场（虞云国）宋代市易法的性质研析（魏天安）宋代仓宪倅丞财赋征调系统简述（包伟民）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汪圣铎）明教大师契嵩与理学（高聪明）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的地位（汤勤福）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浅论（曹家齐）邵晋涵与宋史研究（张树相）宋初精神文明建设简论（王善军）论西夏政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李清凌）《天盛律令》的西夏社会形态（王天顺）试论西夏的牌符（杜建录）西夏疆域研究（刘菊湘）《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述要（白滨）辽金元时期蒙古草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树林）辽宋金西夏时期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与习俗（关树东）2000年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00年国际宋史研讨会开幕词（漆侠）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邓小南）北宋文臣统兵的真相（（美）罗文）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陈峰）宋代的八路定差法与使阙（（日）渡边纮良）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苗书梅）北宋河北缘边安抚使研究（李立）论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影响（祖慧）刘后及其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贾志扬）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伊沛霞）郑清之与南宋后期的政争（王德毅）北宋的科举取士与学校选士（张希清）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王善军）宋代福建地区的土豪型物资流通和庶民型物资流通（佐竹靖彦）南宋中晚期的役法实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黄繁光）宋代纲运的管理办法（韩桂华）宋代钱监管理试析（汪圣铎）宋神宗时期货币制度研究（俞兆鹏）论均输法（李晓）宋代以后工商业中的生产性、资本性和经营性借贷（刘秋根）宋代官户的商业经营收入研究（曹福铉）宋代杭州人口考辨（沈冬梅）略论北宋开封府（贾玉英）北宋东京的市容和治安制度（久保田和男）文渊阁本《系年要录》校正举例（徐规）关于《梦粱录》及其作者吴自牧（梅原郁）《宋史筌》西夏列传（金渭显）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杨渭生）宋代士人家庭教育中的母教（粟品孝）略论宋代礼俗思想——以司马光《书仪》和《家苑》为主（木田知生）宋学诸派中之朱学地位（小岛毅）秦桧与洛学（高纪春）南宋四明史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黄敏枝）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许怀林）宋朝民间争讼简论（雷家宏）宋代“才女”现象初探（杨果、廖寅）2002年第十届年会论文集开幕词（朱瑞熙）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及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论文综述（李清凌）宋孝宗时的佞幸政治（王曾瑜）宋代冗官问题新论（李裕民）宋代科举省试制度述论（张希清）北宋的兵源与募征（姜锡东）论宋代的临朝听政（肖建新）宋代县级公吏制度研究（苗书梅）宋代官员致仕荫补制度（游彪）北宋潜邸出身将领述论（陈峰）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范学辉）“嘉祐之治”问题探论（曹家齐）济王之死与晚宋政局（张金岭）辽代的皇族（王善军）西夏地方行政体制刍议（李昌宪）西夏的刑罚制度（杜建录）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葛金芳）宋代江汉平原水陆交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杨果、陈曦）试析唐宋社会转型时期宋代经商群体的变化（吴晓亮）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关树东）太祖时期的社会经济形势与乾德茶法（沈冬梅）北宋后期西北边区的开拓与经营（安国楼）试论王安石变法前宋朝对西北边区的经略（汪天顺）四库馆臣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李华瑞）略论两宋官府对史部书的校勘（汝企和）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肖永明）回鹘文化影响契丹的点点滴滴（杨富学）论宋元关羽信仰的成因（蔡东洲）2004年第十一届年会编刊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浅谈（以宋代为中心）（王曾瑜）宋代武官阶类别及其演变（龚延明）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问题探讨（张邦炜杜桂英）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邓小南）论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陈峰）宋代疆界述论（李昌宪）“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曹家齐）略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贾玉英）南宋两浙沿海的水军（顾宏义）宋代的监察机制（肖建新）论南宋史籍有关金卫绍王“遇害”诸记载（曾震宇）两宋士兵逃亡法新探（张明）宋代工商业文明的成长与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葛金芳）“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论贾似道的公田法（何忠礼）宋朝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刘复生）宋人婚龄及平均死亡年龄、死亡率、家庭子女数、男女比例考（程民生）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方如金、赵瑶丹）朱熹对民本思想的阐释和实践（杨国宜）宋理宗端平淳祐经济更化补论（段玉明、邹重华）两宋时期的气候变迁新探（张全明）宋代人口政策论要（曾育荣）两宋京师“皮场庙”考溯（陈学霖）宋人著作辨伪（龚延明李裕民）开宋代私家藏书提要目录先河的李淑与《邯郸图书志》（方建新）《东宫备览》“官僚”条阙页校补及作者陈模家世生平考（周斌）家学传承与学术发展——以宋代四川士人家族为例（邹重华）《宋史》论赞评析（李华瑞）蒙文通先生与宋史研究——读《蒙文通文集》（胡昭曦）狄谘卒年考（何冠环）五星聚天象与道统天命（韦兵）论宋代家训家范特点及其与民间社会控制之关系（杨建宏）论南宋中期四川的重要官员安丙（朱瑞熙）南宋潼川府路·昌州·大足与安丙（陈灼）安丙家族墓的发现、发掘及价值（唐云梅）2006年第十二届年会编刊国际宋史研讨会暨宋史研究会年会开幕词（朱瑞熙）唐宋的“富民”阶层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林文勋）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区划变迁研究（贾玉英）试论北宋前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汪圣铎）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陈峰）“便宜行事”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何玉红）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刘复生）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方式初探（苗书梅）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母亲为中心（高楠）宋朝的“乡举里选”（吴铮强）官箴与《戒石铭》（张希清）走向象征化的皇权（王瑞来）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李昌宪）辽宋间的禁地（陶玉坤）金世宗、章宗时期政风士风刍议（关树东）唐宋时期产业内分工深化与市场扩展探讨（张锦鹏）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财政思想（赵瑶丹、方如金）南宋时期福建地区的水利建设和地域性差异（李瑾明）《宋史·地理志》所记建隆元年户数祛疑（戴扬本）两宋都城节日商品市场（魏华仙）宋朝“寄籴”考论（李晓）宋代女性经商探析（张金花）辽朝契丹人的养牛技术——从寻觅一幅辽墓壁画中的“契丹牛”谈起（肖爱民）西夏的物价、买卖税和货币借贷（史金波）宋代科举研究文献资料论述（龚延明）宋代士大夫家庭蓄妾现象之估量（程郁）疫病流行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韩毅）“道统”之辩——再论“朱陈之辩”——答方如金、姜鹏两先生（汤勤福）庆元钟考略（胡宁、蔡东洲）《营造法式》理论体系浅说（邹其昌）有关《永嘉先生八面锋》的几个问题（辛更儒）毕仲衍《中书备对》目录的发现及其意义（马玉臣）宋末吴兴士人社会初探（近藤一成）宋代峒丁的组织与运用（刘馨珺）宋朝西北的民族思想和实践（李清凌）宋仁宗的历史形象（余慧婷）吕嘉问《与元翰札》考释（杨倩描）论张世杰抗元的失误（俞晖）2008年第十三届年会编刊“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开幕词（邓小南）“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闭幕词(包伟民)宋代的帝王学 (王德毅)宋代文书制度研究的一个尝试——以“关”、“牒”、“咨报”为线索(平田茂树)宋代恩科论述 (龚延明)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何忠礼)宋代巡检再探 (苗书梅)宋代军事审判制度考述 (张明)北宋州衙散曹官之探析 (林煌达)赵抃与范镇之争的剖析——关于宋仁宗朝台谏运作模式的制度性思考（张其凡、白效咏）南宋陕西籍武将群体述论 (何玉红)宋代的贫富分化及政府对策 (林文勋、黎志刚)宋代作院与都作院 (魏天安)从转运使到总领——两宋理财官僚之比较 (雷家圣)从“录事”到“录事司”内涵的变化看宋辽金元区域社会的互动(吴晓亮)宋代四川宇文氏婚姻关系考 (邹重华)简论宋代民间的机械技术 (冯立羿)宋代水事纷争类型 (高楠)北宋州县仓救荒功能略论 (李华瑞)北宋时期的钱荒与政府购买制度 (李晓)从《长编》看北宋“折博”的多样性 (王文成、程震)蝗灾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黄繁光)试述北宋前期士大夫对待灾害信息的态度 (赵冬梅)淳化三年(992年)开封大疫与北宋政府的应对 (韩毅、刘红)南宋“儿女分产”法的再考 (津田芳郎)女性、身体、权利——基于《名公书判清明集》的考察 (杨果)南宋纺织业的生产与销售形态论略 (葛金芳)南宋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吴松弟)略论南宋时期的民变 (粟品孝)南宋四川地区至首都临安的主要交通路线 (张锦鹏)宋代义理史学再评价 (罗炳良)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试探——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王瑞来)王安石《周官新义》探微 (方笑一)宋王朝与泗州僧伽塔 (汪圣铎)成为正神——宋元时期张王信仰中的官民互动 (皮庆生)《宋故冯翊郡太君张氏墓志铭》考 (李伟国)俄藏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概况与价值 (孙继民)《北番地里》所载辽国南京道西京道州军辨正 (王明荪)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整理续记 (史金波、王菡)“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综述(黎志刚、董雁伟)编后记2010年第十四届年会编刊开幕词（邓小南）开幕式祝词（王德毅）开幕式祝词（冻国栋）会议学术总结（包伟民）闭幕式致词（蓝克利）闭幕词（邓小南）宋代衙门的放告与保人（刘馨珺）由《曾公遗录》所见宋代宰相的政治空间（平田茂树）北宋徽宗时代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围绕政治文化与对都城空间的视线（久保田和男）苏州玄妙观元碑《天庆观甲乙部符公据》考——兼论宋元交替时期的宋代“文书”（小林隆道）“农商社会”：两宋江南社会经济的时代特征（葛金芳）两宋乡村社会保障模式初探（张文）宋朝民间对救荒榜的正负反应（杨宇勋）论宋代的销金禁令与实施效果（王菱菱）一块宋钞版文字的解读（李伟国）南宋四总领所与供军财赋的收支（雷家圣）北宋晚期王厚军事活动论略（罗家祥）试探宋金和战与高宗心态的转折（黄繁光）隆兴元年的宋金宿州之役（李天鸣）南宋时代的鄂州（王德毅）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陈峰）也论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以宋代为中心（何忠礼）唐宋“见舅姑”礼考论——以“辨方正位”的礼数之变为中心的观察（赵旭）从家祭礼看宋代的礼制、礼学与秩序构建（李旭）维摩诘形象在宋代的转折（陈韵如）两宋时期民众东岳信仰考察——以日常进香与朝献为中心（刘云军）空间的意义：宋人画作中的女性角色定位（杨果）北宋东京的衙署与士人交游（梁建国）《隆平集》史料源流考（梁思乐）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罗炳良）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燕永成）2012年第十五届年会编刊开幕致辞（邓小南）唐宋时期州组织结构变迁初探（贾玉英）社会文化理念的政治运作——宋代母/后的政治权力与位置试探（刘静贞）考课、监司与监察（青木敦）论宋代“对移”制度——兼论监司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体制（宫崎圣明）两宋间政治空间的变化——以魏以翁“应诏封事”为线索（平田茂树）宋代的转对、轮对制度（藤本猛）宋代士大夫“公法”理念略论（郭东旭、王晓薇）宋代官吏失入死罪法规初探（马玉臣）民间信仰中经典话语与地方观念的调和——以宋代东岳庙记为中心（刘云军）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黄博）稀阔之典——皇祐二年明堂礼发微（陈文龙）南宋宁宗时期史弥远政权的成立及其意义（小林晃）宋代绘画的解剖学——从绘画解读都市和社会（伊原弘）。
宋史专题研究综述doc资料
宋代泸州研究文献综述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一）研究的现状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近代以来已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地区研究的区域限制，又囿于资料的限制，研究的成果也颇少。
对宋代泸州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透彻。
总的来说，学术界关于宋代泸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泸州在对抗蒙军的研究 2.关于泸县宋墓的研究 3.关于合江宋墓的研究 4.关于泸州所属羁縻州的研究 5.关于泸州酒的相关研究 6.关于泸州报恩塔的研究。
在正史书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和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的考究和宋代泸州的一般分析中，有如下研究观点：关于在泸州地区的宋蒙之战，樊波的《陕西出土蒙元墓志中的宋蒙泸州之战》中提到：“陕西是宋蒙交战时期蒙古征蜀军队的大本营,许多战事的参与者卒后都埋于长安附近。
近年陕西出土的蒙元墓志中有多方涉及到宋蒙泸州之战,《刘元振墓志》、《冯时泰墓志》、《耶律秃满答儿墓志》等3方墓志对1261年刘整降蒙和1277年泸州之战的记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而在陈世松的《老泸州城“刘整降元”石像考》中“探讨了刘整降元事件，以及对南宋毁灭性的打击”，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
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高度评价了刘整。
关于泸县宋墓的相关研究，有刘复生先生的《“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先生在文章中说到：“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
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提出了泸州宋墓的来源。
万然在《泸县宋墓石刻艺术研究》中提到：“泸县宋墓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南宋墓葬群,其建造年代总体上为南宋中后期,已发现的墓葬多是泸县当地中下层士绅的墓葬,主要为石室墓。
宋史研究报告
宋史研究报告1. 引言宋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记载了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本报告旨在对宋史进行研究，并对其中的重要内容和意义进行分析和总结。
2. 宋史的编纂和特点2.1 编纂背景宋史的编纂起始于南宋时期，经历了多次修订和增补。
最终的版本是由司马光等人于1084年完成的，共计294卷，记载了自唐朝灭亡后的近300年历史。
2.2 编纂方法宋史主要是根据官方档案和史书进行编纂，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整理和筛选。
其中，司马光主要负责汇总和整理材料，司马光的学生等人则参与了一些专题的编纂工作。
2.3 特点宋史在编纂方法上着重于考据和纪实，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
因此，在宋史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有详尽的记载。
此外，宋史还特别注重对人物事迹和政治事件进行详细的叙述和评价。
3. 宋史的价值和意义3.1 历史记载的完整性宋史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对于研究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它几乎涵盖了这两个时期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对于了解宋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3.2 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宋史不仅记录了政府的政策和制度，还对其背后的理念和实施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这对于研究宋代政府的改革和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宋史也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文献之一。
3.3 经济和社会的研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南宋时期，经济、文化和艺术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史对于了解宋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提供重要的史料和参考资料。
3.4 文化和艺术的研究宋代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一个重要时期，文人墨客辈出，诗词、书画、音乐等文化艺术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史对于了解宋代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流派和代表人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第一篇：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作者：高晓东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
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 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
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一、专著简介[1]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2]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3]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
贺铸研究综述
也体现了出来。这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有关贺铸生平的研究。
贺铸的性格多重而复杂。程俱《贺方回诗集序》说他“仪观甚伟，如羽人剑客”。认为：“方回之为人 盖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然遇空无有时，俯首北窗下，作牛毛小
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他“尚气使酒”，“人以为近侠”；（宋史《贺铸传》）“然为吏极谨细。在 管库，常手自会计，其于窒罅漏逆奸欺无遗察”（《墓志铭》），且“其言理财治剧之方，盛壹有序”（《诗集 序》）。他“刚肠愤激际，赤手搏豺虎”（诗集卷四《留别龟山自禅老兼杨简居士介》）；“然临仕进之会，常如
七年（１１２５）二月甲寅卒于常州之僧舍。”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贺方回年谱）记载详细、全面。对一岁、
四岁、七岁、十七岁、二十一岁每个阶段都有记述，从二十四岁开始，几乎对每一年的行踪都有考证。但
也难免存在某些问题，钟振振针对其中的不足，写成了《贺铸建中靖国元年行迹考索》发表在《文学遗产》
第１６辑（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给予了完善。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北宋词人贺铸研究》第二章贺铸之生平中
女。授右班殿直，…监军器库门，磁州（今属河北）都作院，徐州宝封监，和州为管界巡。…元佑七年 （１０９２），学士（李）清臣、（范）百禄、（苏）轼荐于朝，改承事郎。…（后又）以宣议郎通判泗州。迁宣德郎，
通判太平州。…再迁至奉议郎。随请老，以承议郎致仕，时年五十八。居二年，从臣荐起之，以故官管旬
杭州洞霄宫，迁承议郎，赐五品服。以后族恩迁至朝奉郎。明年，复致仕。又六年，年七十四岁，以宣和
＊
［收稿日期］
２００Ｓ—０５一０３
［作者简介］邱保证（１９６８一），山东临沂人，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０３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８１
宋史研究概况
宋史研究概况明清两代对《宋史》的重修自元末至正五年（1345）修成《宋史》以后，历代学者以其粗疏错漏、繁冗芜杂，纷纷重修《宋史》。
元末周以立，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就曾想重修。
明正统（1436—1449）末年，其曾孙南京侍读学士周叙奏请许自撰《宋史》，进行了数年，书未成而病死。
正德年间（1506—1521），王洙撰成《宋史质》100 卷。
明朝廷也准备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严嵩主持，后亦无成。
柯维骐历时20 年，修成《宋史新编》200 卷。
万历年间（1573—1620）王惟俭修《宋史记》250 卷，明末钱士升成《南宋书》60 卷等，其中以柯维骐《宋史新编》最著名。
此外，王思义、王昂、汤显祖、刘同升、归有光、邵经邦等人，都曾重修《宋史》，亦多未成书。
明修《宋史》，无不是合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又都只是删节元修《宋史》成书，并无事增文省之可言，即使有少数订误，也无多大学术价值。
清初潘昭度得到明末汤显祖《宋史》旧本，拟加扩修，亦未成书。
乾隆二十年（1755）陈黄中成《宋史稿》219 卷，仍是未定稿。
乾隆末年，邵晋涵发愤重修《宋史》，钱大昕、章学诚曾参与制定体例，邵准备先撰南宋史取名《南都事略》，然后再修《宋史》，章学诚也想重修《宋史》，均未成书。
仅有蒋伯超《南宋书》（不分卷）成书，传记只73 人，至清末，学者终于放弃重修《宋史》之举，陆心源撰成《宋史翼》以补《宋史》之缺①。
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 余年，1791 年成《宋史筌》148 卷。
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明清时期其他宋史研究成就明清两代不少学者编撰《资治通鉴》的续编，明初陈■首先修撰《通鉴续编》24 卷，体例实同《通鉴纲目》；成化年间（1465—1487），又有商略等《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27 卷，其后薛应旂以该书为蓝本，稍加附益撰成《宋元资治通鉴》157 卷；另有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64 卷，但都很疏略。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宋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历史文献之一，历时20余年编写完成，收录宋朝所有皇帝及其朝臣的事迹、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就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进行探讨。
首先，回顾宋史的研究历程。
在明朝时期，人们对宋史的研究着重于其文字和编纂体例的研究。
清朝时期，对宋史的研究得到了新的进展，尤其是在文献学上的研究，清代学者著名地学家戴震、义宾等人对宋史的本文进行了文字解析，揭示了宋史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宋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基本上是在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揭示了宋史文化以及经济、军事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动态，学者们成就了对宋朝政治和文化的深入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史学的研究方法逐渐从纪事本末的史书阅读转向了更面向人类社会和历史事件的探究；而与此同时，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使得宋史的研究更趋于平面化和多视角的考量，对历史事件不局限于叙述某个人物或事件的背景重心，而是更多的关注其背后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宋史的新展望约束在以下几个方向。
一、文献阅读理念的转变。
这个时代下，研究研究史，会受到真实史料不易得的制约。
尤其是在口述历史尚未广泛稳定之前，研究者需要采取新的方法。
相信从宋史中总结出来的义利史思路并不一定适合当代文化的发展，并且，史学资料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也常常需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在研究史料时，需要考虑到时代、政治和文化环境对数百年前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用理论武装自身。
各种社会科学工具和理论理念的运用，特别是在宏观文化分析、口述历史编写、地理情境分析等方面，都将有机地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宋史的文献和数百年前生活和思想的特点。
三、总结中西文化的异同。
通过对宋史的研究，研究者可以深入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共性，了解中西文化在不同历史期间的演变和发展，在东亚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曾瑜一、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饱受凌辱的时代,形势迫使中国吸收先进文明。
直到本世纪,中国人才开始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古史,但最初尚无断代史的概念。
中国古史绵长,史料丰富,非任何个人所能贯通,因而很快形成了各断代史的分支。
大约直到二三十年代,方才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
本世纪的上半期,大致可作为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期。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学问渊博,在20—40年代,先后发表论文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
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是由他发轫的。
例如《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宋太宗继统考实》、《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会骚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等文,至今仍有相当参考价值。
可惜他逝世过早,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等在本世纪上半期都已发表了论著,学术大师钱穆也从事宋代经学史等研究。
由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持续到本世纪下半期,为便于叙述,留待后面再作介绍。
陶希圣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倡导者,他在主办的《食货》杂志中也撰写了若干涉及宋代经济的论文。
全汉 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在研究宋代经济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他的论文先后编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部论文集,涉及了宋代农业、商业、行会、市场、货币、物价、漕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贸易、寺院经济等诸多问题,是近代的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
到本世纪下半期,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明清经济史。
・・164聂崇岐学问广博,他的宋史论文都是很见功力的佳作,后来编成《宋史丛考》一书。
其中如《宋役法述》、《论宋太祖收兵权》、《宋词科考》、《宋史地理志考异》、《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都是其代表作。
聂崇岐逝世较早,他后来转入中国古代官制的研究。
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
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李 华 瑞 内容提要:本文以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将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简要叙述了55年的研究概况、研究方法和取向,并对55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了重点介绍,同时也指出55年中宋史研究存在的两个明显不足。
本文还分专节叙述了1950年以来台港地区的宋史研究。
关键词:55年 宋史 研究 台港一、研究概况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是很不平衡的。
以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可把55年来的宋史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1950年至1979年,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中,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从1980年至今宋史研究进步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当然这主要是指大陆地区,台港地区的宋史研究没有大的起伏,一直处在较为平稳的发展状态。
台港地区的宋史研究将分专节叙述,下面按两个时期概述55年来大陆地区的宋史研究。
其所以说前一阶段宋史研究发展缓慢,这主要有二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相对于中国古代史其他各断代史,宋史研究起步较晚,当中国自20世纪初用近代科学观点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历史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从对现实局势的反应来说,中国学者在20世纪国家积弱受侮的情势下,所向往的是武功、文治兼备的汉唐盛世,对不能增加国族光彩的宋代不屑一顾。
从材料扩充方面来看,宋代的考古资料在考古学上意义不大,不能推翻典籍文献的记载,在研究上的价值也不大,加以文献资料的繁芜杂琐,又不是短时间可以厘清的。
因此,当国人关切、投入国史研究之初,宋史既不像汉唐盛世,吸引学者的兴趣,也不似考古、汉简、敦煌、明清档案那样成为新学术的要角,它无疑是较被学者忽视的一个朝代”①。
这种忽视的结果,造成了宋史研究队伍的严重匮乏,及至建911①黄宽重《宋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原刊于《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后收入《史事,文献与人物———宋史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3年版。
清人《宋史》研究浅述
清人《宋史》研究浅述摘要：元修《宋史》由于繁冗芜杂,历来为史家诟病。
尤其清代,学者们认为《宋史》成书仓促,一是内容考订不精,过于杂乱；一是缺漏甚多,不足以反映宋代社会全貌。
因此,或重修,或考证,或补缺,撰写了一大批相关著作,极大的弥补了元修《宋史》的缺憾。
对后世进行《宋史》相关的研究,贡献极大。
关键词：清代；《宋史》；重修；考证；补缺一、重修宋史清代先后有潘昭度、黄宗羲、陈黄中、钱大昕、邵晋涵等人欲重修宋史。
然除邵晋涵撰成《南都事略》外,其余皆未成书。
[3]（p186_187）邵晋涵,清代著名学者,素来有重修宋史的愿望。
邵氏生长于浙东,浓厚的学风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邵氏家族收藏的宋元遗书,也为他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四库馆后,浩瀚的书籍为邵氏获取各种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他在《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中专门列出《宋史提要》,客观公正评价了元修《宋史》。
认为元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
宋人好述东都之事,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
”[4]（卷三）依旧沿袭了南北宋史料著述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还认为元修《宋史》“参差之迹,缺遗之事,岂可枚举”。
[4]（卷三）因此,立志撰成一部《宋志》,解决元修《宋史》的遗留问题。
邵氏所想得到了当时一些学者的支持。
段玉裁说：“先生邃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
”[5](卷十八)章学诚也说：“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
”[5]（卷十八）可见邵晋涵的学识深受学者们的赞赏。
在史学上的造诣使得他成为撰写宋史的不二人选。
邵晋涵撰写《宋史》是为了“表宋风”,他说：“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
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种之择,本心既失,其它又何议焉！此着《宋史》之宗旨也。
宋史研究
一、宋出钱买和平而亡国？2006年下半年，中国大地兴起了“大国崛起”的讨论热潮。
很奇怪，我对此怎么也热不起来。
相反，我却对曾经创造经济奇迹和文化奇迹的宋朝为什么会亡国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宋代历史的研究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甚至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宋史热，形成了宋史研究的国际性合作的局面。
其中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说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对外贸易量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国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宋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发展。
一些中外学者这样描述宋的经济奇迹。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当时十一世纪的欧洲伦敦、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等城市的人口都不过万。
而中国首都一百五十万，超过二十万的城市有六个，十万以上人口的有四十六个。
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巳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局、漏泽局等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年产量一百二十五万吨。
公元一七八八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年产量也就才七万六千吨。
一千年前（十一世纪）中国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十七世纪，即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
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的时候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当时世界与中国的差距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遥遥领先于世界。
有不少学者认为，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
构成财政的主体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
农业社会已开始走向工商业社会。
直到清末才再一次出现工商业收入超过农业税。
宋还拥有一百六十万军队。
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按理说，落后才会挨打，宋总该强盛了吧，不该挨打，不该亡国了吧。
为什么却恰恰相反，经济和军事居世界首位的宋，却开创了华厦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当时宋的敌国有辽、西厦、金、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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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李全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本年度的宋史研究论著从数量上看，可谓丰富。
关于宋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近50种，论文800多篇。
本年度宋史研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全集共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以及论文等224篇。
其他主要著作有：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柳立言《宋代法律与妇女》(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再出两种：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和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
论文集主要有：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葛金芳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此外还有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大出版社)，孙猛《郡斋读书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燕永成《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编《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勇先、毛丽娅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俞定启、乔卫平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北宋南宋)》(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等编《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
等等。
以下仅就本年度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论文略作综述，绝大多数过于专业的文学、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的论著从略。
限于篇幅、学识与信息的不足，难免遗漏，请方家指正。
一、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说”自提出以来，经历了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和修正，其内涵较之最初已经有所不同，作为一种范式，它已经成为学界对话的平台，一直在推动着学界对于唐宋史以及宋元明历史变革的探讨。
本年度研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应该是唐史学者与宋史学者在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研究合作与对话。
先是年初《文史哲》杂志第1期组织的有唐、宋史学者参加的“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后来是年底出版的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
“笔谈”包括文章四篇。
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对宋朝的“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并不存在从兼并到“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变化。
林文勋《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强调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促成唐宋变革的作用。
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论述了制度变迁与唐宋社会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
谢元鲁《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提出唐宋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而政治制度则相反，唐宋之际的统治集团在政治领域的平等趋势，终于向宋元以后的君主集权高效率专制体制转化。
《唐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共收有24篇学术论文和7篇相关书评。
其中张广达先生的6万字长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站在很高的学术立场上，以其国际性的视野，对于“唐宋变革说”的来龙去脉和内藤假说对中国历史各方面研究的影响从学理上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精到的分析，是清理百年来唐宋变革说学术史的总结之作。
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则对美国宋史学界基于对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的修正而提出的、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唐宋转型说(郝-韩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专题论文中有8篇是唐宋并举的通贯性研究。
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以《政要》、《宝训》类著述为切入点，比较了唐宋时期阐发“祖宗故事”的方式，讨论了唐宋君臣逐渐将保守“祖宗基业”推向自觉的过程。
吴丽娱《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讨论了中古国家礼仪新秩序的构建。
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讨论了从唐到宋“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以及新神明体系的逐步形成。
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从唐宋传奇与话本所反映的地理空间变迁入手，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模式的关键性变革。
孟宪实《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则通过敦煌数据，讨论了对于地方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结社。
黄正建《关于唐宋时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问题》探寻了崔府君信仰发展过程中两条线索，讨论了混合有地方神和地府神双重因素的崔府君地位抬升与下降的演变轨迹。
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探讨了枢密院在唐、五代、北宋前期的职能演变及其长官人选从宦官到文吏、文臣的变化过程。
刘新光《唐宋江南地域空间的分化与整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他以“唐宋”为题的文章尚有30多篇，涉及到唐宋经济、制度、宗教、风俗等多个方面。
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第4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了畲田的相关问题及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
宋军风《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石油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唐宋商人通婚的变化。
熊海英《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复旦学报》第6期)论述了从唐代经北宋到南宋，中秋节从无到有，从文人行为到大众化节日的过程。
二、政治史政治事件。
王曾瑜《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陷落过程和原因，批评了宋朝统治集团能力的不足和政策的失误。
王晓薇《北宋嘉祐治平时期的政治改革》(《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讨论了北宋中期的各种改革主张，认为其中只有王安石的主张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
何平立《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学术月刊》第2期)认为真宗东封西祀的活动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
符海朝《南宋楚州知州与山东忠义关系之辨析》(《殷都学刊》第3期)探讨了六任楚州知州在山东忠义问题上采取的种种措施，分析了南宋在山东忠义关系上失控的根本原因。
政治文化。
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第7期)通过对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等有关文治的话语分析，揭示出话语阐释同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指出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第5期)指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的演变对促成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一消解过程的解读，使我们看到唐宋变革的很多侧面。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ll卷)则着眼于宋代的政治秩序理念，通过五代史观的流变，观察史学观念、正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动态衍化。
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文史哲》第4期)略述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天象对宋代文化政治的影响以及两宋对此天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解读，显示星占解读与文化政治变迁之间的互动。
曹家齐《“爱元祜”与“遵嘉祜”——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第11期)认为宋高宗“爱元祜”背后实为“遵嘉祜”。
这种所谓盛世楷模的束缚，使赵宋的后继者们屡失变革的机会。
朱丹琼、范立舟《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以宋孝宗、韩侂胄为例》(《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南宋在追求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这种政治目的过程中所显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基本性格及其对宋孝宗“内修政理”和韩侂胄“恢复故疆”的制约。
制度。
张邦炜、杜桂英《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四川I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宋初期的都部署主要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宋初的统兵体制应概括为“枢密院一三衙一都部署体制”。
林煌达《宋代州衙录事参军》(《唐研究》第11卷)从编制、来源、职责、俸禄、转任、奖惩等方面探讨了州衙录事参军。
范学辉《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史学集刊》第2期)讨论了北宋时期制衡三衙的种种措施；《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文史哲》第3期)逐朝分析了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变化，指出北宋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范立舟、蒋启俊《两宋赦免制度新探》(《暨南学报》第1期)认为两宋时赦宥发展为常制，它在缓和两宋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危害。
刘斌《宋代六部架阁官制度》(《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六部架阁官制度的显著特征是精英化与馆阁化，它提高了行政效率，防止了胥吏乱政，又培养了大量人才。
游彪《宋代邸报的“禁区”及其官员与邸报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论述了邸报内容的诸多“禁区”以及邸报同官员之间的密切联系。
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第4期)借鉴行政学中的“分离制”与“完整制”的概念解释了宋代地方行政组织体制的变迁及其政治意义；《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分析了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的财政职能及其对地方行政事务的参与，认为由于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而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
法制。
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ll卷)概括了宋代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追踪了在南方与北方、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差异与互动中，保障中产之家利益的法律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
魏天安《宋代的户绝继承法》(《中州学刊》第3期)认为宋代户绝继承法相当周密，体现了财产私权不断扩大和宗法关系逐渐淡化的趋势。
杨芹《宋代流刑考》(《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以沙门岛为主要例证考察了宋代流刑的流放地、流人押送与管理等具体情况。
赵旭《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了在国法和家法双重压力的民间诉讼的发展所受到的重重限制。
军事。
程龙《论北宋对夏作战中的引兵就粮》(《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宋就粮兵原驻地与就粮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分析了就粮措施的实施与战争形势之问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