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李全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
本年度的宋史研究论著从数量上看，可谓丰富。关于宋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近50种，论文800多篇。本年度宋史研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全集共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以及论文等224篇。其他主要著作有：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柳立言《宋代法律与妇女》(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再出两种：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和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论文集主要有：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葛金芳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大出版社)，孙猛《郡斋读书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燕永成《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编《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勇先、毛丽娅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俞定启、乔卫平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北宋南宋)》(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等编《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等等。
以下仅就本年度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论文略作综述，绝大多数过于专业的文学、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的论著从略。限于篇幅、学识与信息的不足，难免遗漏，请方家指正。
一、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说”自提出以来，经历了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和修正，其内涵较之最初已经有所不同，作为一种范式，它已经成为学界对话的平台，一直在推动着学界对于唐宋史以及宋元明历史变革的探讨。本年度研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应该是唐史学者与宋史学者在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研究合作与对话。先是年初《文史哲》杂志第1期组织的有唐、宋史学者参加的“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后来是年底出版的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
“笔谈”包括文章四篇。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对宋朝的“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并不存在从兼并到“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变化。林文勋《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强调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促成唐宋变革的作用。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论述了制度变迁与唐宋社会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谢元鲁《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提出唐宋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而政治制度则相反，唐宋之际的统治集团在政治领域的平等趋势，终于向宋元以后的君主集权高效率专制体制转化。
《唐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共收有24篇学术论文和7篇相关书评。其中张广达先生的6万字长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站在很高的学术立场上，以其国际性的视野，对于“唐宋变革说”的来龙去脉和内藤假说对中国历史各方面研究的影响从学理上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精到的分析，是清理百年来唐宋变革说学术史的总结之作。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则对美国宋史学界基于对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的修正而提出的、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唐宋转型说(郝-韩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专题论文中有8篇是唐宋并举的通贯性研究。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以《政要》、《宝训》类著述为切入点，比较了唐宋时期阐发“祖宗故事”的方式，讨论了唐宋君臣逐渐将保守“祖宗基业”推向自觉的过程。吴丽娱《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讨论了中古国家礼仪新秩序的构建。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讨论了从
唐到宋“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以及新神明体系的逐步形成。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从唐宋传奇与话本所反映的地理空间变迁入手，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模式的关键性变革。孟宪实《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则通过敦煌数据，讨论了对于地方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结社。黄正建《关于唐宋时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问题》探寻了崔府君信仰发展过程中两条线索，讨论了混合有地方神和地府神双重因素的崔府君地位抬升与下降的演变轨迹。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探讨了枢密院在唐、五代、北宋前期的职能演变及其长官人选从宦官到文吏、文臣的变化过程。刘新光《唐宋江南地域空间的分化与整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他以“唐宋”为题的文章尚有30多篇，涉及到唐宋经济、制度、宗教、风俗等多个方面。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第4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了畲田的相关问题及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宋军风《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石油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唐宋商人通婚的变化。熊海英《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复旦学报》第6期)论述了从唐代经北宋到南宋，中秋节从无到有，从文人行为到大众化节日的过程。
二、政治史
政治事件。王曾瑜《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陷落过程和原因，批评了宋朝统治集团能力的不足和政策的失误。王晓薇《北宋嘉祐治平时期的政治改革》(《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讨论了北宋中期的各种改革主张，认为其中只有王安石的主张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何平立《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学术月刊》第2期)认为真宗东封西祀的活动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符海朝《南宋楚州知州与山东忠义关系之辨析》(《殷都学刊》第3期)探讨了六任楚州知州在山东忠义问题上采取的种种措施，分析了南宋在山东忠义关系上失控的根本原因。
政治文化。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第7期)通过对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等有关文治的话语分析，揭示出话语阐释同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指出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第5期)指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的演变对
促成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一消解过程的解读，使我们看到唐宋变革的很多侧面。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ll卷)则着眼于宋代的政治秩序理念，通过五代史观的流变，观察史学观念、正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动态衍化。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文史哲》第4期)略述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天象对宋代文化政治的影响以及两宋对此天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解读，显示星占解读与文化政治变迁之间的互动。曹家齐《“爱元祜”与“遵嘉祜”——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第11期)认为宋高宗“爱元祜”背后实为“遵嘉祜”。这种所谓盛世楷模的束缚，使赵宋的后继者们屡失变革的机会。朱丹琼、范立舟《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以宋孝宗、韩侂胄为例》(《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南宋在追求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这种政治目的过程中所显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基本性格及其对宋孝宗“内修政理”和韩侂胄“恢复故疆”的制约。
制度。张邦炜、杜桂英《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四川I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宋初期的都部署主要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宋初的统兵体制应概括为“枢密院一三衙一都部署体制”。林煌达《宋代州衙录事参军》(《唐研究》第11卷)从编制、来源、职责、俸禄、转任、奖惩等方面探讨了州衙录事参军。范学辉《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史学集刊》第2期)讨论了北宋时期制衡三衙的种种措施；《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文史哲》第3期)逐朝分析了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变化，指出北宋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范立舟、蒋启俊《两宋赦免制度新探》(《暨南学报》第1期)
认为两宋时赦宥发展为常制，它在缓和两宋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危害。刘斌《宋代六部架阁官制度》(《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六部架阁官制度的显著特征是精英化与馆阁化，它提高了行政效率，防止了胥吏乱政，又培养了大量人才。游彪《宋代邸报的“禁区”及其官员与邸报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论述了邸报内容的诸多“禁区”以及邸报同官员之间的密切联系。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第4期)借鉴行政学中的“分离制”与“完整制”的概念解释了宋代地方行政组织体制的变迁及其政治意义；《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分析了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的财政职能及其对地方行政事务的参与，认为由于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而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
法制。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ll卷)概括了宋代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追踪了在南方与北方、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差异与互动中，保障中产之家利益的法律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魏天安
《宋代的户绝继承法》(《中州学刊》第3期)认为宋代户绝继承法相当周密，体现了财产私权不断扩大和宗法关系逐渐淡化的趋势。杨芹《宋代流刑考》(《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以沙门岛为主要例证考察了宋代流刑的流放地、流人押送与管理等具体情况。赵旭《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了在国法和家法双重压力的民间诉讼的发展所受到的重重限制。
军事。程龙《论北宋对夏作战中的引兵就粮》(《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宋就粮兵原驻地与就粮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分析了就粮措施的实施与战争形势之问的相互影响。何锋《12世纪南宋沿海地区舰船数量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考察了从北宋末年到12世纪60年代政府拥有的舰船数量的变化，指出孝宗在海军建设方面存在失误。
民族与周边。李锡厚《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州学刊》第5期)从迁徙杂居、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三个方面论述了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吴晓萍《宋代国信所考论》(《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
考察了两宋时期外交事务管理部门国信所的设置及其作用。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中州学刊》第6期)认为“国信使俗称泛使”的传统解释不准确并分析了宋辽交聘过程中的双方策略。刘秋根、王慧杰《论宋朝遣辽使节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提出宋朝遣往辽国的使节具有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并分析了这一特征出现的原因。郑琪《浅议两宋时期中越之间的战事》(《河南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两宋时期中越之间战争的三种形式及其主要特征。
陈旭《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中国史研究》第1 )从走私的地点、走私者、走私的商品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认为走私的主要的原因是西夏经济不发达。刘复生《宋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宋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较为温和的开拓政策，并分析了其土地赋税政策和田土交易政策。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随着唐宋时期内地对西南与岭南地区地理考察与地情知识的增多，对该地区“荒蛮”印象和“蛮夷”文化的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谢重光《温床与中枢：南宋与明中叶赣南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分析了南宋时期的汀赣两州对孕育客家民系的温床作用。杨蕤《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探》(《民族研究》第4期)分析了党项内附后对宋夏沿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三、经济史
总论。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l期)认为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已启动，未成正果的原因是缺乏近代宪政秩序和法制框架的支撑。
财政。黄纯艳《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宋代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李晓《宋朝政府购买的拨款系统研究》(《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内藏和朝廷封桩系统的出现是造成政府购买活动中拖欠货款甚至巧取豪夺等弊端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李晓、姜雪燕《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方式》(《史学月刊》l 期)指出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表现出了实物调运的“轻赍”化，便钱汇兑和异地结算的信用化，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的本地化等趋势性特点。
农业。曾雄生《析宋代“稻麦二熟”说》(《历史研究》第1期)用翔实的资料重新检讨了宋代的“稻麦二熟”说，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历史原因，稻麦复种在宋代的发展有限，并不普遍。稻麦二熟，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稻麦在同一块田地中轮作复种的结果，而是因地制宜，异地而植，宜稻则稻，宜麦则麦的产物。
田制。杨际平《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重申宋史研究学者对土地集中程度的估计太高，认为北宋时期土地分散的作用力大于土地集中的作用力。陈明光《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文史哲》第l期)从唐宋比较的角度，阐述宋代逃田产权制度的特点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演变、弊端和原因。魏天安《宋代官田鬻卖规模考实》(《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被鬻卖的主要是原为民田的没官田，且规模不大，而学田、职田、屯营田以及沙田等官水利田仍在扩展，其规模远大于所卖官田。
人口。程民生《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史学集刊》第1期)认为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是宋以来北方社会经济落后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吴锡标《南宋浙西地区市镇类型及人口规模探析》(《社会科学》第4期)估算南宋中期前后浙西地区的市镇人口总量有近9万户，逐渐呈现出类似经济都市的特征。李华瑞《论宋代乡村客户的流动》(《唐研究》第11卷)勾勒了从五代至南宋乡村客户社会地位的变动曲线，分析了其群体结构性流动的规模和程度。
赋役。刁培俊《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中国史研究》第1期)、《分工与合作：两宋乡役职责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两文考察了两宋乡役人数的变化和主要职责，探讨了两宋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倾向。
区域经济。李清凌《宋朝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l 期)论述了宋代西北的民间与官方的农业开发和以茶马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开发，指出这种开发与前代一样，都是以军需供应为目标的军事动力型开发。王赛时《宋
金元时期山东盐业的生产与开发》(《盐业史研究》第4期)从产业规模、从业人员、盐场制度、制盐技术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发展。罗雄飞《宋代汀、赣诸州私盐问题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汀、赣诸州的私盐贩集“贩”、“盗”于一身，其走私具有大众化、武装化、长期化的特点，是食盐专卖政策和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的产物。杨果、陈曦《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江汉考古》第3期)依据考古资料，考察了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与特点。沈慧《略论宋代湖州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l期)论述了两宋时期湖州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的种种表现。李瑾明《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性与米谷供求情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讨论了各自区域内部的米谷供求问题。吴锡标、陈国灿《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形态探析》(《江海学刊》第4期)认为江南城市已由单纯的商品消费地转变为集生产、流通、消费于一体的商品经济中心。陈国灿、陈剑峰《南宋两浙地区农村家庭经济探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南宋两浙地区的农村家庭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农副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专业户，家庭副业普遍向“兼业”形态转变，反映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朝着市场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工商业。游彪《宋代商业民俗论纲——以城市餐饮业为中心的透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宋代城市餐饮业的经营方式和习俗。王菱菱《从铁钱铁兵器胆铜的生产看宋政府对铁需求的增长》(《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由于受到国家货币、军备政策和胆铜法生产的影响，宋代在铁钱等三个方面的用铁量大增，从而推动宋代铁矿业发展。
四、社会史
家族。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以宋代为中心的观察》(《唐研究》第11卷)以宋代为中心，观察科举社会新竞争环境下家族发展的途径及其转变，讨论家族兴衰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基层社会。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第4期)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指出士人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刁培俊《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河北学刊》第2期)则论述了乡村富民在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梁建国《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南都学坛》第3期)提出熙宁变法之后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组织的都保，依人户而划分，实施行政上的管理，日渐具备乡村区划的功能，它同原来的定方位、籍贯的乡并存。
礼俗宗教。刘黎明《宋代民间“人祭”之风与密宗的尸身法术》(《四川I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杀人祭鬼与密宗信仰的关系，说明“人祭”这种古老的野蛮信仰在宋代确实再度兴起。方燕《巫术与人生礼俗——以宋代为例》(《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尽管巫术掺杂了许多有悖礼制、荒谬和非理性的成分，却作为习俗融进了日常生活。皮庆生《宋人的正祀、淫祀观》(《东岳论丛》第4期)指出在正、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杨建宏《略论宋代淫祀政策》(《贵州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宋代基层社会淫祀流行，具有对地方进行控制的黑社会性质，宋代政府对之一般采取打击与合法化两手策略。俞黎媛《张圣君信仰与两宋福建民间造神运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宋代福建张圣君信仰及其传说中的文人化色彩及其亦巫亦道亦佛的原初信仰特征。游彪《“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提出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与民间丧葬之“俗”共生共存，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秦大树《宋代丧葬习俗的变革及其社会意义》(《唐研究》第11卷)根据考古材料，比较了唐宋时期的丧葬制度与习俗，指出了诸多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密切关联。
林悟殊《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批评了有关摩尼教入华路线说法中的非学术倾向，论证宋元时期福建滨海地域流行的明教是由陆上传人的唐代摩尼教华化变异而来，并非海路输入。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第3期)指出8世纪后期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不禁饮酒，从酒戒松弛这一个特定角度着眼，揭示敦煌佛教的世俗化性质。
社会管理与控制。李瑾明《宋代社会救济制度的运作和国家权力——以居养院制的变迁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3期)考察宋代贫民收养设施的具体情况，认为大部分居养院的财政基础脆弱，无法提供长期维持所需要的财源，其盛衰与社会情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张文《社区慈善：两宋民间慈善活动的空间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指出两宋民间慈善活动的空间结构特征呈现出两种不同类型：主要面向“熟人”的乡村社区慈善与主要面向“陌生人”的城市社区慈善。前者有开放性特征，后者具有封闭性特征。杨世利《宋朝以工代赈述论》(《中州学刊》第3期)论述了工赈的组织、工赈救济的对象以及工赈所兴之役和经费主要来源。石涛《北宋地方灾害评估系统》(《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从灾害学的角度，论述北宋时地方灾害评估体系，勾勒出这一体系的运作流程并探讨其效果。杨建宏《论宋代家训家范与民间社会控制》(《船山学刊》第1期)论述了家训家范如何突破家族的范围与国家的“王法”相表里加强国家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文人治生。徐永斌《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认为成名文人治生的手段主要是卖文或撰写碑铭，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特点；下层文人则治生手段更加多样。费君清《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文学遗产》第6期)指出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和经济来源主要有干谒权贵；亲友周济；出卖诗文字画；教书授徒，代人撰述等四种。
其他。李健秋《女祸观念影响下的市民叙事——论宋元话本中的烟粉灵怪故事》(《学术交流》第7期)认为在宋元话本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的以妖魔鬼魅为主要内容的烟粉灵怪故事，实际上是流传于市井的寓言，是笼罩在女祸观念下的功利性的市井叙事。李瑞《北宋东京公共娱乐空间形态分析》(《南都学坛》第6期)分析了东京公共娱乐空间要素的表现特点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东京公共娱乐空间与都城空间形态的三种表现关系。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征引了大量文集、笔记中的资料，介绍和论述了辽宋西夏金时期的避讳、称谓和排行的情况和特点。
五、文化史
文化。孔学《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述论》(《河南大学学报》第6期)
叙述了宋朝书籍和文章之禁的范围和书籍审查制度的建立，指出禁令和禁书的标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邓建鹏《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环球法律评论》第1期)认为宋代产生了比较完整的版权意识与观念，但宋代的版权形态仅仅表现为某些营利出版商的版权利益主张与个别地方官府
偶尔、零散的行政庇护相结合，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催生出版权法或知识产权制度。魏华仙《宋代纸消费特点初探》(《文史杂志》第2期)认为宋代纸的消费有重轻巧、长幅和废旧纸的利用三个特点。
思想。徐规、杨天保《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提出“王学”有原生形态的“金陵之学”、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范立舟《论两宋理学家的政治理想》(《政治学研究》第l期)认为两宋理学家的政治理想最能体现儒家主流政治哲学的特质，它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其目标的完美性阻碍了理学家对实际问题的认知与处理。
科举与教育。[日]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将科举区域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维持不变型和递增型三种类型，指出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是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即“庆元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王德毅《宋代的科举与士风》(《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对士风的不利影响。祝尚书《论宋代科举时文的程式化》(《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论述了宋代主要科举时文诗赋、策论、经义的程式化过程以及程式化的弊端和影响；《宋代科举与理学——兼论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分四个时期勾勒了理学在南宋初开始介入科举考试的过程及其对时文写作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周扬波《宋代科举会社》(《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主要分析了科举经济互助会社中的义约。龚延明、何平曼《宋代“殿试不黜落”考》(《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考察了宋代殿试中杂犯的黜落情况及其对明清科举制度的影响。祖慧，周佳《关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考察宋代童子科的起始时间、年龄标准、合格童子日后发展情况和童子科在宋代社会的影响。张雪红《论宋代提举学事司的创制与其在教育传播中的督导功能》(《河南大学学报》第6期)提出崇宁二年在地方诸路创制提举学事司是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史上设立最早的专管州县教育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在宋代已萌芽。邓洪波《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船山学刊》第2期)，认为南宋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趋势，促成了湖湘学派的出现，构建了湖湘学统，它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形成。《湖南大学学报》第6期有三篇讨论宋代书院的文章：贾志扬、潘海桃《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李兵、袁建辉《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田浩、黄梓根《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文献与史学。王曾瑜《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四川I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的《三言》、《二拍》在宋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及其局限。曹刚华《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论述了宋代佛教史籍对于唐五代佛教史
和唐代世俗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陈光崇《南宋史家洪迈及其亲友轶事辑》(《史学史研究》第2期)
文物与考古。李合群《北宋东京内城里坊布局初探》(《中原文物》第3期)考证了北宋东京内城4厢46坊中21坊的相对位置，认为宋皇城南御街两侧中央衙署的规划，开启了明清时期北京“千步廊”两侧为中央六部的先河。同氏《北宋东京汴河东水门考》(《华夏考古》第3期)考证了汴河东水门的结构与布局，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即为东水门组成部分之一的上善门。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考察了该经卷首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星图，指出它上承唐写本星图，下启宣化辽墓星图，是中西两大星宫体系交流的重要物证。陈杰《从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看宋金时期的儿童活动——兼谈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的风格特点》(《四川文物》第5期)从磁州窑彩绘婴戏纹的典型题材入手，分析了儿童们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揭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尚。
六、研究回顾
本年度的综述类文章主要有：李华瑞《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增刊)，曲鸣丽《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李华瑞《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董萍《近二十年来宋夏金时期西北经济史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付海妮《近十余年来宋代女性史研究探述》(《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真锅多嘉子《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第8期)，王艳(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婚俗研究综述》(《民俗研究》第1期)，熊燕军《20年来大陆宋代租佃制研究综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岸本美绪撰、栾成显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期)，朱海《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发展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7期)。
总的来说本年度的宋史研究，成绩还算可观。除了在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外，专题史研究在新方法的运用和新议题的开拓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成绩。尤其表现在政治文化、区域经济和基层社会的人群、管理与控制以及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上。实际上有很多论题是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经济史、社会史的框架所难以涵盖的，他们往往是多视角、多种方法或者多种学科交叉综合影响下的产物。
从选题的时段和研究队伍上看还可以大致获得如下的印象：一是变革视野下的唐宋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真正能够做到贯通唐宋的研究并不太多，主要表现在对“唐宋之际”研究的不足上。从晚唐到北宋初，这个阶段有将近一个世纪，理应得到唐史学者和宋史学者双方的重视。本年度的研究中以唐宋为研究时段而真正能够将这个阶段纳入视野的文章不足l0篇。二是在题目上，将整个两宋作为自己的研究时段的文章最多，其中以“两宋”、“宋朝”、“宋代”作为文章标题的文章超过300篇，而“北宋”100多篇，“南宋”80多篇，从数量上看，北宋史的研究与南宋史的研究几乎持平。实际上通论两宋的文章中，有开拓性的论题还是不多。相当数量的文章选题重复、或大而无当；内容拼凑，多泛泛而论，有叙述而无研究；观点陈旧，少精辟见解。再者很多研究其实仍只是以北宋或者南宋为主的研究。两宋之间的差异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不宜等同视之，以偏盖全。三是在研究队伍上，随着朝代研究框架的摆脱和学科交叉的影响，原先较为固定的断代史研究圈子也发生了变化，一些通常不被看作是宋史研究圈子的学者开始涉足宋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内容和角度对于学科间的融会沟通都非常有利。另一方面，在校学生构成了宋史研究领域中庞大的流动研究群体，每年都有相当一批论著出自这一群体，其中固然不乏很好的作者与选题，然而更多的还是平平之作。
《宋史》研究参考书
宋史研究参考书目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人民出版社1997年 本书于1951年初版，以后三次增订。作者认为：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反驳自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对王安石的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使一个政治改革家的本来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是一本关于王安石的个人传记，更是反映北宋熙丰改革史事的实录。 本书作者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生前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 本书是在1944年的《岳飞》和1955年的《岳飞传》基础上，再次修改而成的。本书勾画出了岳飞生活的时代轮廓，描绘了岳飞一生所建立的事功，他的形象和丰采，思想和情操，并对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做出公允的评价。该书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是一部两宋之际的政治史、军事史，是一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史。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社1998年本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深入考察了辽、宋、西夏、金时期社会生的方方面面，内
容涵盖饮食、服饰、居室、交通、妇女、婚姻、生育、丧葬、社会交谊、宗教信仰、鬼神崇拜、巫卜、文体娱乐、医疗保健、称谓、排行、避讳、押字、刺字纹身、休假、语言文字、家族、节日等，是目前本领域最为重要的专著。 本书作者朱瑞熙，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复生、蔡崇榜，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书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除介绍宋代各项制度外，着重在阐述其运行机制和特点；同时，首次论述宋代的中央决策体制，探讨中央决策机构和决策的依据，信息传递渠道，决策和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序、方式，决策的特点与效应等。这是目前最为全面地阐述宋代国家制度史的著作。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 本书依据丰富的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济思想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来认识地方社会，在明代卫所的研究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沿边、沿海都司卫所相比内地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理特征，它们的沿革演变直接反映出明代的边防建设、民族政策，甚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升降。在内地，都司卫所虽然与州县相错，然而它们分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管理系统，各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研究明代制度、社会经济乃至清前期地方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州县赋役制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卫所的因素在明清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键词：都司卫所地方史研究综述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明代卫所治土辖民的特征，并依据其田土分布特点将之区分为“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1]。在此基础上，顾诚先生提出明代疆土是由两大行政和军事系统管理的观点[2]。而周振鹤先生、郭红等人则先后提出、发展和完善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3]。以上看法的提出无不基于明代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不仅承担着边防职能，而且在这种组织方式下管理地方，具有某些行政区划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明代都司卫所的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它在明代乃至清代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试图从地方史的角度对相关卫所及其变迁的研究作一次初步的爬梳。兹以辽东、西北、西南、沿海、内地为序分别叙述之。 一、东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 辽东地区最先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都司卫所沿革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形成一个热潮，体现在学界对辽东问题的关注上，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学术态势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形势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明清嬗替，满洲兴起的历史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融入当时的民族主义背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激起了学界对东北史地研究的热情。还有，以孟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东北史地和满洲开国史的研究也为这一时期继续研究东北史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这样，人们对明代卫所研究的视域最早聚焦在东北地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早期研究辽东地区卫所的主要都集中在卫所以及都司的沿革考释上。张维华的《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禹贡》1934年4月，1卷4期）和《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禹贡》1934年6月，1卷7期）、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禹贡》1934年9月，2卷2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努尔干都司考》（《燕京学报》1947年12月第3期）是较早的专篇论文。 建国以来研究辽东地区的都司卫所的研究不但深化，一方面继续考据卫所的基本沿革情况，另一方面更加侧重于卫所制度的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民族关系，注意把明、女真、朝鲜三边的关系联合起来考察，把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从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辽东地区的卫所，如杨旸《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1期），杨旸、吕昆《明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及东海滨地区的卫所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陈福林、杨旸《明朝对葛林卫的管辖》（《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徐建竹《明代建州卫新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论建州左卫的建立与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83年1期），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徐桂荣、刘正堃《明代辽东都司诸卫辖所考》（《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考证出辽东军卫未必辖制5个所，推翻了明代一卫辖五所的一般说法。张世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期）对辽东二十五卫的建置作了详细地考证。研究辽东地区军屯、军户等与卫所制度相关的论著逐渐
考研择校：中国古代史宋史方向学校分析
考研择校：中国古代史宋史方向学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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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择校：中国古代史宋史方向学校分析 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此到建国的那段时期，大致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期。张荫麟、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等人是宋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９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到１979年，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的研究中,总体上而言是较为落后的。从19８0年开始，宋史研究快速发展，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至今仍有许多领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严耕望先生在其名著《治史三书》里谈到，宋史是青年史学研究者可大展拳脚的园地。《治史三书》作于七十年代，三四十年过去了，虽然宋史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但是严耕望先生的话在今天大致是不差的。 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方向的学术机构，最大的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研究会秘书处现在挂靠河北大学;另有２０１0年刚成立的岭南宋史研究会，其秘书处挂靠暨南大学。 本文主要介绍现在招收宋史研究生的院校及导师的情况,稍带介绍该校宋史研究早前的 发展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所介绍的导师,大部分是古代史专业宋史方向的导师,但也有部分导师主攻宋史，不在古代史专业招生，而在别的专业招生，如在历史文献学或专门史等招生。某学者若是硕导,都会加以说明，若没有说明则默认是博导。下面介绍宋史院校的分布。 1.北京大学 北大的宋史研究由邓广铭先生开创,他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创会会长。今天北大历史系治宋史的学者有邓小南(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宋史研究会现任会长)、张希清(近几年已没招硕士）、赵冬梅（硕导）、刘浦江(专攻辽金史兼及宋史）。北大的宋史研究主要做政治文化史、政治制度史。 2．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宋史的学者有包伟民、李全德、皮庆生。包伟民,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曾在浙大历史系任教多年,20０9年秋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旋即任人大20１0年成立的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包伟民学术专长在于宋代社会经济史。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硕士期间师从徐规先生，后北上北京大学,投入邓广铭先生门下攻读宋史获博士学位。李全德,师从邓小南,宋史方向的硕导，主要研究宋代政治史；皮庆生应该有带硕士（存疑)，研究方向为宋代民间信仰、礼制和文献学。 3.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宋史的学者有游彪。游彪是河北大学的硕士，师从漆侠先生；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师从王曾瑜先生。1９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日本
鲁迅作品教学 文献综述
“鲁迅作品与语文教材”的文献综述 聊城大学文学院2013级教育硕士王伟 新课程改革之后，在一个《课程标准》的前提下，语文教材开始多元化，各地编写的语文教材在选文上的自主性加大，鲁迅的“进”与“出”就成了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些人很偏激地认为应该把鲁迅“请出”语文教材，这是因为他们自身肤浅地误读了鲁迅。一些人很坚决地主张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霸主”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对鲁迅精神的深刻理解与膜拜。我觉得应该理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在超星发现和中国知网上学习了2001年至2013年的有关“鲁迅作品与语文教材”方面的论文，按照“篇名”“核心期刊”“精确”的标准检索，分别检索到实际相关的论文970篇和23篇，下载了87篇,选取了我个人认为有代表性的论文12篇，作者包括专家学者教授、教育部门领导、一线教师，目的是既能学习语文课程标准的理论研究的前沿，又学习语文课程标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可取之处、需要整改之处、有待商讨之处，以做到把有关语文课程标准理论与实践放在一起来进行学习，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通过学习，我从三个方面为2001年至2013年有关“鲁迅作品与语文教材”做一下文献综述。敬请老师的批评指正！老师，您的一个字也许就是开启我封闭落后心灵的一把钥匙，也许就是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烛。所以，我更愿意接受您的批评…… 一、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的变迁 代表性文章有王平.邓越的《鲁迅作品在中语文课本中的变迁》，尹奇岭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存续”与“删减”之争》，温儒敏的《语文课并没有“鲁迅大撤退”》。 （一）《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变迁》 开篇对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做了高度的评价和概括。全文共分为两大部分对问题进行阐释。 1.选文变迁是教育思想和价值观。这一部分剖析了鲁迅语文教材作品在每一个时期的变化，详尽有序。即民国：推广白话文的先锋——建国初：民族新文化的风向标——“文革”：被神圣化的政治工具——改革开放：“人间鲁迅”形象的还原——新世纪：多元化语境的回归。一语中的，恰切到位，把鲁迅作品在语文教科书中的作用、地位完整地展现于此。这一过程也就是“神化的鲁迅”到“本色的鲁迅”的过渡，从过度关注人的社会性到关注个体生命本身的存在。这个过程注定是曲折的，尽管是曲折的，毕竟我们认识到了。 2.文章重点解读的是第五个时期，即新世纪：多元化语境的回归。文章引用了人教版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温儒敏教授发表文章中的话作了说明：“总课量少了，课文总篇数也相应要减少。就是说，鲁迅篇目在必修课中的减少，是由于课程结构变化与整个课时减少决定的。”从编者的角度再次阐述鲁迅作品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依然屹立于语文教材之中，先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已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心中，成为经典。在这里，文章严肃地指出了鲁迅作品不能被语文教材删除的根本原因：“鲁迅所思考过、焦虑过的问题，也正如一个个幽灵，依然徘徊在新世纪的天空。虽然‘匡正时弊，重铸民魂’的传统不同程度被一些人漠视淡忘，但鲁迅精神不会过时也不会撤退，它早已融进了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血脉，它所具有的意义生长点，使其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真正成为中国人的脊梁。” （二）尹奇岭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存续”与“删减”之争》
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文献综述
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文献综述
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文献综述 关于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自灭亡的那一刻起，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一个朝代的灭亡原因总是多方面的，但也是有主要和次要之分。现在的高中教科书上将其简单的归为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以及天灾等原因，这虽然是比较笼统说的，但也是最主要的，但是对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其事件本质和深层次原因，并理清整个事件的脉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要纵观各家的观点，进行比较探讨，才会有真正所得。 明朝灭亡的原因的探讨和相关的研究是多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内部原因 1、政治体制。明灭元之后采取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张薇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这种制度已经暴露了弊端，到明末越来越清晰，以致最后全部显露出来，等于机器的运转已经不正常，最终导致了全面的崩溃。但她还认为这种危机是可以调节的，不过到了末期，在加上各种天灾人祸，就无法挽回了。董倩在对明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做研究的时候，认为“明政府希望通过考满之法，选出一批有实际经验、老成持重的官员来。但考满过于注重资格，使一批年轻有为之士疲于熬资力而无法到重要岗位上去施展才能，发挥作用。”以致后来朝中没有可用之材的局面。万明认为，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已经显露了明朝政治体制的缺点，也预示着明王朝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 2、军事策略的失误。万明认为，在援朝战争中，明朝将辽东的兵力大部分都抽到了朝鲜，投入了援朝之战，使女真族乘机发展，势力越来越大，到最后不可控制，而遭其祸。崇祯在危乱之际，还杀害忠良和守边大将的行为，造成最后“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也算是军事上的失误，这里就不加叙述。 3、宦官的原因。宦官对历朝以来影响是很大的，冷东先生在《也谈崇祯年间的宦官》中认为宦官参政的主要作用，就是败坏军政，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还认为宦官作为一种制度在历史上重未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周晓光却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明末的宦官制度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在《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一文中结论说：“崇祯年间宦官参与政事，作为一种制度，具有监督官员和强化官僚机构的作用。”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面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到明末时期，这种斗争并没有随着国家的危机而终止，一直到明朝灭亡才算是结束。 4、前代的原因。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明朝亡与万历时期，黄松筠说崇祯承继了万历和天启两朝的弊端，回天无力。但他还认为是两大不幸造成了崇祯的悲剧命运，还有一个就是遇到了皇太极这样的强手。万明女士也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在前朝就种下了祸根。 二、外部原因 1、内忧。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彭安玉认为，朝代更替的原因很多，但农民的压力是主导原因。他还举例说明了农民负担轻时，则社会繁荣，农民负担过于重时，则天下难安。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所以农民起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因为是李自成攻灭了北京。 2、外患。明王朝与女真族的关系，本来是附属国的关系。在明初到明末，中央汉族政权给女真族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援助。栾凡从经济上阐释了女真族强大起来的原因，他说：“明代女真族的对内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包括与明朝政府、与辽东汉人、与朝鲜政府、与朝鲜百姓的贸易，女真内部的贸易以及通过明政府及商人做中介与江南丝织业的贸易等，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的贸易关系网。”阎立新从民族融合的角度阐述了女真族强大起来的原因，最后打垮了先进的明朝，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浙江省历年本科鲁迅研究试题及部分答案
浙江省2014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1.鲁迅哪部小说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A.《孔乙己》 B.《药》 C.《祝福》√ D.《狂人日记》 2.下列哪部作品收录于鲁迅《呐喊》小说集? A.《肥皂》√ B.《兔和猫》 C.《孤独者》 D.《为了忘却的纪念》 3.九斤老太是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A.《头发的故事》 B.《故乡》√ C.《风波》 D.《高老夫子》 4.鲁迅的两篇小说被称为代表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艺术最高水平的,其一《示众》,其二是 A.《祝福》 B.《示众》√ C.《孔乙己》 D.《阿 Q 正传》 5.《在酒楼上》把自己的生活道路概括为“像一只苍蝇饶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的是 A.方玄绰 B.陈士成 C.涓生√ D.吕纬甫 6.“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小说( )中子君喊出的宣言,也是人的觉醒的声音。 A.《幸福的家庭》√ B.《伤逝》 C.《肥皂》 D.《离婚》 7.下列哪部作品不属于《故事新编》? A.《补天》 B.《理水》√ C.《复仇》 D.《铸剑》 8. 中老女人的遭遇所象征、展示的是精神界战士与他所生活的世界———现实人间的真 实关系:带着极大的屈辱,竭诚奉献了一切,却被为之牺牲的年轻一代(甚至是天真的孩子), 以致整个社会无情地抛弃和放逐。 √A.《颓败线的颤动》 B.《死地》 C.《吃白相饭》 D.《算账》 9.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写于哪年? √A.1907 B.1908 C.1917 D.1919 10.“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选自哪个作品? A.《我之节烈观》√ B.《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C.《夜颂》 D.《导师》 二、双项选择题 ( 本大题共 5 小题 ,每小题 2 分 , 共 10 分 ) 11.下列哪些作品不属于《彷徨》? ？？ A.《示众》 B.《祝福》√ C.《孔乙己》 D.《在酒楼上》 E.《离婚》 12.鲁迅小说创作具有哪两个特点? √A.“表现的深切” B.“思想激进” C.再现性强 D.理想主义√ E.“格式的特别” 13.鲁迅在《孤独者》这篇小说里,始终突出的是两个感受。而且都是趋于极端的,一个是极端 的感,一个是极端的感。 √（类）A.异端 B.兴奋 C.希望√D.绝望 E.反抗 14.鲁迅的杂文创作坚持开展哪两个原则? √A.文明批评 B.常态批评√C.社会批评 D.常情批评 E.文学批评 15.以下哪些著作曾对《铸剑》中的故事作过类似的记载? √A.《搜神记》√ B.《春秋》 C.《汉书》 D.《列异传》 E.《史记》
宋史研究史料
宋史研究史料 《宋史》、《东都事略》 《宋史》元脱脱奉敕撰，496卷，至正五年（1345）成书，主要依据宋朝国史、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删削增补而成，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南宋后期尤疏略，向以粗疏芜杂著称，但保存史料丰富。 《宋史翼》40卷，清末陆心源以宋人文集、史书以及年谱、方志资料，辑补《宋史》未立传人物，补传781人（附传64人），可补《宋史》之不足。 《东都事略》130卷，南宋王称撰，纪传体北宋史，无志表，时称“信而有征”，少数史料为《宋史》所无或可纠《宋史》失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南宋李焘据国史、实录、家传、野记等修撰，淳熙十年（1183）成书，广征博引，考证异同，保存大量史料，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重编分卷，已佚徽宗、钦宗两朝以及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各一部分。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南宋杨仲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编撰，按朝各分事目，虽太祖、太宗、哲宗、徽宗四朝共佚8卷，另2卷亦残缺，仍保存了许多史料。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李心传撰，高宗一朝编年史，据国史、日历、文集、碑传等修撰，约于嘉定元年（1208）成书，保存了南宋初期及宋金战争史料。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南宋徐梦莘编撰，绍熙五年（1194）成书，具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料，全录或节录原文，尤为珍贵。 《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会要辑稿》宋代至宁宗朝历朝修撰会要皆已成书，久佚。清嘉庆时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出，后经多人整理未能完成。1936年据整理稿影印出版，为200册；1957年再缩版影印，为八大册。分为17门，门下分目收录大量诏令、法令、奏议，虽多有残缺，但保存了大量宋代典章制度史料。陈智超将本书整理时的复文或误作复文而被删落的遗文约八十万字，整理为《宋会要辑稿补编》，1988年影印出版，为一大册。 《文献通考》348卷，马端临编撰，元大德十一年（1307）成书，分为24门，门下分目，为典制通史，下迄南宋宁宗朝，对宋代典制记载尤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南宋李心传撰，分甲、乙两集，各20卷，甲集分13门，乙集分12门，体例类同会要，分类记载嘉定以前典制、事迹。南宋李攸《宋朝事实》20卷，记北宋典制，体例亦近会要。 《宋大诏令集》、《庆元条法事类》 《宋大诏令集》原为240卷，今存196卷，1962年中华书局校印出版。传宋绶后人于南宋初编辑。存17门，分类辑录北宋八朝（无钦宗朝）诏令3600余篇。 《庆元条法事类》存36卷，南宋谢深甫等奉诏编集，嘉泰二年（1202）编成，为当时现行法令汇编，也保留一些已不实行的北宋法令，存16门，门下分类，排列敕、令、格、式、申明，“申明”载有时间，自元佑七年（1092）
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_陈时龙
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 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07年的明史研究,在通俗历史读物的催动下,一时竟成“显学”。明史研究者在各个具体领域内默默耕耘,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明史研究专著约102部,论文约989篇。以下仅就笔者阅读所及,分而述之。不周之处,敬请同行谅解。 一、著 作 政治史方面,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科文献出版社)考察了嘉靖三年左顺门哭谏群臣的遭遇,进而检讨了大礼议之后的人事巨变对明代中后期政治伦理转向的影响。军事史方面,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逐一考察了明代军户的来源、形成、饷粮、组织管理、职业选择、后勤保障等问题。法制史方面,丁玉翠《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研究: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的考察》(中国法制出版社)对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的立法、刑责、裁量等问题作了阐述。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商会产生以前及之后的商事纠纷、商业诉讼以及商人对当官应值的额外负担的诉讼、商帮之间的商事纠纷及诉讼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社会史方面,周致元《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在概述明代以前及明代的荒政文献之余,对明代的救荒思想、备荒及救荒制度进行了探讨。另外,社会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中华书局)、王美英《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思想文化史方面著作较多,有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傅小凡《李贽哲学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马晓英《出位之思: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宁夏人民出版社)、邱春林《会通中西:晚明实学家王徵的设计与思想》(重庆大学出版社)、赵伟《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龚笃清《明代科举图鉴》(岳麓书社)等。民族关系方面,有伍莉《明清时期云南藏缅语诸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宗教史方面,有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外关系方面,有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历史地理方面,有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人物研究方面,有吴建华《明代经世儒臣丘》( 广东人民出版社)。资料整理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明清档案卷(明22008年第6中国史研究动态期
鲁迅研究现状
鲁迅研究现状 在当前市场经济繁荣，学术研究相对冷落的局面中，鲁迅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数量和质量上尚属可观。一批老的鲁迅研究专家坚守在阵地，更可喜的是一批青年学者进入鲁迅研究领域。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下，当前鲁迅研究的面有所扩大和深入，除了从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外，更从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语言学等等角度进行研究，对鲁迅的创作心理、个性心理、人格意识、文化心态、生命意识、情爱观、复仇观、趣味观等等进行探讨，力求写出作为普通人的鲁迅的复杂心态，特别是对过去较少触及的鲁迅的痛苦、忧患、孤独感、荒原感等作出阐述，使鲁迅的形象更趋向逼真和丰满。 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方面，当前多的是细读和重释，更重视对鲁迅文本的发掘。 在鲁迅与同时代人的研究方面也有所进展，对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雪峰、郁达夫、周作人、胡适、林语堂等人的研究中，从另一个视角切入了鲁迅研究，从不同方面作了丰富和补充。近来除了研究鲁迅与一些著名人士的关系外，还扩大和深入到鲁迅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间的交往。 在鲁迅研究史料方面，也有新的发现。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２０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有两首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七绝，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鲁迅８０诞辰而作（写于１９６１年）。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评价早已公之于世，但从未见到诗作。另一个重要史料的发现是：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重见天日。它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鲁迅茅盾研究中的重要历史文献。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新华社电讯宣布，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７日出版的油印《斗争》（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第９５期上，发现了鲁迅茅盾贺信的全文，贺信全文的发表，也纠正了以前流传中的谬误。 对鲁迅藏品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鲁迅遗留下的手稿、书稿、藏书、拓片、画像、木刻、印章、艺术品等等，都是宝贵的文物，对这些珍品进行整理、研究、出版，也是刻不容缓的事，这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海外鲁迅研究有了明显变化，过去由于政治偏见引起的对鲁迅的误解在逐渐化解。 当前鲁迅研究领域中有一些引起争议、形成新闻热点的问题。一位逝世已经６０年之久的作家，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远去而淡化，相反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是鲁迅的魅力所在。
唐宋史研究生参考书目
古籍：《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资治通鉴·隋唐纪》《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唐六典》《唐律疏议》《宋刑统》《贞观政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东都事略》《唐会要》《宋会要辑稿》《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宋朝诸臣奏议》 《宋史纪事本末》《文献通考》《通典》《玉海》《册府元龟》唐宋史料笔记唐宋人文集等等 专著：《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二十世纪唐研究》，胡戟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方建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金明馆丛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 《隋唐史》，岑仲勉，中华书局1982年版 《隋唐五代史》，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宋史》，陈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简明宋史》包伟民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余英时，三联书店2004年版 《隋唐社会生活史》，李斌城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郑学檬，岳麓书社2003年版 《宋代经济史》，漆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漆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朱瑞熙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剑桥中国隋唐史》[英]崔瑞德编（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吴宗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唐代礼制研究》，任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唐史史料学》，黄永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小南，三联书店2006年。 《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伊沛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期刊：《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史学月刊》《唐研究》《文史》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宋辽金元史） 网络：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网博士、硕士论文库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安徽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及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成功地削除了明初的藩王势力，并通过设置内阁，任用宦官，设立东厂等，继续强化君主专制。他为了安定北方边陲，曾多次亲征，并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他还改变明初的闭关政策，多次派郑和等使臣出使海外诸国。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努力，到了洪熙、宣德时，明朝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李全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 本年度的宋史研究论著从数量上看，可谓丰富。关于宋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近50种，论文800多篇。本年度宋史研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全集共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以及论文等224篇。其他主要著作有：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柳立言《宋代法律与妇女》(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再出两种：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和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论文集主要有：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葛金芳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此外还有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大出版社)，孙猛《郡斋读书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燕永成《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编《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勇先、毛丽娅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俞定启、乔卫平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北宋南宋)》(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等编《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等等。
近十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综述_一_
〔收稿日期〕1999-05-15 〔作者简介〕易木(1942-),男,河北玉田人,研究员、文学硕士,主要从事鲁迅研究。 *此文是笔者撰写的《近十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综述》第四部分,第一、二部分已在《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3、4期发表,题中“外国”指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美国。 【学术史论】 近十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综述 易 木1 姜英东2 (1.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1;2.辽阳市文化局,辽宁辽阳111001) 〔关键词〕鲁迅;比较研究;文化 〔摘 要〕近十年来,学术界对鲁迅与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诸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研究重心由以往的与俄苏比较向与英、德比较转移,由与古典比较向与英、德比较转移,由与古典作家的比较向与现代作家的比较转移,由具体文本比较向作家整体精神世界和个性特征比较转移,研究主体则由中老年学者向中青年学者转移。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1-0123-07 1 近十年鲁迅与法国文化的比较研究,较之鲁迅与英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明显薄弱,且仍主要局限 于鲁迅与波德莱尔的研究。张挺的《波特莱 尔及其〈恶之花〉与鲁迅及其〈野草〉之比较观》 较有特点:将两位作家的生平遭遇、情感历程亦引入文中进行比较,清晰地揭示出两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触及了比较研究更高层次的命题——文学发展规律的问题。李铁军的《惨白与忧郁:在废弛的地狱边沿——〈野草〉与〈巴黎的忧郁〉比较研究》 提出,鲁迅与波德莱尔在相同的“艺术感应期”内,有着相同的创作倾向,但却显示出不同的艺术个性:一个从废弛的地狱边沿走出,一个却永远留在了那里。对于具体作品的比较分析亦较细致。黄乔生的 《鲁迅、波德莱尔及世纪病》 通过鲁迅收藏的波德莱尔著作(日、德文版)与鲁迅作品的比较,考察了鲁迅所受波氏之影响,认为两者都并不只是考虑个人,更关心全体,探究病因及治疗之法,只要还有人受着痛 苦的折磨,他们心里也就不可能不感受着“人间苦”。此文是较为标准的影响研究论文:重史料的勾稽探寻,以明影响发生的轨迹,又重视作品内容的“类似再现”。 马为民《罗曼?罗兰与〈阿Q 正传〉及 其他》!披露了罗曼?罗兰写给《欧洲》负 责人建议发表《阿Q 正传》法文译文的信 的全文,介绍了这封信的发现经过,以及法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文中说,法国鲁迅研究专家米歇尔?鲁阿夫人领导的鲁迅研究小组同我国复旦大学合作,拟用十年时间出齐法文版《鲁迅全集》。 — 123—
唐史基本史料总结
唐史基本史料 基本史书：《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亦称《五代史记》）和《大唐六典》是应当精读的基本史籍，其中尤其是《资治通鉴》一书，更应当经常反复地读，案头不可一日或缺。 精读史书：在精读上述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再涉猎一些诗集、文集和笔记之类的书籍。象《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律疏议》及《唐大诏令集》等书，如一时无暇通读，但起码也要经常翻检，熟习各书的体例和大体内容，以便在进行考释和从事专题研究时知道到哪一本书的哪一门中去查找史料。 重点的三史：《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唐史史料的来源：唐代最主要的历史原始记录是“起居注”。皇帝左右特置起居郎（有时称起居舍人），每天把皇帝的言论、行事如实记录下来，就是所谓“起居注”。史馆根据“起居注”中的原始记录加以整理、编纂，写成“国史”和历朝“实录”。五代人修《旧唐书》、北宋人修《新唐书》和《通鉴》时，就是主要从唐朝“国史”和“实录”中搜集史料的。今人除能看到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外，已读不到唐朝建国后的“起居注”。除《韩昌黎集》保留《顺宗实录》五卷外，其余历朝“实录”和“国史”已全部散佚。唐代“实录”只到武宗一朝，宣、懿、僖、昭、哀各朝“实录”均非唐人所撰，系宋代人宋敏求所补写。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旧唐书》一书前半部比较精详而后半部舛错特别多，为什么《册府元龟》一书大部照抄“实录”，而宣宗以后用贾纬的《唐年补录》补足。 从目录学书籍中了解唐史：为了弄清唐、五代、北宋修史时隋唐二代史料在当时保存的情况，不妨参考一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尧臣等人所编的《崇文总目》，知道一点古籍著录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尤其是《读书志》和《书录解题》二书，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此外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也都是这一方面必读的史书。 读史时对后人成果的参考：譬如读两《唐书》时，不但要参考赵翼的《廿二史箚记》和《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等书，而且要读近人岑仲勉先生的《唐史余沈》等书。此外如吴兢的《新唐书纠谬》和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也应该加以参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更当着意吸取，不能有所忽略。 注意各部史书的特点：譬如隋唐之际的很多跨代人物，在《隋书》本传中一般只写到隋亡，入唐以后的经历就只能到两《唐书》中去查找了，这就是《隋书》的特点之一。另外，《隋书》各志本来是《五代史志》，记载内容远不止有隋一朝，实际包括了北齐、北周、梁、陈及隋各代的史实，有时甚至远溯晋代。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应当每纪、每传、每志都两书对照起来钻研，掌握各书的优点与缺点。譬如《旧唐书》多照抄“实录”，虽然修史的人加工较少，但保留了史料的原始面貌对我们却非常有利，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诏令、奏疏、书信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对我们使用史料可以说是利莫大焉。修《新唐书》的欧阳修是宋代的古文家，由于过份强调“事增文省”，所以很多有价值的诏令、奏疏、书信或则被完全删去，或则被略写得面目全非。李密讨隋炀帝檄文是一篇农民起义的重要文献，在《隋书》和《新唐书》的《李密传》中均付阙如，只有在《旧唐书》中全部保留下来了。再如《新唐书》过份强调“文省”的结果，甚至连很多必要的年月也都失载，而我们运用史料却首先就重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在这一方面就只能求助于《旧唐书》和《通鉴》了。当然《新唐书》列传也不是全不如《旧唐书》，如《黄巢传》就是新胜于旧。此外，《新唐书》的“志”一般说来都优于《旧志》，尤其是《兵志》部份为正史的首创，更具有突出的地位。读《旧五代史》首先应知道这是清朝人的辑佚之作，并非完整的原著，所以不免有“割裂淆乱”之弊。欧阳修后来修《新五代史》，着意于运用“春秋笔法”，对史实记载不甚经意，尤其是篇幅不足，史料有限，所以今人治五代史，主要只能从《旧史》搜集资料了。司马光著《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取薛史，不据欧史，恐怕是有一定道理的。《通鉴》一书的特点之一是附以《考异》，司马光在《考异》中不仅进行了大量的考辨，而且引用了很多后人已无法看到的典籍，这些资料是非常珍贵的。此外，胡三省的注也有很高的价值。因此，读《通
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明清史2017.10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代的中国已处于传统社会的后期，新旧杂陈， 同期的欧洲正快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明代史 的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各个领域，又直接受不同研 究者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粗略统计，本年 度明史研究的专著约50余种，论文超过500篇。总 体而论，明史研究者能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求创 新寻融通，既关注社会热点又有所坚守，成果丰 硕。为评述的方便，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和关注 点，对论著略加分类。限于学识和篇幅，难免遗珠弃 璧，请同仁批评。 一、热点：“一带一路”与中外关系史。1.“一带一 路”成为研究新热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不过三年 时间，研究热潮已席卷全国，各类研讨会密集举办， 一些期刊还开设了相应的专栏。《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设有“丝绸学研究·丝路文化”专题，其中万明 《明代中国国际秩序的演绎》(第5期)认为，明初从 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西洋形成 的国际秩序，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建立 了新的国际秩序。《暨南学报》第4期设“国际政治与 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专题，其中万明《乡国之 间：明代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认为，洪武朝 开启了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刘迎胜《丝绸之 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第2期)分析了15世纪欧洲崛起时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局中的教训。晁中辰《明永乐帝为柯 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传〉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明朝永乐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 狭义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陈支平《福建客家的从商性格与连城海丝之路》(《历史教学》第2期下半月刊)从闽西客家人的基本生态入手，认为从商习俗扩大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涂丹与刁培俊《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古代文明》第4期)、汤开建《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中国农史》第5期)、陈春晓《宋元明时期波斯绿松石入华考》(《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等研究了丝路经济带上的香药、茶叶、植物、绿松石等物资往来。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东江贸易实际是16—17世纪东亚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史的重要组成。张海英《14—18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民间商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朝两国的政策许可，往来开展商贸活动。 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关系史。广义的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通的各条通道”(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近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南海争端，明史研究中的郑和下西洋、东亚局势、西学东渐、西方殖民者东来等成为热点。 刘晓东、年旭《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第1期)认为，明初对日交涉围绕“禁倭”与 2016年明史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彭勇 【作者简介】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7.4.13～20 【动态与综述】 · ·68